“置上”——于凡作品（2000-2012）
时间：2012年10月28日至11月18日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3B
主办方：中央美术学院
承办方：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协办：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承办，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支持，冯博一策划的“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年度提名2012于凡”：“置上——于凡作品（2000-2012）”展览开幕式，将于2012年10月28日下午4:00-6:00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3B展厅举行。
本次展览将展出于凡从2000年至今创作的雕塑作品40余件。这12年的创作过程对于凡来说，或许是他给自己安排的课程，每一个阶段的系列作品如同在与雕塑史各个时期的对话与交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一路走来的脉络，以及他在东西方之间的缝隙里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于凡并不认同惯常所说的“中西合璧”，他认为西方雕塑的“模仿”与东方的“造物”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概念，背后的精神来源也完全不同。他一直努力在两者的间隔中摸索出一个立足之地，寻找到自己的语言方式，试图将雕塑纳入到中国艺术的宽泛审美之中，使它具有如同中国绘画、诗歌一样的品质，超越模仿与刻画的层面，透射出表达之外的意味。也许，这不是一条捷径，但它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于凡本身，抑或可以成为其他人出发或者反叛的起点。
所谓“置上”，从表意上可以理解为许多雕塑都有耸立之感和高高的底座，但实际上指涉的是于凡对雕塑回归到神性的愿望。早期的西方雕塑总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中国的佛像和陵墓雕塑也总在处理人世以外的问题。于凡当然不是想让雕塑重新变成“造神”的工具，而是希望它成为神性注入的通道，让观看者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哪怕只是一个瞬间，内心也会有一小片灵性的直觉苏醒。
冯博一
于凡的圣塞巴斯蒂安和刘胡兰
尹吉男
刘胡兰不认识圣塞巴斯蒂安，于凡觉得他自己认识。圣塞巴斯蒂安也决不可能认识后世的刘胡兰，于凡觉得他自己认识。于凡认为自身可以出入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古代罗马和现代中国。以两个牺牲者作为对话人。对话的理由也许很复杂，但两个牺牲者的献身理由都很简单，死于信仰。流血是他们最表面的形式。流血对于英灵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流血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一部分。圣塞巴斯蒂安被射杀在柱子上，刘胡兰倒在铡刀下。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历史事件。于凡（为何）用雕塑形式分别做了两个当代作品，让我们通过雕塑把他们联系起来。
这两个死亡事件都被“当代化”了，洗去了文艺复兴的写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煽动性和悲剧色彩。玻璃钢表面的油漆光泽阻断了“还原”的历史想象。一个形式主义的主观游戏刚刚开始。在这个游戏贯穿的过程中，戏仿的解构性伴随着。像yBA的后前卫的某些策略性的举动那样，不强调与历史的断裂，而是强调与“历史”更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来自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态度正影响着中国的艺术家。我很奇怪，在于凡的历史情境中为什么没有同乡的历史名人——孔子和孟子。也许孔子、孟子之流虽说都有信仰，但并未死于信仰。他们的血液一直在自己的血管里流动，并未流出体外。身体的完整性从未被金属钝器破坏过。或许这就是于凡的“历史”取材于山西而不是自己的家乡山东的缘由罢。
山西的刘胡兰而不是山东的孔子与罗马的圣塞巴斯蒂安对应起来，这个鲜明的意象在我们的脑际排演成了历史与反历史抑或超历史的独幕剧。在信仰越发式微的今天，圣塞巴斯蒂安身上的箭镞像一颗颗牙齿嘲笑着所有快乐的出入教堂的当代灵魂。这副牙齿在世纪大讲堂上闪动，在滔滔不绝的黄段子中闪动。而那副恶毒而又罪恶的铡刀似乎变成了一把轻巧的剃须刀，在男明星的下巴上轻轻游动，毫无血痕，毫无惊奇。我们记住了“生的伟大”，忘记了“死的光荣”。这个历史独幕剧是一个平面，血腥无非是形式符号。
我相信，“后刘胡兰”会在这个独幕剧里认识“后圣塞巴斯蒂安”的，就像箭镞也可以射穿刘胡兰，铡刀也可以铡下圣塞巴斯蒂安的头颅一样，在这里可以互换不同的历史民族的残酷习俗。这是两个青春间的特殊对话吗？圣塞巴斯蒂安和刘胡兰都被各自的文化或意识形态书写在固定的模式里。这个模式具有崇高的现代性。它不容许圣塞巴斯蒂安认识刘胡兰，或刘胡兰认识圣塞巴斯蒂安。而在于凡的世界里，他们相聚了。历史被延伸到捉摸不定的现实中。
2004年6月27日于方舟苑
（尹吉男：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美术史系主任。著有《独自叩门》和《后娘主义》等著作）
节选自：朱其 超验的中国：它的自我景观和形式
于凡的雕塑表达了对于文革批斗呵和刘胡兰死亡现场的重新体验，将革命题材还原为一种关于革命和永生的宿命和超验论的主题，他假想了刘胡兰的头颅和少女的青春身体分开的那一瞬间在血泊中的唯美和政治超验的记忆复原，这一方式也应用于对文革批斗现场的还原，重现那一幕离奇的革命激情和暴虐的自我失控的时刻。
这种超验的时代总体性作为一种背景，更多地转化成一种自觉的语言实验。在早期作品中致力于一种观念艺术的雕塑形式，很少涉及社会性主题。后来转向历史和社会形象的超验性塑造，比如刘胡兰神秘的倒在血泊中；毛泽东的脸和他者的脸部肖像特征的结合，产生一张似毛非毛的脸。于凡的语言实验在于一个形象的社会形式的改变，朝向另一个意义指向的特征修改，在本质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对形象进行的“肖像”再造的方式，而不是走观念化的道路。
造型艺术的新世纪
造型艺术是传统技艺的升华与视觉语言的精英性建构，是人类所能达到的精湛手艺的明证，是敏锐精准的视觉感受能力和充满想象的形式表达能力的明证，也是人类追求精神超越的不懈努力之象征。
造型艺术的概念，准确地说是一个西画的概念，曾经有一段时间国画也被纳入到造型艺术之中，但这种归纳并不那么贴切。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绘画体系上的不同：国画表现的是二维的元素，是比较平面的表达，是“形”；而造型艺术表现的是三维的空间，是一种立体表达，是“型”。所以，我们可以严谨地讲，“造型”基本是从西方传统绘画体系嫁接移植过来的。
造型专业，按照西方所说的就是“架上艺术”的范畴，通常我们称之为“纯艺术”这样一种形式，它在未来视觉艺术的发展大趋势当中还能走多久？还能走得怎样？还会不会有一种世界性的兴盛景象？……这背后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思考造型艺术的未来发展，则离不开两个大的语境：一个就是速度迅猛的“全球化”；另一个就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态势以及提出的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方向。我们在这两大背景下思考造型艺术的发展问题，一方面，从全球化或者说是从西方艺术主流的角度，由于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变革浪潮的冲击，架上艺术的传统体系逐步解体，欧美主要美术学院的教学理念与学科设置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经历了重大改革，以素描为基础的写实技巧训练相继降低标准并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以艺术观念的分析，创新思维的训练与尝试，这样的训练与原来的严谨性相比已变得非常自由了。另一方面，从我们中华文化复兴的角度，造型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与西方现代艺术张扬个性、完全自主表达自我的要求是不同的。随着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都在迅速提高，弘扬民族文化的这种诉求就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中华文化的复兴也是中华文明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建构应做出的贡献，这正是我们考虑造型艺术发展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背景因素。
中央美院对待造型艺术的态度与基本方式，是在严格的基础训练的前提下，不断地往前发展，并非像西方一度认为的造型已经无路可走了。事实证明，我们的造型艺术还在向前推进，是有路可走的，而且在不断往前发展，在国际上已产生影响，这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将实验艺术也作为一个非常系统的、理性的内容纳入到学院教学当中，与架上造型绘画并列来对待，这一点充分彰显了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在宏观上不同于西方的把握。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会在国际美术教育领域中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正因为中央美院不局限于眼前，而是放到全人类文化这样一个大范围当中来思考造型艺术的发展问题，充分认识到造型艺术作为西方文脉发展到近现代取得了高峰性成就，其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不会随着曾经为之服务的宗教与宣传功能的减弱而整体淡出，而形式本体在历史演进中生成的独立价值和潜在的精神空间，仍然具有不争的未来学价值。造型艺术范畴内在的技艺性、文化性、超越性原则和中央美院“关注社会，服务社会”的现实主义传统，则仍将被坚守和发扬，这将贯穿于今后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有理由相信，造型艺术的新世纪是光明而美好的。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潘公凯
序
中央美术学院曾经是精英荟萃之地，也曾是名副其实的美术教学和创作的引领者，并因此而奠定了中央美院在全国美术界无可争议的地位。
进入新时期之后，中央美术学院的优势地位再一次凸显了出来。我们清楚记得，有着深厚传统积淀和锐意进取意识的美院人，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充分显示出其开放的胸怀和求新求变的性格，充分表现出其主动进取的心态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从而使美院又一次成为新观念和新方法的生发地和各类信息的集散地，而新一代精英的锋芒显露则预示着中央美院艺术教学与艺术创作一个崭新阶段的到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中央美院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环境的变化对美院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经过多年周转后，美院终于迁入了新的校址，但是其内部和外部环境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学院内部进行的学科调整，就是将原有的核心专业系整合为造型学院，并与设计、建筑等新学科一同成为二级学院；其次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当代艺术思潮的迅速发展直接冲击着造型艺术已有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而国内外社会、文化的迅速发展又不断的对造型艺术领域提出新的要求，同时，造型艺术自身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然而在多变和复杂的内外环境面前，造型学院艺术家并没有动摇对艺术的理想和信念，也没有因此而迷失方向，更没有一味的迎合与盲从潮流，而是以理性的态度、包容开放的心态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从容面对，并且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在艺术史演进的逻辑中，严肃、认真的思考着自己的艺术取向，追问着艺术的本质，坚持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并且自甘寂寞，脚踏实地的潜心研究、探索着各自的艺术发展之路。
今天，造型学院提出并举办教师提名展，其目的就是为那些活跃在教学第一线的、有着独到艺术见解、并且已经或正在形成个人独特语言方式方法的中青年艺术家提供一个展示其水平和实力的平台。同时希望借助学院力量和资源优势将他们推到前台，让社会大众了解、认识他们的艺术成果，让学术界关注、研究他们的学术成就。尤其在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举办这样的艺术活动，对于提名艺术家来讲，既是肯定，也是激励，既是荣誉，也是挑战。而对于更多的教师来讲，这样的方式必将会起到示范和带动的作用。因此，提出并举办一年一度的教师提名展活动，对于造型学院今天和未来的教学和创作无疑是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如果说学院艺术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被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那么，在信息、机会均等的当代社会中，则需要学院艺术家转换思维，并且以积极进取的态度主动去争取社会大众和学术界的认识和关注。只有如此，才可能赢得学院艺术家应有的学术地位，那种坐、等、靠的态度在今天显然是难以行得通的。因此，我们希望依托于学院的优势和学术的背景，大力推荐新人，推出名师，这不仅仅是策略之举，也不仅仅是美好的愿望。在我看来，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愿望一定会变为现实的。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院长 苏新平
造型艺术的新世纪
造型艺术是传统技艺的升华与视觉语言的精英性建构，是人类所能达到的精湛手艺的明证，是敏锐精准的视觉感受能力和充满想象的形式表达能力的明证，也是人类追求精神超越的不懈努力之象征。
造型艺术的概念，准确地说是一个西画的概念，曾经有一段时间国画也被纳入到造型艺术之中，但这种归纳并不那么贴切。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绘画体系上的不同：国画表现的是二维的元素，是比较平面的表达，是“形”；而造型艺术表现的是三维的空间，是一种立体表达，是“型”。所以，我们可以严谨地讲，“造型”基本是从西方传统绘画体系嫁接移植过来的。
造型专业，按照西方所说的就是“架上艺术”的范畴，通常我们称之为“纯艺术”这样一种形式，它在未来视觉艺术的发展大趋势当中还能走多久？还能走得怎样？还会不会有一种世界性的兴盛景象？……这背后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思考造型艺术的未来发展，则离不开两个大的语境：一个就是速度迅猛的“全球化”；另一个就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态势以及提出的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方向。我们在这两大背景下思考造型艺术的发展问题，一方面，从全球化或者说是从西方艺术主流的角度，由于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变革浪潮的冲击，架上艺术的传统体系逐步解体，欧美主要美术学院的教学理念与学科设置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经历了重大改革，以素描为基础的写实技巧训练相继降低标准并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以艺术观念的分析，创新思维的训练与尝试，这样的训练与原来的严谨性相比已变得非常自由了。另一方面，从我们中华文化复兴的角度，造型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与西方现代艺术张扬个性、完全自主表达自我的要求是不同的。随着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都在迅速提高，弘扬民族文化的这种诉求就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中华文化的复兴也是中华文明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建构应做出的贡献，这正是我们考虑造型艺术发展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背景因素。
中央美院对待造型艺术的态度与基本方式，是在严格的基础训练的前提下，不断地往前发展，并非像西方一度认为的造型已经无路可走了。事实证明，我们的造型艺术还在向前推进，是有路可走的，而且在不断往前发展，在国际上已产生影响，这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将实验艺术也作为一个非常系统的、理性的内容纳入到学院教学当中，与架上造型绘画并列来对待，这一点充分彰显了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在宏观上不同于西方的把握。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会在国际美术教育领域中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正因为中央美院不局限于眼前，而是放到全人类文化这样一个大范围当中来思考造型艺术的发展问题，充分认识到造型艺术作为西方文脉发展到近现代取得了高峰性成就，其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不会随着曾经为之服务的宗教与宣传功能的减弱而整体淡出，而形式本体在历史演进中生成的独立价值和潜在的精神空间，仍然具有不争的未来学价值。造型艺术范畴内在的技艺性、文化性、超越性原则和中央美院“关注社会，服务社会”的现实主义传统，则仍将被坚守和发扬，这将贯穿于今后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有理由相信，造型艺术的新世纪是光明而美好的。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潘公凯
序
中央美术学院曾经是精英荟萃之地，也曾是名副其实的美术教学和创作的引领者，并因此而奠定了中央美院在全国美术界无可争议的地位。
进入新时期之后，中央美术学院的优势地位再一次凸显了出来。我们清楚记得，有着深厚传统积淀和锐意进取意识的美院人，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充分显示出其开放的胸怀和求新求变的性格，充分表现出其主动进取的心态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从而使美院又一次成为新观念和新方法的生发地和各类信息的集散地，而新一代精英的锋芒显露则预示着中央美院艺术教学与艺术创作一个崭新阶段的到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中央美院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环境的变化对美院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经过多年周转后，美院终于迁入了新的校址，但是其内部和外部环境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学院内部进行的学科调整，就是将原有的核心专业系整合为造型学院，并与设计、建筑等新学科一同成为二级学院；其次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当代艺术思潮的迅速发展直接冲击着造型艺术已有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而国内外社会、文化的迅速发展又不断的对造型艺术领域提出新的要求，同时，造型艺术自身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然而在多变和复杂的内外环境面前，造型学院艺术家并没有动摇对艺术的理想和信念，也没有因此而迷失方向，更没有一味的迎合与盲从潮流，而是以理性的态度、包容开放的心态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从容面对，并且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在艺术史演进的逻辑中，严肃、认真的思考着自己的艺术取向，追问着艺术的本质，坚持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并且自甘寂寞，脚踏实地的潜心研究、探索着各自的艺术发展之路。
今天，造型学院提出并举办教师提名展，其目的就是为那些活跃在教学第一线的、有着独到艺术见解、并且已经或正在形成个人独特语言方式方法的中青年艺术家提供一个展示其水平和实力的平台。同时希望借助学院力量和资源优势将他们推到前台，让社会大众了解、认识他们的艺术成果，让学术界关注、研究他们的学术成就。尤其在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举办这样的艺术活动，对于提名艺术家来讲，既是肯定，也是激励，既是荣誉，也是挑战。而对于更多的教师来讲，这样的方式必将会起到示范和带动的作用。因此，提出并举办一年一度的教师提名展活动，对于造型学院今天和未来的教学和创作无疑是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如果说学院艺术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被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那么，在信息、机会均等的当代社会中，则需要学院艺术家转换思维，并且以积极进取的态度主动去争取社会大众和学术界的认识和关注。只有如此，才可能赢得学院艺术家应有的学术地位，那种坐、等、靠的态度在今天显然是难以行得通的。因此，我们希望依托于学院的优势和学术的背景，大力推荐新人，推出名师，这不仅仅是策略之举，也不仅仅是美好的愿望。在我看来，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愿望一定会变为现实的。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院长 苏新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