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现代美术传统中的写实主义等同于“现实主义（realism）”是片面的，这忽视了“写”的位置。在中国遭遇现代性挑战时，写实主义是文明的书写性与真实、实力、当代等因素的再编制。 写实问题，承接近代以来中国艺文两次重要变革。一为康有为之碑学运动衍生，首提“写实”为画学西学中取之纲领，康氏弟子徐悲鸿以此说取宗西画大卫特以来新古典主义统绪，开共和革命国家之美育政教；二为美术新潮运动引入西方新思潮，挑战以写实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总体美育秩序，中国写实经验遭解构后打开新纵深，重构为当代艺术之中国学派，在观念绘画、实验影像、社会艺术、剧场表演等方向的独到贡献，均可查证出写实主义深层底色。 两次变革即是两次十字路口的道路交锋，现代主义作为写实秩序的对手亦两次出现。一次作为塞尚之自律现代主义，一次作为“文化热”之启蒙现代主义。“写实”与其说是引入西方一种造型风格，不如说是中国文明试图克服现代性历史观的艰难实践。 如果要克服一种历史观，其必然具备另一种，哪怕这种历史观早已伪装成写实油画。写实道路的始作俑者康有为，也许是中国古典文明最后一位自主变革者，而其革命历史观正是来自晚清公羊学的理论突破。 儒学六经中的《春秋》经被认为保存着中国对于历史问题的最高知识，历史认识不仅是儒学对于道、佛两家的学术优势，也是中国文明对于其他文明的文化优势，中国这样规模庞大、体例严谨、几无断绝的历史书写世所罕见。而对于《春秋》的多种解释传统中，《公羊传》被认为是最伟大、严密、科学的两三种之一。康有为不仅将公羊学进行了充分的当代化、实践化，在政治、学术、艺文、教育、地缘等领域掀起变革的巨浪；还将公羊学未来化，以《大同书》开创中国自己的激进解放图景，其弟子梁启超等受其影响亦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未来学与科幻文艺。 中国近三十余年的总体文化政治实践，无法想象脱离了“拨乱反正”、“小康社会”、“通三统”这些古典公羊学术语会如何。这些关节印证了公羊史观的时间骨架从未在中国垮塌，这种史观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时间感与美学冲动或许也正提供着深层支撑。写实主义或许不是当代艺术运动的战败者，而是新秩序下美术征途的主心骨。 关于“新碑学”系列展览 碑学运动，是纵横于晚明至清末之巨大历史场域中的一场政治美学运动，是古典中国最后一场重要艺文运动，也是现代中国诸政治文艺思潮的序章。此运动名为书法思潮，实则一端为清代经学重构，以阮元、康有为等经学思想巨擘构成核心统绪；另一端为全球化视野于清末之发端，碑学立场转化名相而为安排取舍世界知识之法门，波及徐悲鸿等文艺家对现代中国文化法权与学统的塑造。 “新碑学”是一个修辞，辅助于发掘古典中国文明与全球化世界之间纵深关系的志业；亦是由当代学人组成的“经验史写作小组”讨论题目，并愿望达成实验艺术创作与经验史考古的文质相复。重构经学与全球化的深入，是当代中国的关键性现实，重启碑学运动视域，亦是要同时面对这两大现实；而清理现实，需通识道与技、法与美、器与礼、轻与重，此进路中，难有比碑学遗产更殊胜者。
将中国现代美术传统中的写实主义等同于“现实主义（realism）”是片面的，这忽视了“写”的位置。在中国遭遇现代性挑战时，写实主义是文明的书写性与真实、实力、当代等因素的再编制。 写实问题，承接近代以来中国艺文两次重要变革。一为康有为之碑学运动衍生，首提“写实”为画学西学中取之纲领，康氏弟子徐悲鸿以此说取宗西画大卫特以来新古典主义统绪，开共和革命国家之美育政教；二为美术新潮运动引入西方新思潮，挑战以写实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总体美育秩序，中国写实经验遭解构后打开新纵深，重构为当代艺术之中国学派，在观念绘画、实验影像、社会艺术、剧场表演等方向的独到贡献，均可查证出写实主义深层底色。 两次变革即是两次十字路口的道路交锋，现代主义作为写实秩序的对手亦两次出现。一次作为塞尚之自律现代主义，一次作为“文化热”之启蒙现代主义。“写实”与其说是引入西方一种造型风格，不如说是中国文明试图克服现代性历史观的艰难实践。 如果要克服一种历史观，其必然具备另一种，哪怕这种历史观早已伪装成写实油画。写实道路的始作俑者康有为，也许是中国古典文明最后一位自主变革者，而其革命历史观正是来自晚清公羊学的理论突破。 儒学六经中的《春秋》经被认为保存着中国对于历史问题的最高知识，历史认识不仅是儒学对于道、佛两家的学术优势，也是中国文明对于其他文明的文化优势，中国这样规模庞大、体例严谨、几无断绝的历史书写世所罕见。而对于《春秋》的多种解释传统中，《公羊传》被认为是最伟大、严密、科学的两三种之一。康有为不仅将公羊学进行了充分的当代化、实践化，在政治、学术、艺文、教育、地缘等领域掀起变革的巨浪；还将公羊学未来化，以《大同书》开创中国自己的激进解放图景，其弟子梁启超等受其影响亦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未来学与科幻文艺。 中国近三十余年的总体文化政治实践，无法想象脱离了“拨乱反正”、“小康社会”、“通三统”这些古典公羊学术语会如何。这些关节印证了公羊史观的时间骨架从未在中国垮塌，这种史观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时间感与美学冲动或许也正提供着深层支撑。写实主义或许不是当代艺术运动的战败者，而是新秩序下美术征途的主心骨。 关于“新碑学”系列展览 碑学运动，是纵横于晚明至清末之巨大历史场域中的一场政治美学运动，是古典中国最后一场重要艺文运动，也是现代中国诸政治文艺思潮的序章。此运动名为书法思潮，实则一端为清代经学重构，以阮元、康有为等经学思想巨擘构成核心统绪；另一端为全球化视野于清末之发端，碑学立场转化名相而为安排取舍世界知识之法门，波及徐悲鸿等文艺家对现代中国文化法权与学统的塑造。 “新碑学”是一个修辞，辅助于发掘古典中国文明与全球化世界之间纵深关系的志业；亦是由当代学人组成的“经验史写作小组”讨论题目，并愿望达成实验艺术创作与经验史考古的文质相复。重构经学与全球化的深入，是当代中国的关键性现实，重启碑学运动视域，亦是要同时面对这两大现实；而清理现实，需通识道与技、法与美、器与礼、轻与重，此进路中，难有比碑学遗产更殊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