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应邀来到中央美术学院，作为当代学术开放讲堂第七讲的主讲嘉宾，进行题为“普京与俄罗斯的大国战略”的演讲。
冯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政治、外交、社会转型、大国关系、国际政治理论等，专攻俄罗斯问题及战后国际关系。他的另一个身份更加瞩目，即身为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唯一中国成员。这是俄罗斯为国际知名的俄问题专家和学者举办的一个专业聚会，参与者有机会在俄罗斯的一些重要部门和地区参观访问，并能与俄高层官员和学者交流，其中，俄罗斯总统与参与学者的见面会是会议最受外界关注的内容。瓦尔代国际研讨会也是国际俄罗斯学界了解俄罗斯最新政治走向、俄精英阶层决策构思的重要窗口。
讲座主持人宋晓霞教授在讲座伊始重申了当代学术开放讲堂的主旨。她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向，即从追求在全球化的艺术系统中脱颖而出，到不仅仅按照一种公认的当代西方模式表现那些显示而易见的“中国”关切，艺术切入社会也不再只是唤起人们对各种问题的共鸣。为适应这一转向，尤其需要在全球视野下促进我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启发我们对历史变革进行系统化和整体性的思考。俄罗斯的大国战略，是当代国际政治的焦点之。这正是本次当代学术开放讲堂的独特之处。
冯教授将讲座分为三个部分：一、关于普京：作为一种“俄罗斯符号”，普京如何管理俄罗斯；二、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三、如何以开放的视野看世界、中国人如何看俄罗斯以及新格局之下，我们所在的环境有什么变化。冯教授首先从俄罗斯内外对普京的评价开始，他指出关于普京的评价黑白分殊，十分清晰。关于其正面的评价，从十多年前在俄罗斯民间流行的一首歌《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就可得出结论，而反面声音则来自于指责其妄图回到过去，恢复前苏联体制，颠覆苏联解体后的成果。造成“普京现象”有以下几个因素：1、俄罗斯特殊的历史背景；2、普京其人（家庭、个性、仕途和抱负）；3、争议中的国际评价。针对第一个因素，冯教授特别指出，我们观察俄罗斯问题不仅需要掌握大量的信息，还要了解这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世界，这才是最关键的。地跨欧亚大陆，俄罗斯既不属于东方文化体系，也和西方文化精神有所区分，“俄国就是俄国”——冯教授以一句俄罗斯谚语总结道，因而我们不能以哪种显见的发展轨迹或者模板套到俄罗斯身上。
现代俄罗斯的铸成有三个重要发展时期，第一阶段是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初，这段时期也被称为俄罗斯的“发展黄金期”，两位重要人物——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王为俄罗斯的起步奠定了坚固基础，尤其是彼得大帝，作为帝国基业的开创者，冯教授形容道：“彼得大帝把俄罗斯放到欧洲的染缸里浸染了一遍”；第二阶段是19世纪中叶，最大的推动因素是农奴制改革，其中，“俄国村社”模式直至今日仍旧对俄罗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作为一种原始共产主义形式，它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在俄罗斯生根发芽，而欧洲的议会制度却无法在此扎根；第三阶段则是由于社会矛盾高度激化导致的十月革命。
普京是在一个曾经辉煌的帝国，且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崩溃之后的背景下上任的。前任总统叶利钦作为苏联解体后的首任总统，没能促使国家和人民从解体后的困窘中走出，所以可以说，普京是在危难之秋临危受命。普京本属于自由派，上任初期还问美国能否加入北约，重回欧洲。但冯教授指出，2003年普京的政治意图和取向有了巨大的转变。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反对伊拉克战争；其二，在国内对基层选举进行收权；其三、下令逮捕俄罗斯当时的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防止叶利钦时代寡头干预政治的情况延续。但十年后，又对其进行了赦免。
冯教授将普京比为拿破仑，并对法国大革命和苏联解体时期拿破仑、普京的政治作为作比对，认为二人在面临的国家境况、个人政治生涯有诸多相似之处。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一方面抵抗周边的封建国家对他的侵略，一边通过打仗推广法国革命。拿坡仑把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它的自由、平等、友爱原则散播到欧洲大陆，推动的真正的等级制度改革。再看解体后的俄罗斯，如何进行民主改革、市场经济改革都需要内外通力合作，但很显然，叶利钦政府对新形势掌控不及，各种问题在初期得不到有效地解决，尤其是民生问题。普京虽在较为缓和的国家形势中上台执政，但他没有完全按照叶利钦的思路继续推进90年代比较激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而是选了一条比较稳健的道路，他在执政初期一直强调自己是自由派，但在近几年却改口称自己为“保守主义者”。所以说，冯教授认为普京和拿破仑有可比性，但普京是否内心如拿破仑一样活泼，就不得而知了，这需要与他本人有更深入的交流。
关于“普京现象”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概念，即“威权政治”。俄罗斯的威权主义跟它的政党制度有关，即一党独大，而他的反对党也是实实在在的，之所以普京2012年的重新当选总统过程那么艰难，是因为反动党很强大。2011秋天的抗议风潮，10几万人上街游行，其中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但是普京这边却进行了有效的回击，譬如冯教授在当时曾为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写过评论文章，请他描述“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会是什么样的”，如此，利用反语激发群众对选举形势的思考，借用反对派的措辞反击，并最终有力地扭转了颓势。
针对乌克兰的问题，冯教授从19世纪乌克兰画家库音芝（也是俄国巡回展览画派的重要成员之一）的两幅作品切入，分析乌克兰的文化和民族性。其中，《第涅泊河上的月夜》这幅作品中蕴藏着一种乌克兰人的宁静，甚至带有伤感和神秘，给人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另一幅作品描绘了乌克兰的农舍。俄国绘画的民粹倾向很重，但乌克兰绘画相比俄国，表达得更加质朴、低调，既没有俄国的那种帝国气象，也没有知识分子的宏大抱负，从中可以感受到乌克兰朴实的民族性。
冯教授对近期乌克兰事件用了一句话概括，即“这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缓和，但也可能是长期的冲突”。因为第一，俄罗斯把克里米亚这个地区拿过来了，这是大事情；第二，现在不光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还是美国，还是欧盟，大家都动了真格，死了那么多人，而且其中有很多的政治的阴谋诡计，这次西方做得过分了。面对这么大的国际纠纷，中国不能不表态，但是怎么表态？一方面是国与国之间的重大冲突，另一方面是利益纠葛，欧洲和俄国抢夺乌克兰市场，美国也搀和进来分一杯羹。同样，中国在乌克兰事件中也要有所借鉴，譬如处理国际事物的方式，在面对东海、南海的问题时如何应对。
冯教授最后对美院的同学建议道，艺术家到世界各地办展，就会有跟各个国家的艺术家交往的机会，交流过程中人家想要听到的不光是你的创作理念、中国人的本土气息，更重要的是中国和世界的关联，中国人对国际事务的看法等等。在今天，作为艺术家，不能只局限于自身的艺术世界中，也要跳出去，将自己置身于整个世界中，思考个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Q&A
1、第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种西方的发展道路，或者是欧洲式的发展道路？由于俄罗斯自身的历史，导致它在两种倾向当中折磨着自己的道路，您怎么看西方道路的概念？第二个问题：您如何评价19世纪下半叶民粹主义运动？尤其是知识阶层在民粹运用中起到的作用？
冯：欧洲的发展道路，即现代化，有不同的发展梯度。如英国，法国是第一梯队的现代化国家。德国糟糕一些，因为前线的发展国家已经成熟了，国家已经在构建了，疆域也已经划分了，所以一定要进行民族解放运动，通过统一战争才能取得政权，逐渐形成民主国家。俄国更加偏离了这样的发展方向。英、法式的社会群体发展很充分，市民阶层、商人、知识分子、贫民、包括奴隶都划分得很清。后来德国发展不起来，马克思就说我们德国资产阶级是庸俗的小资产阶级。而俄国连有没有资产者都是一个问题。19世纪70、80年代，民粹派一位女性成员曾给马克思写信，询问他的著作《资本论》和俄国是否有关系，俄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他的意见来推进的。马克思回信说他所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以及走向破产的规律的总结，是基于在西欧，特别是英国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请不要把他的话引申到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其他的历史发展观中去。这说明俄罗斯的发展模式和西欧是不同的。
民粹现象在19世纪晚期俄国普遍出现，气息很重，但没那么极端，例如列宾、苏里科夫的画、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都有民粹倾向。70、80年代民粹是一个潮流，以回到民间作为荣耀，但俄国老百姓不买账，因此民粹只是一个局部的现象。社会形成分化，国家管理者不可能拿出一套面面俱到的方案，把所有人都照顾到。民粹的出现在所有发展转型的国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如拉美地区，甚至包括台湾，前不久的抗议自由贸易服务贸易协议行动就是一个显著的民粹表现。因而，我们如何面对民粹现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既要社会进步，又要照顾其他的社会群体。所以这个过程中，从事精神领域工作的朋友们多多少少要对最先进的，最高尚的那些东西投以更多的关注，同时也关注民生。
2、我是社会报的记者，作为媒体我发现一个现象，即西方的主流媒体的说服力很强，您怎么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西方主流媒体对俄国的霸权的指责会传播的那么广，而中国的媒体、包括知识分子，会依赖西方的观点。甚至在我们自己看自己的问题上，也在依赖他们的舆论，您如何解释？
冯：西方媒体很成熟，跟从业人员有关系，也跟国家社会制度的理念、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偏好有关系。客观的说，西方媒体人员的素质高一些，他们在专业训练和鼓励独立精神这两方面做得多一点。同时，政府也尽可能地促成媒体的开放。举一个例子，2011年4月1日，中美飞机撞机事件发生，事件发生后的8天时间里美国媒体都统一性地对中国进行舆论攻击，但是转机出现在8号的一个电视节目，邀请了三位嘉宾，美国方面是两位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和布鲁金斯，中国方面是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杨洁篪。杨洁篪说现在中国遭遇的事情如同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子里面，门开着，看见一个人老在门口窥视，这就是中国人现在的感觉，希望美国朋友关注中国人的心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基辛格认为应该把事件调查清楚在作判断，而布鲁金斯则我说们美国人走在街上，不小心碰到对方还会说一声对不起，我认为美国完全应该说声对不起。电视节目之后，小布什总统发表道歉信，同一时间，美国媒体舆论也缓和下来，这说明美国官方和媒体在大事件上是十分有默契的。
这个世界变化很大。现在社会的开放度、透明度将决定一切，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但反过来想，一个社会如此开放，对信息的质量要求就会很高，信息的质量不光要讲求透明度、真实性以及平衡性，我们现在社会除了横向大家平等，还有一个纵向的，就是要关注一个社会演进的连续性，在这一点上，现在的年轻人做的还很不够。
文\周颖南
图\董慧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