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贵宾厅 
时间：2010年11月17日 上午11：30-12：30 
系列访谈学术指导：王璜生 
采访人物：姜节泓  
采访人：董慧萍 

美术馆：姜老师您好！我看过您好几篇文章，采访您很有压力，因为您是方法论专家，您的思维特别有逻辑性，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次展览的名称，现在请您详细讲一下这个名称的由来，以便于我们的观众能更好地解读作品。 
姜节泓：这个名称说来话长。整个展览是一个契机，因为它是咱们影像十周年的一个纪念。当初我在探讨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十年曝光”。这是对于大的研究项目一个名字，然后这个题目有之后呢，接下来往下思考的时候，我们发现会出现种种问题了。比如讲，十年曝光很容易做成一个简单的、回顾式展览。这个并不是我们希望所看到的，这个是基于我和谭平老师、王川老师一起探讨，所得到出来一个结论。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展览做成在回顾的同时它是有一种前瞻性的。你如果把它做成前瞻性的话，这个十年曝光是一个好题目，我自己特别喜欢了，但是十年曝光这个题目本身可能它缺乏主题性的焦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似乎可能做成一个优秀作品展。 
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这需要另外插一句话了，我们在这里所展出所有的作品不是包括所有的优秀作品，我相信其他校外的、校内的都有很多优秀作品。比如说张超他的作品就很好了，但是他的作品没纳入进来，这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好，这个我是一直跟艺术家重申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展览跟一帮好的作品是两回事了。所以这个是我在策展过程当中一直坚持一个理念了，我也非常感激在美院方面的老师、领导的支持。所以说这是一个大题目。 
然后落实到两个小题目的时候，其实也是从两个角度来讲的。一个呢，如果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前瞻性一个东西的话，我们必须有校内的老师和校外老师。所以说我们校外老师差不多占到三分之二，校内的老师仅仅只有三分之一。那么像这种比例呢，在一般回顾性展览里面我们是看不到的。回顾性的展览就是在校内的，所以说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开放式的针对当代影像前沿艺术家这样一个展览。这样来制定大的策略的话，我们所要确定一个主题，恐怕它应该是比较前沿性的，对于当代影像一个思考。所以展览叫做“没有记忆时代”，这个是讲到中国急速发展，城市发展当中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涵盖种种的记忆的流失和记忆的一些创造，是在这样一个语境里面，我们策展人和艺术家进行探讨，这个是大展览。 
小展览的题目生成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如果说我们整个活动做成全部是开放式那么也不对了，美院位置在哪里？所以我们就把它拆成一个大展览和一个小展览。小展览全部都是美院历届十年以来优秀毕业生。包括现在在读研究生和本科生。这个展览策划是倒过来的，不是我们建立策展一个框架去邀请他们探讨，而我是大量阅读十年以来学生的作品，那么就发现其中有一些中央美院的学生，他们摄影系的学生做出来的作品有一种特殊气质，这种气质可能跟他们年龄有关，可能中央美院自己艺术氛围有关，可能跟美院大的环境一个艺术环境有关。其中就牵涉到很多个人的形象，人的变化，我们就它叫做变故我在。这个名字听上去相对来说年轻一些，这个是针对学生一个展览。
 
美术馆：看您的文章《革命在继续》，还有《为了艺术的大众，为了大众的艺术》，我好像能找到一些您起这个名字一些渊源了。在您的《革命在继续》那篇文章当中，您谈到文革时期记忆深刻性、像大字报、红色、毛泽东。那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记忆就开始逐渐破碎了。您起这个名字是不是也跟您以前这个研究有关系的，有内在联系吗？ 
姜节泓：我觉得你提到这个呢，我个人倒是没有这么想，你可能看到是《革命在继续》自白吧？ 
美术馆：应该是。 
姜节泓：那个其实对于原文一个再阐述。因为原文不准我翻译成英文，因为有版权的问题。我是在英国出版的，那本书讲的中国当代艺术它跟文革渊源。当代艺术说到底最感染人还是创造力，那么它的这种创造力我觉得跟文革有渊源的，是在梳理那个事。那么讲到我们这个展览记忆的话呢，我倒是觉得是我跟小孩子有的时候聊天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四五岁小孩说，我三岁、两岁生日的时候，我穿着一个花裙子，这个花裙子是什么颜色的，有什么蝴蝶结。我想他怎么记忆这么好了，因为两岁的事，他怎么可能记得住，比如说，他已经五岁了。后来我发现他们记忆是在不断浏览电子相册，他们记住是照片，他们记住不是现实。照片跟现实还有差异的。照片是一个没有流动性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要的记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要的记忆是一个很确凿在纸上一个记忆呢？比如说，我想我的小时候，特别小的时候我可能没有照片了。那么我的记忆里面可能还充满很多想象。那么在看到照片之后的记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这一部分想象的东西，可能是当代影像比较珍贵的东西，跟创造力有关的。我们的大展览名是“没有记忆的时代”，我想从这个角度切入进去的。这是我的一个初衷了，当然这种初衷在有的艺术家作品当中实现了，有的没有实现的。我觉得没有关系，关键是这个初衷是值得探讨的话，这个展览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结束，我们可以继续探讨。
 
美术馆：这个展览总共分成三个部分：没有记忆的时代，我变故我在，还有整个摄影十年历程文献展，他们之间这种内在的联系，您怎么去思考这种内在联系？ 
姜节泓：首先声明了，文献展不是我做的，这个是王川做的，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美术馆：那前面两个展内在关系呢？ 
姜节泓：因为是美院，我跟谭老师在聊的时候，我说美院是做一个回顾展的话应该是跟任何一个学校做回顾展都不一样的。美院做的回顾展它是一个开放性，它是一个前瞻性的。它就是把我们当前在中国影像界最前沿的艺术家，把他们邀请过来做一个展览。展览是带有主题性的。那么一个小的展览呢，是历届学生一些重要作品，它直接与教学相关，我觉得教学的成功，教师是一个方面，但是还是要看学生了。学生厉害的话，别人就觉得你这个学校厉害。老师当然重要了，但是我觉得在教育界最最锐利的一些锋芒应该是在学生身上了。我自己也在教学，很多事情让我们有这样的体会。我昨天还跟他们聊，还在说，我说美院已经埋怨不了任何人，因为你们已经有全中国最好学生了，如果教的不好的话，一定是老师的问题，不会是学生的问题。这么好的学生怎么教不好，在这么好的生源基础上面，其实对于老师是相当大挑战。因为很多学生都不傻了，学生一看，几堂课下来以后，他们就知道哪个老师好，哪个老师不好。那么在这种情况呢，整个教师班子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老师能力也可能参差不齐，任何学校都是一样的。参差不齐没有关系了，关键是如何利用自己的长处，我觉得把学生做作品的积极性带出来了，这个跟学其他课不一样的。在其他学校里边你去授课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最大一个问题你发现学生没有纪律，学生纪律是因为什么呢？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学生没有热情了。在美院的学生我就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他都有热情了。美院多难考，好不容易考上不可能没有热情的。我觉得在这样氛围里面所有的学生都在为自己的作品做工作，而且互相较劲，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我们展览虽然小，虽然你看到学生作品有的还有一些学生气了，这个没有关系。你看到不光美院学生手底下有这么活儿，活儿都很棒了，同时他们整个想象还是开放式还是多元的，这种挺好的。
 
美术馆：你有没有考虑这两个展览最核心的东西、区别在哪? 我昨天看一下两个展览的图片，好像在我看来，第一个展览“没有记忆年代”艺术家年龄一般是60后，是这么一个年龄段。“我变故我在”展览艺术家一般都是80后，有的可能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但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实际上两个年龄段的，这是两个展览的区别之一，您可否就个方面，说一下。 
姜节泓：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一个话题。这个又回到你刚才提到《革命在继续》文章这个事。
 
美术馆：好像第一个展“没有记忆年代”是“革命在继续”。 
姜节泓：对，第一个是“革命在继续”，这个多多少少是有影响的，你没有办法排除的。比如说王庆松的作品，我们不说他的内容，我们说他的方法论，他是往大里做的，那么这种做大的东西跟文革这种情节完全是有关系的，但是80后，他们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了，文革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故事。 
美术馆：没有一丝记忆。 
姜节泓：不是一个记忆的问题。他完全没有经历了。那么这个事情他可能是父母身上听来的，因为他们父母年龄小一点的话可能就60后了，他们父母可能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这个时间段的，他们父母正好是红卫兵年代，还正在青春期。所以说，他父母可能会讲给他听很多故事，但是这些故事仅仅是故事了，对于他们来讲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没有吃过苦的，我说“苦”是政治上的，不见得是生活上的。现在他觉得完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高楼都在建，然后一天日子比一边过得好，在蜜罐中长大的。虽然说他们要吃吃食堂，租一个房子。但是这种吃苦跟我们那个年代完全不能比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作品里边相对来说会轻松很多。他们会玩了，他们有很多会玩的地方，但是回过头你看60后的展览—“没有记忆的年代”，他们一方面艺术家手法上面相对来说要沉稳很多，这个是跟艺术家的经历有关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也在创作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会带出一点苦涩的东西。包括刘铮的作品，他有一种苦涩情节在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的。然后有很多人这样的作品，包括很多很华丽的东西，表面上面很漂亮的东西，像缪晓春的，访谈他之后，你跟他做交流之后，他这个里面很多对于生命一种很苦涩一种思考在里面。虽然说画面上面不见得看的出来，从他的《最后审判》一直到现在《换面》最新这个作品，他不断思考人的生命来去。包括姚璐的，包括王川，他们总归是在传统、现代之间有一些纠结。但是你看年轻这帮人完全没有这种纠结的。
 
美术馆：我昨天看你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方法论挺强的。“我变故我在”正好可以对应前面“没有记忆的时代”。好像60后艺术家多是“以不变应万变”；80后的艺术家不然，好像是“以万变应万变”。这个好像是很明显的特征。在60后作品的里面，他们更多是关注环境的变迁、怀旧、历史、反思、人性的关怀。而“我变故我在”的作品，好多作品技术很高，但是它实际上呈现一个时代整体特征，就是80后用作品表达的有自闭、自恋、迷茫或者有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在里面。 
姜节泓：你分析相当好。
 
美术馆：：我觉得挺感触的！几个月前第一次坐在这儿听您讲这个展览，我真是对这个题目不太理解。但是我后来反复看您的文章，然后把这个两拨作品做深入对比以后，我开始理解您的构思了。 
姜节泓：我接着你这个说的话，没有记忆的时代为什么没有记忆，就是因为变化，因为城市变化，社会变化太快了，才没有记忆了。那么回过头为什么我变故我在，为什么要变化，因为我们就是这些80后的人，他们不需要记忆，两展览之间还是有一种内在关联的。 
美术馆：这个挺有意思的。如果观众往细看的话，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姜节泓：这个等于是谭老师给我布置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一做就是一年，最后写出那个书来。我觉得整个书写的过程，我觉得还是学到很多东西，包括西方对于一些影像的理论，特别是对于中国现在发展一种深层面思考和影像的关系，我觉得还是能够搭起平台，我们可以接着探讨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也在计划了希望这个展览之后，我们再用一年的时间，明年看什么时候合适的时候，做一个专门当代影像这么一个研讨。我们有这样初步的想法。
 
美术馆：前一段时间我馆有一个讲座，讲座的核心是，世界最核心的变化实际上图像的变化。研究媒介发展史，从文字、印刷、照相、video、网络、到现在移动媒体，整个这个世界变化，世界图像质的变化核心原因是媒介的改变造成的。似乎咱们可以通过图像这种展示去理解媒介历史与展览之间的关系。 
姜节泓：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我觉得媒介一种发展其实是喜忧参半的。比如讲看书，看杂志，现在有了iPad，这个对于印刷业打击是太大了，这个是釜底抽薪，怎么过呀？你不能一口饭都不给人吃的。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终归希望有一个书实实在在能够拿在手里。比如说，你是作者了，我让你选择，你要出一本书，你出一本真的书呢，还是上网发表呢？你肯定选择书了，这个感觉是一个事，虽然砍掉好多树，但是这是一个事，能够拿在手里，这是一个方面了。 
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因为网上一些信息，电子媒介因为他的管理规范相对来说不是很严谨了。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在西方做学问的话，做研究用网上资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般来讲，我们不会用网上的资料。 
美术馆：就是一定图书馆去查了。
姜节泓：这是一个问题。因为网上的消息，网上发表的东西太简单了，你呀我呀随时随地可以发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是有问题，特别是对于很严谨的学术研究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方面了。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媒体这个发展，我上次英国他们有一个美术馆研讨会，我提出一个事，我觉得是一个挺大悖论。比如说，咱们中央美院美术馆一定要有网站了，那么网站要做好吗？当然要做好了，你可能每一个展览，你都知道一些详细资料。但是有一个很大问题，特别是对于年轻来说，觉得信息来的太简单了，还会来看吗？网上都有的话，我还会进入这个空间看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有的作品展示形式，它是必须在三维空间里面看的，你一旦网上发表的话，我觉得对于作品本身不能说侮辱了，至少来说是一个很不对的展示方式。那么这样的话，它会引起一些问题，别人因为看到这个图像，他已经见过了，可能他就不来美术馆了。 
美术馆：这种可能性很大的。 
姜节泓：现在小孩都懒惰了，什么宅男宅女在中国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在这样情况下面，我们美术馆网站如何利用如何建设，这是很有挑战性的。你也不能不摆信息。 
美术馆：但是你又不能全摆上去，这个是有保留性的、神秘性的。 
 姜节泓：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光我们这个美术馆，在西方美术馆也有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有了，有的人看这个图像好，我过来看了。但是我相信肯定是另一半的人多了，就是上网看后就不来看了。
 
美术馆：下面请您谈谈这个布展，布展方面有没有最近进展，目前整个情况怎么样？ 
姜节泓：最近进展我们都挺顺了。  
美术馆：其他方面呢？这个布展您参与多吗？还是王川老师他参与多。 
姜节泓：我们都参与的，他们昨天开始布展的，所以我昨天到的。 
美术馆：全程你都盯着了，包括布展方案？ 
姜节泓：对，我们都是在长途电话，电子邮件发来发去，我们都是反复商量的。因为上一次，我回来的时候，大体的布局已经定下来，然后这次就是实物到了以后，我们进行微调了。 
美术馆：由于您的参与，我个人觉得您得策划真的是提升这个展览的学术价值，包括它的定位，很清晰。这个展览完全达到你预期的效果？  
姜节泓：我呢做展览，可能因为在英国操练的关系，做得慢。因为谭院长也支持我们做得细一点，我们是做的比较细，慢慢来了。其实最后展品特别多，连学生的话，加在一起的话是33个。那么这么做的话，做展览的话对于策展的人是一个特别实践化学东西的过程，包括跟人打交道，包括跟艺术家切磋了。因为我也是要求艺术家做新作品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学艺术的，所以我是老是希望能够他的一些创意里面去，那么我也欢迎艺术家能够来挑战我的策展概念，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事，而不是说一个命题作文，那个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命题作文的话，其实最吃亏的人就是策展的人，策展人就本身得不到任何挑战，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你没有东西学了。你应该把整个东西打开之后，跟艺术家交流过程当中还是能学到不少的东西。
 
美术馆：做这个展览也是一个方法论研究。这个跟其他展览有本质区别。因为在中国策展界还不成熟，有一些展览策展人挂一个名然后做一个展览，但是我觉得您做这个展览真的是在策划了，这个方面我挺敬佩您。 
姜节泓：谢谢！
 
美术馆：而且你做了其他的一些策展活动。那么在教学当中，这些策展经验，你用怎么样的方式传递给学生呢？ 
姜节泓：我是觉得策展这个东西，如果在学科领域的话，它一定不可能有本科的，一定是硕士以上，甚至是博士学历。那么如果说一个博士做策展的话，三年做一个，可能第一年做一些方法论预备，然后两年的时间做一个展览，不见得是规模很大了，而是有深度的做一个展览，这个是最有效的也有成果，而且也能够通过实践学东西。因为策展这个东西，你光说不练是没有用的。
 
美术馆：所以在中国，您说这个方面的，也是很缺失的一点。因为中国的展览很多是短平快。 
姜节泓：在英国也有这样的。这不叫“策展”，我们叫“张罗”了，张罗一个展览。我理解策展里面就是一大部分可能60%以上时间是前期研究。在很多国内展览里面，我看不到前期研究。你看到展览本身，但是前期研究没有的，是完全没有的。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这种脉络梳理，包括这个文本一些呈现都是挺缺乏的。可能策展的人最后写一个几百字前言就完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展览方式，但是我不会做这样的展览。
 
美术馆：这个展览有没有考虑去其他城市的巡展？ 
姜节泓：王川考虑了，可能去澳大利亚。 
美术馆：澳大利亚的昆士兰？ 
姜节泓：对。然后昆士兰提出一个展览场地好像不够大，我一直说一个展览跟人一样的，一个展览有一个展览命运。 
美术馆：：是。 
姜节泓：如果说一个展览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命运的话，没有关系的。而且我觉得我已经心不在这儿，我的心已经在我下一个展览了。 
美术馆：下一个展览是什么呢？ 
姜节泓：下一个展览可能是在广东美术馆，这个将在明年4月份。 
美术馆：这个叫什么名字？ 
姜节泓：“关系”。 
美术馆：那时间非常紧了。 
姜节泓：对。所以说我这里弄完了之后，我马上回过头做那个。 
美术馆：艺术家什么年龄段的？ 
姜节泓：还是60后的。我对于这个展览大概一个想法，如果每一个人撑起一个厅的话，一般80后艺术家没有足够展览经验，他撑不起来。因为一个厅大概300、400平米了，一个完整的厅，他可能撑不起来。 
美术馆：重量不够？ 
姜节泓：我觉得有一点难为他们，他们年纪太轻了。 
美术馆：这些新的艺术家，他们作品多数表现目前社会中人的状态负面一些东西。因为中央美院在学术方面是一个标杆，标杆的话，可能会导致一批模仿者。 
姜节泓：我考虑过这一点了。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想，首先来讲艺术家，或者讲知识分子他的本分是批评社会，这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本分。那么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是艺术家，他们需求用作品来批评社会，虽然这个里面人物是他，但不见得是他，他是说社会上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恰恰是他的批评性。 
美术馆：作品揭示了社会一个现象。图像可以说是文化的肌肤，我们看他们作品，更深体会整个社会是什么状态。 
姜节泓：对。 
美术馆：这个展览完了，您觉得您最大收获是什么呢？带给您个人，是这个策展经验吗？ 
姜节泓：一个是我觉得果子熟了，终归高兴的。我觉得要特别要感谢谭老师和王川支持了！这就不说了，他们是当做自己的事来做了。还有特别感谢这些学生，他们太可爱了，全力投入，这个真是不容易的。 
美术馆：这个好像在国外比较难了。 
姜节泓：在国外不可能的，想都不要想了。这种事可能也只有在美院发生。 
美术馆：这也是中国文化！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