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术馆与大学美术教育
由于美术馆建制的出现，它对大学的美术教育形成了新的课题，也因此将美术馆在学院教育体制的作用问题凸现出来，它的实践性与学院教育的系统性和合理性之间都产生了诸多新挑战，既有来自美术馆不断呈现多种艺术样态和方式的挑战，也有美术教育机制和心理如何与这种美术馆实践性结合的挑战。因此，从实践的层面，美术馆不再是一种固定模式的呈现，而更多是动态的、变化的艺术现象与事实的信息传递，不是以确定的历史来证明经典和标准，更多的是揭示变化、发现矛盾、提醒问题，甚至表达怀疑。当美术馆不断显现了它在策展与展示方面的时代性时，学院教育就需要作出回应和思考。对这样的关系做出开放式的教学模型和框架，将是美术馆与学院教育的新任务。教学的静态化与美术馆的动态化将相互激荡、互为砥砺，但同时也意味着冲突，而美术馆更体现为冲突下的活力以及想象力激发，特别是当代的策展模式逐渐转向教育功能 3，美术馆因此与美术学院的教学会更加紧密。
今天，美术馆不仅是历史遗产的美术馆，也是呈现正在发生的当代艺术现象的美术馆，因此，美术馆就成为当代艺术概念形成与判断的一个场所，它既有对艺术经典再思考的诉求，也有突出当下创造性的必然。因此，当代艺术显现在美术馆之时必成为一种公共行为和观念的渗透，所以说到内容多变的当代艺术的时候，美术馆的呈现即意味着艺术理论的新解读，或者某种未知可能性的探索性，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创造思维的肯定，但如何确立创造思维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开放性，实际上是当代艺术公共教育的一个着力点。对当代艺术公共教育有了新的认识，那么美术馆的新意义就呈现出来。
我们知道，当代的美术学院教育受到的挑战，不仅来自学院教育能否跟进艺术观念的发展，也在于它们是否永远以不变应万变，对于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化漠视不顾，将艺术的技能训练作为唯一标杆和尺度，而学习艺术的学生却没有得到足够的知识训练。这对于变化了的当今时代，这是大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艺术知识实验平台的美术馆的出现和转型，就弥补了学院教育的不足和滞后。但作为当代文化与观念呈现的新型美术馆，则又需要深刻的策划理念和美术馆行政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没有新型的当代美术馆理念，就不会有崭新的美术馆建设，也不会产生能动的展览主旨，从而也不会发生更有效的艺术公共教育。观众与美术馆的关系不是一味的被动关系，而是要强调其参与性、体验性和反思互动性。策展理念的转向必然带动美术馆的新发展，因此对于美术教育也将促使变化。
二、美术馆概念的拓展与当代艺术的理论解读有关
当我们深入到美术馆机制的追问中时，一道盘桓良久的神秘之题就是——为什么是美术馆成为当代文化的代表、为什么成为社会聚焦之点、为什么成为新的知识来源与去处的落脚点。一句话，美术馆机制为什么成了质疑与建设并存的问题和对象。2001 年 10 月至 2002 年 6月连续十个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哈佛大学美术馆、盖迪美术馆的馆长以及芝加哥艺术学院院长共六人进行密集的对话。他们的议题就是讨论谁的美术馆、美术馆的公共性。4 发生了这一切追问的，是当代的知识理论重新产生了，这种新知识的产生和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了美术馆机制的旧有机制和传统，因此，当代的艺术理论也针对美术馆机制发起了诸多新的知识追问，并用新的知识理论来复兴、再造当代美术馆机制的含义和潜力。有了这样的艺术理论和体系，就形成了新型的美术馆机制。所以，理论的作用在当代美术馆机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我们发展当代的美术馆事业要深入追溯并加以回应的。
我们是在时间的序列中形成历史，而此历史的铿锵呈现并非自然的历史，而是一种知识的历史，更确切说是美术史的历史。这就是现代美术史的发生缘起，没有美术馆机制的存在，美术史所建构的概念、风格、流派和阐释模型都无从落实。因此，对于当代美术史的定义和阐释，完全可以以美术馆为基点，有什么样的美术馆藏品和研究，就有什么样的美术史。在美术馆的建构下，美术史变得更加具体和真实，也更加丰富；但不是任意的收藏皆成为有意义的美术史，那些不能构成新的艺术知识的藏品便不是美术史针对的对象。美术馆是建构中的美术馆，也因此美术史也是建构下的美术史，所以艺术理论的刷新与跟进，就促使了美术馆的发展和进步。如果美术馆的建设与经营过于僵化、狭隘、没有一种文化视野，结果只能使美术馆是一个大杂烩的展示馆、广告宣传馆，出现这种情况就会让人对美术馆的崇高感失落痛心不已。
美术馆的创立和发展经过了历史的演变，它随着艺术的变革、艺术的观念创新，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美术馆概念，只有美术馆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独特知识生产的机制，让美术馆作为学术概念、文化概念、实验性概念的试验地、展现平台与质疑空间，它才能够对当代艺术产生自主的影响和自觉的行动。所有这些概念的实施又是以展览策划为载体，1972 年瑞士策展人赛曼策划的“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极大地改变了艺术的观看方式和生产方式，使得展览自身成为艺术主体方式之一，也使得展览依托的美术馆成为艺术知识生产的平台和机制。正因为艺术在变化，所以美术馆随之转型；美术馆之转型，也必将影响艺术的存在和生成方式，特别在当代，美术馆已扮演了艺术创造的主动者角色，其曾经的被动跟进的角色已经改变，相反越是积极、主动的美术馆，越是当代艺术的观念与理论形成的主导者和实施者。这方面，在中国具有非常大、非常现实与前瞻意义的挑战。当代艺术的改写，在某种意义上，是美术馆越来越发生着关键的作用。
美术馆在当代艺术的生成方面开始产生关键的作用，但它对当代艺术生产的介入是如何发生的、社会知识构成体系的变化对之如何反向作用、美术馆的传播功能是如何与生产机制互动的，等等，都是具有现实操作的问题。其中，美术馆的文化概念的形成，因地域的差别而不同，但这并不妨碍美术馆是当代艺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因此，当代艺术创作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生产可能与传播有关，同时也对美术馆收藏概念产生动摇，即美术馆并非一味地以收藏为目的，这就是当代美术馆的活动性的合法性基础所在。
对于当下发生的艺术现象，尽管其发展的未来不确定，但美术馆能够以开放的艺术心态去辨别新发生的艺术，就能够以自身的美术影响力和学术高度来促进该一类新生艺术的成长和关注，并以新知识生产为己任，积极建构当代美术史，实施发言权，它既对自身发出挑战，也向流行模式发出挑战。因此，在新知识结构中，以思考的深度和跨度来衡量当代艺术的可能性，以此来书写短时段的当代美术编年史，确定长时段的当代美术史学术选择。所以，当代的美术馆是艺术历史建构者的美术馆，要积极地建设其学术高度以及保持美术馆的独立地位。
三、当代美术馆的公共性意识
对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功能的强调，应该从其本质出发，而不是从一些细枝末叶说事。如果不能理解美术馆的特征，就无从理解美术馆的公共教育是什么，这里的公共教育不是说教、不是灌输强制性概念或某种政治话语，它强调了对话 5。为什么美术馆（博物馆）曾经受到广泛的批评、批判 （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体制批判”就是针对美术馆博物馆的专制、霸权、狭隘所发出的质问和审视）就是这个原因，也通过他们的美术馆“体制批判”而激发了社会对美术馆公共性的认识和意识。6
从现实的逻辑上讲，美术馆意识因为发生了转型，其功能与机制也将发生变化，鉴于当代艺术的丰富性和冲突性，新的美术馆意识也将是以开放、宽容与对话为主，民主的美术馆意识将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这是由充满差异的艺术及其观念的冲突所决定的，没有争议不成为美术馆，而争议的保证则必是民主的美术馆意识，“任何主张体制自由的美术馆声明都有赖于美术馆实施其自由”7。美术馆不仅仅是物理空间，如果在当代社会与当代艺术中不能形成有担当社会理念、富有精神感召的美术馆意识，则美术馆的文明仪式化的作用就大大降低，其精神象征的价值就受到忽视 8。美术馆是当代社会的精神象征，而当代艺术要走向精神的层面，不破解诸多物质时代的痼疾和不良认知，是无法实现的，也将曲解当代艺术的永恒价值。所以，美术馆形成独立、独特、独创的精神归宿，是当代的美术馆意识，是人类追求自我永恒性的一种表征对象。
正因为有了当代美术馆存在的机制，也有了新的美术馆意识，所以在实施美术馆战略时，就形成与当代艺术教育公共性的辩证关系。美术馆的开放性是当代艺术教育公共性的核心，而当代艺术教育的旨归是人性的自由和人类创造能力的释放。二者互动存在，互动作用，也互动在文明仪式化的空间中，让现代人具有了另一种教育的现场。
美术馆具有充分的当代艺术教育的公共性诉求，也因此具有完全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要求，将当代艺术教育的公共性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明象征来展开，将美术馆成为当代文明的精神殿堂，使美术馆充分发展为精神呈现与寄托的场所。发展美术馆，就是发展美术馆的公共性，而公共性在今天来讲，实际上是一种广域视角中的当代艺术教育。做好、做足这样的公共性事业，就是建设当代文明的行动，也是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最大体现。当代社会的有机组织离不开当代美术馆的教育公共性。
作为多重含义的美术馆公共性：
1. 体现为一种教育机构的属性；
2. 是历史意识得以产生的空间；
3. 进行多种文化学习的空间；
4. 活动参与的空间；
5. 进行当代文化问题探讨的空间；
6. 创新思维实验平台；
7 . 社会资源集合地；
8. 社会荣誉与公共信托；
9. 新文明与新信仰的心灵殿堂。
这是一个结成一体、彼此链接、互为支撑的跨视域的美术馆意识以及当代艺术教育创新性与建设性的关系，它们从不同层面、角度切入到当下最前沿、最具有热点和前瞻性的知识生成机制中，将当代艺术教育理念贯通在美术馆机制中，实现历史与未来、传承与创造的有机结合，最大化地实现美术史的具体化、美术理论的现场性以及艺术实践的挑战性。
所有这一切都以展览与研究为经纬，横向与纵向形成网络结构，从美术馆的文明高度定位到管理的决策程序都以公共性为宗旨，美术馆是现代社会最具文化与文明使命的空间与舞台。这个意识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也只有从公共性的广度与深度上来认识美术馆，才能使得对美术馆的理解和认识进入到一个新时代的同步中。中国的美术馆实践理应同步跟进当前国际美术馆界的发展状态和动向，探索美术学院教育的美术馆机制的时代命题。它的诸多方面的观察、取样、分析与理论模型皆结合国际现状，既取其先进经验和理论，又结合中国实际来形成有自身特色的一流美术馆文化，为中国的当代美术馆与当代艺术教育事业提供发展、创想的思路和借鉴意义，既强化富于挑战、充满前瞻性和创造性的实践，又加大多重艺术机制叠合与多重艺术观念交汇的探索。
（作者：王春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副教授）
注释：
1. James Cuno, Introduction, Whose Muse? Art Museum and the Public Tru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1.
2. Eilean Hooper-Greenhill, Museum Learners as active postmodernists: contextualizing constructivism, in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the Museum, Routledge, second edition, 1999, p.67-68.
3. Paul O’Neil & Mick Wilson, eds., Curating and the Educational Turn, Open Editions/de Appel, 2010, London/Amsterdam, p.12.
4. James Cuno, ed., Whose Muse?- Art Museums and the Public Tru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5. 大卫·卡里尔： 《博物馆怀疑论—— 公共美术馆中的艺术展览史》，江苏美术 出版社，2009年，第294页。
6. See Museum Highlights, The Writings of Andrea Fraser,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2005.
7. Stephen E. Weil, Museums as Center of Controversy, in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merica’s Museums, Summer 1999, p.224.
8. Carol Duncan, Civilizing Rituals: Inside Public Art Museum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8-20.中译见《大学 美术馆》创刊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22-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