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老校友回忆：“文革”前中央美院中有位看门老汉，每接电话，头一句总是慢声应道：

“我中央啊！”

这不是笑话，是真人真事，亦且老汉懂语法，说得并没错，“中央美术学院”一词，主语不是“美院”，而是“中央”。1980年全国青年美展借人大会堂开大会，每张桌子搁块各省的字牌，我理所当然朝着“北京”那桌走，半道给人一把拉开，引去“中直”那一桌。我不懂，问了，原来是“中央直属”之意，意思是中央美院不归北京管。我当下反感：一帮画画的，闹这些名堂做甚？！坐不了片刻，就去四川东北那几桌找穷哥们儿抽烟聊天去。

中央美院的前身是“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名平实。其时“北平”，不是京都，“国立”亦非“中央”之意，而“专科学院”自有专科的规矩———与我在纽约做了十几年近邻的金高先生，即在1948年入北平艺专，是个民国学生，1952年毕业，可就成了光荣的中央美院毕业生。日常闲谈，她说起美院50多年前上课的情景：

原来金高那代学生的一年级教学，竟由徐悲鸿亲自任课，戴泽辅助。徐先生教大家怎样起稿、怎样观察、怎样校正修改、怎样收束一幅画，以至纸张铅笔之类工具用法，都在讲演之列。有位学生自作主张将炭黑涂满全纸，擦出石膏的亮部，徐先生进来，一声不响，亲手抹净，然后告诫全班信守步骤，不可胡来。学生若是出外写生，回校后，徐院长常会自己跑去宿舍看他们的画儿。

二年级任课老师是谁呢？吴作人与董希文。到了三年级，好规矩大致养成，这才交由李宗津、冯法祀等青年教师带学生，包括“解放区”来的画家，其中就有70年代末教过我的林冈先生：“嗨，那会儿他还是个帅小伙子！”金高笑说，“咱们班男生跟他说话，勾肩搭背呢！”

以上国立艺专的老规矩，今天听来简直天方夜谭：如今艺术学院的一年级学生，谁在教？

金高的夫君王济达，雕塑家，是1953年美院附中建校第一批学生，只见得徐悲鸿先生一面：“哎呀，当时那份儿崇敬啊！咱们这些孩子在礼堂里排成一溜，挨个儿走到徐先生跟前，鞠一躬。徐先生穿件白西装，坐那儿，朝我们笑笑，点点头，过了没几天，他就死了。”

那年我才出生。25年后考上美院，正是“文革”后各地高校全面恢复招生的1978年，距今，也正好25年了。

美院的领导

25年前，“文革”乍歇，百事待兴，所有单位的“老领导”、“老权威”要么刚刚被“解放”，惊魂甫定，要么政治结论尚在“待批”之际，以至许多重要的官位职衔虚悬着，于是中央美院院长之名前面遂加一“代”字：怎么代法，不知，谁在“代”，亦不知，一说朱丹，一说古元，一说罗工柳，所以至今我也说不出上学那年“代院长”到底是谁。直到翌年年底，尘埃落定：正式出任院长的，是美术界头号大右派江丰先生。

记得那天全体师生大礼堂开会，文化部部长黄镇起立宣布江丰的任命，众皆鼓掌。接着又宣布：“吴作人先生任名誉校长”，又是鼓掌。吴先生穿件中山装，因与隔在桌子另一端的黄镇相距甚远，特意欠身前倾，浅笑着，遥向部长，点头示意。

江丰复出一事，颇可一说。全国右派的正式平反是在1979年，此前，国中左中右势力尚在明暗间彼此“较量”，较量的焦点，自然是人事安排，文艺界亦不例外。一时间，院内上下忽而窃窃议论江丰亦在复出名单之列。此事非同小可：江丰案，牵连美院五六十年代密密麻麻的人事与恩怨，建国后美院头一场重灾便自江丰获罪始，“文革”，是其后的升级与失控，中老年两代教师备受创伤。待局势和缓，我辈上学，于是有“文革”之前的老大学生给我们私下里讲说美院旧账———不记得怎么一来，我所在的油画研究班便有美院60年代老大学生张颂南、老附中生孙景波等几位动议：写大字报吁请江丰复出，看看能否赢得院内老师的签名支持———此举若由教师出面，动辄触及众人的宿疾旧怨，殊不宜，若非及时呼吁，则一旦他人就任，易之晚矣。

不久，大字报果然写了出来，谁撰的文稿，写些什么，忘干净了，抄写者竟是我，抄完了摊在教室地面，墨迹湿漉漉的：是在夜里，灯亮着，有谁叫了侯一民先生进来看，他看着，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还未表态，当时仍然健在的赵域老师到了———这赵域老师怪人一个，延安资格，进城后据说满可做到师团级，却是硬要学油画，结果后半生给了美院了———只见他喜滋滋读了一遍，口气干脆：

老侯啊，我看可以，就这样贴出去！

我们于是蜂拥下楼，“就这样贴出去”，贴在老美院U字楼正厅的破墙面上。翌日，大字报剩余的纸面签满了老师的名字，凡美院名声卓著的画家，均在其中，恕不一一道来。

如今想来，此事真可哀可笑：“文革”后美院高层人事的更易，开其端绪者居然仍是典型的“文革”方式，其时大字报余风犹炽，正式禁止的中央规定是在一年之后。而美院这一纸签名是否果真促成江丰的复出，我也懵然不知：或许被用作上报文化部队的基层“民意”？亦或高层早有打算？老江丰在美术界销声匿迹20年，连美院60年代的大学生也没见过他，新生更不了解，大家慷慨激昂地要他出山，小半是年轻人欢喜起哄，多半是当年急待局势变幻的普遍心态吧。

不久后的一天，我竟和别的几位同学坐在江丰的破烂的家里了。谁的主意，谁引见，说些什么，全忘了，只记得寻到长安街西端一条沿街的胡同口，经人指点，只见老先生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活像看管自行车的居委会老头：这就是那位解放后接管美院即诅咒国画家的极左分子吗？（讽刺而合理的是，不少被“错划”的党内右派正是顽固的左派），这就是那位30年代“一八艺社”的左翼木刻家？（日后在鲁迅与艺社青年的合影中，我怎么也认不出哪位是他了）———他长得和我外婆一模一样，讲话轻声细气……又过了不知多久，一辆黑色轿车轻轻开进美院：老江丰大衣拐杖，慢慢下车，正式上班了。

那时美院的书记是谁呢？书记是陈沛。这样的延安派老革命现在是看不到了，说话音节顿挫，总像作报告，“文革”中自不免斗过一斗，此后照样披件呢大衣，戴顶干部帽，精神抖擞。1979年寒假将届，陈书记站在大礼堂正中，身后是黑压压刚吃完聚餐的全体师生呈扇形环绕着他，环绕着大礼堂撤走座椅的空地，只听他扬声说到：

“同志们！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以毛泽东式的手势朝空中猛一挥，他提高嗓音：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话毕，喇叭一阵杂音爆响，随即是被过分放大音量的《蓝色多瑙河》，旋律猛烈，弥漫全场。大家漫入空地，磕碰着，哗笑着，拢腰搭肩，群相旋转，跳起被禁止十多年的交谊舞。

美院的老师

投考美院不知院长为谁，但我确知谁将是指导老师：在一份报纸的下端，1978年出现了中央美院招收研究生的广告栏目：

教授，吴作人。

副教授，侯一民、林冈、靳尚谊。

就学两年期间，我们总共见过三次吴先生：一次由林冈老师领去拜望，只听林冈不称他院长，不叫他老师，只管叫“同志”———那时面对前辈与领导，不像今日，必职称官衔口口声声———第二次是吴先生视察我班，因不识众生，怕漏了哪位，于是同在场每个人握手微笑。当天的教诲也仅记得“一幅画，你们要知道画，也要知道不画”。我听了，仿佛大有所悟，现在明白了，却还是做不到。

末一次便是毕业展览了，照例是对每幅画微笑点头，说一两句评语，很慈祥，也很客气，最后在展厅前台阶上与大家合影留念，被众人簇拥着站在当中间。

尚谊老师，我预先见过的，是在1977年夏中国美术馆全军美展上。我有一画挂在那里，靳先生走过，问了名姓，爽快直接说了一番话，意思是：就这样画，造型可以，色彩还要练！

我诧异：原来北京名家这样地没有虚饰，面见晚辈即如平辈的同行。而此前此后我所见到的美院中年辈老师，几乎都是这样的不虚饰，不夸张，见人正派而坦然———虽是早经“文革”风雨，不免持重老成，却是洗不掉解放后第一代革命书生的书生气。

1974年，我曾混在江西几位画家中拜访过林冈先生逼仄的小家。是在夜里，灯光昏暗，詹建峻、赵域、林冈各自一枚小板凳围坐着，人手一册笔记本，听钱绍武朗声宣讲自己的人物素描，时或记录、大笑、诘问，在极细微的什么话题上停下来，安静地讨论：其时“文革”骚乱未止，这些人均在“靠边”状态，顶多是被审慎地起用着：他们既没有被允许讨论艺术，也没有被要求讨论艺术，而竟是这样地坐拢着，兴味盎然，端详一张张素描。我目睹这奇怪而动人的一幕，于今念及，如在昨日。

1977年我单独拜访詹建俊先生，也在夜里，他一件件取出他的画，耐心等我看完，小心放回去———这慷慨与耐心似乎因他的身高显得格外漫长———他所谓的家只有一间屋子，不到20平方吧，画框必须严密地堆叠、抽出、归存。

那时美院的名家根本没有画室。林冈老师长叹：我们在美院占的地方，也就是油画系教师信箱的那一小格子。

初访杜健老师，他正画着年前死去的毛、周、朱。握过手，他侧身让我看画，平静地说：“哪里画得不舒服，你就说。”我居然真的说了什么，而他居然沉吟思忖，与面前这20出头的小子认真地讨论。

这都是26年前的事了：他们的平均年龄40出头，早已名满全国，个个没有职称。“文革”抹煞一切职称，而似乎没有人在乎这些：我看不出这几位老师在乎，我们，散在地方的知青画家盼望拜见久仰大名的北京画家，更是谁也没想到是去拜见一位教授———直到上学后我才知道，侯、林、靳三位甚至连副教授也不是，只为开科招收研究生，美院才向教育部申请了非正式的临时职称。

是在我们考试的末一日，此前从未见过的侯一民先生走进考场，面对一群陌生人，茫然而稳重地站定，仪表堂堂。在我们南方人看来，他像大部分中央美院的中年教师那样，既非教授，也不是官，却是有威仪、有官相。我被介绍给他，他于是转身看住我，缓缓地开腔：

年轻人，你们可没给“文革”耽误啊。

那年侯先生四十六七岁，俨然尊长———今天，我已倏然到得“天命”之年，面见20多岁的各地考生，真想大叫：

年轻人，你们全给考试耽误啦！

开学那天，老教授出现了：蒋兆和、李可染、艾中信、罗工柳、戴泽、刘开渠、王合内、许幸之……差不多每位老教授的花白头发都向后梳着。我格外心仪的董希文与王式廓不在其中，他们同于1973年郁病而死。我远远端详这群劫后余生的老画家依次走进会场，不知道他们谁是谁，班中老生随即悄悄指点，未经指点便即吸引我注意的是位漂亮的老头：白胡子、木手杖，目光炯炯，环视全场，他是叶浅予先生———多年后在哈佛与巫鸿夜谈，说起“文革”初年附中学生痛殴叶浅予，巫鸿在场，惊怵不堪，以至奔回宿舍以拳击墙，不久，巫鸿也被打成反革命———我分明记得这群老教授在进场的一瞬，全体流露那样一种恍然“复出”的神情：十年动乱，他们终于重回讲坛，以被尊敬的方式面见后生，他们轻微的欣悦而亢奋，显然与开学仪式暌违已久，同时，又显出轻微的不适，或可解读为隐秘的心有余悸，满座青年，恐怕使他们不由得忆及在同一场所被晚生批斗的往事？

那是令人动容的瞬间，介于辛酸与侥幸之间。我随即留意到老教授们另有一种集体气质真是好不难说，并非因为名声与年龄———使他们与中年教师截然不同。那是什么气质？如今我有了简单的结论：他们全都是民国人，和他们的老院长一样，只是比徐先生命更长。

那次会见的详细，统忘记了。之后一年，另两位50年代便即出局的美院才子调回母校。一是朱乃正，放逐青海20年，一是袁运生，发配东北17年，他们都是右派分子，当年与江丰先生一起被扫地出门时，才不到20岁。他们却有着我久已熟悉而与美院老师相异的另一种气质：是右派的，因为我父母均为右派；也是江湖的，因我是“文革”江湖的晚生。运生老师其时才画完机场壁画，我们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头一次看到中国人画这样的画，那天他探头进门寻找孙景波，头发蓬乱直竖，刚从云南写生回来。乃正师与景波相熟，到美院那天在我俩合住的宿舍长谈竟夜。他是上海人，中低音，与我对几句沪语，一时仿佛忘年交。临睡，我就隔壁同学上铺，乃正师在我铺上欣然留宿，翌日告诉我，那是他被迫离开20年后，头一次走进校尉胡同五号母校大门。

忽一日，有位消瘦的老者在U字楼走廊向教室内张望，如那时所有复出者，面目沧桑而兴奋莫名：冯法祀。那时我不知道谁是冯法祀。我们随即被叫到隔壁教室：一幅大画横在那里，调子灰暗，气氛肃杀，是冯先生50年代创作的《刘胡兰》，满篇尘土，内框严重倾斜———上个月我在中国美术馆装修完毕的新展二层又见到这幅大画，立时想起初见冯先生———“你看这里！”他拉着我直指画面中铡刀下的血迹：“我专门杀了一只鸡，对着鸡血当场写生啊！”

这位刘胡兰的歌颂者也是老右派，那天他获准调离流放20年的戏剧学院，回到他早年执教的学院。他与艾中信先生40年代即追随徐先生左右，不久，我们就在系办公室听他俩争先恐后慷慨激昂讲说徐悲鸿旧事。

徐先生走得是忒过早了。他要是亲睹弟子们日后的际遇，还会以他“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座右铭相予教诲吗？

美院的学生

“文革”时期的上海，我有位英俊画友，见面看画，神色鄙夷：

“你不懂色彩。色彩，要浓郁，你懂吗？”他漂亮而严厉地盯着我，教我“浓郁”二字怎样写法。再就是关于我的“笔触”，他也鄙夷得有道理：“要拙！拙，你懂吗？”

我们背地里叫他“浓郁”。“浓郁”传达了他的老师的结论：上海人基本上不懂油画。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年跟随的老师，是一位分配到上海的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生。

在我学画的年代，一位出身中央美院的画家必是被外地同行们随时提醒着他的出身，远远地敬畏着，奈何不得———不因这家伙画得怎样，也不因他姓甚名谁，而仅仅因为他的出身：“中央美术学院”。

我未曾想到的是，不但外地，即便到了外国，出身中央美院的家伙竟仍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身份，仿佛党员。有几回纽约穷哥们儿聚会，电话通知，对方竟是卑怯：“你们中央美院同学聚，我不合适吧？！”日后我与一两位海外校友终至疏远，便实在是看不起他们吃饭走路、见面握手的一脸“中央美院”相。

画友“浓郁”后来倒是并没投考美院，“文革”结束，他娶了拉丁女子，去了意大利国了。

今日的中央美院恐怕应该改称“北方美术学院”：上海人在考生中早已绝了迹，江南人也稀罕得很。如今中央美院的考生“大户”是哪儿呢？东北、山东、河南、河北……怎么会呢？我离开太久，不知。在我上学那两年，各系同学的来路广得多了，单是我这一届便有五六位上海人，近20位江南人。而中央美院建院初期的青年教师中，据尚谊老师给我计算，全院只有三位真正的北京人：“我、詹大、侯一民。”上辈师尊，更是绝少北方人：徐悲鸿苏南人，吴作人皖南人，古元、李桦、罗工柳广东人，董希文绍兴人，江丰本贯浦东，死后遗嘱是骨灰必要撒在黄浦江。

说来这也是民国的渊源了。我总以为旧上海其实等于纽约，是民国期间的文化中心，人往那里跑：小小美术圈，除去日后留在南方的老画家，就我所知，或暂或久涉足上海的中央美院老前辈便有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叶浅予、吴作人、董希文、许幸之……。而美院两代中老年教师，倒反不倨傲，不轻佻，大抵平实自在，不少“美院旧部”说起“美院旧事”，还对美院历年的身世际遇，摇头叹息，虽则叹息之中，还是对美院的牵挂与惜爱。

话说得远了，还得说回来。

1998年，美院号称建院80年，解放前那段不算，此后50多年的毕业生论百上千，我所熟识的，只能是78届本科班与硕士班老同学。20多年过去了，他们之中，有昂然入仕的，有翩然出家的，有成功成名的，有默默单干的，有远在域外的，自也有告老退休的———数说老同学，惟在老同学群集之时才有意思，此处叙述，别人怕未必有兴味听，而所有艺术学生的生活大抵一样。在我的记忆中，老同学们无非是在美院破食堂欢声笑语排队买饭，在U字楼入夜的灯光中忽然串到旁系教室寻衅笑闹，或中夜翻墙走去吉祥剧院吃水饺，吃完，自亦翻墙回来。我记得宿舍过道警告关灯的铃声忒过惊心，某夜操条木棍，上前一挥，将那铁铃给砸哑了。

此后八九十年代入学的学生，多有豪杰，譬如留校的刘小东，下海的方力均等，都是我佩服的才子。我虽是讨厌一切因名校背景而高视阔步的人，但美术界看来看去，有时倒也暗中佩服中央美院———近年前卫圈出格出众的恶作剧，稍一打听，十之五六是在美院泡过一泡，而后在外面聚众滋事。譬如动辄脱光了弄作品的张洹，河南人，原在美院进修班混了两年，宋庄有位女子偷拍宾馆群妓，那录像大有直见性命之感，问起来，也是美院的晚生，我还认识一位小女生，毕业前好好画着规规矩矩的油画，来年就听说献身“行为艺术”，足足熬了好几斤人油……数十年来，论人才辈出、论活力外泄，中央美院确乎是一成才的窝点，肇事的渊薮。而其中最有种的老叛徒，即“文革”期间大学毕业生，名叫栗宪庭。

类似的坏名单开下去，恐怕真不少：我所以暗中佩服中央美院，不为混迹校内的骄子，而宁是野在校外的逆种，他们是美院“正传”的“异类”，却反证了中央美院之所以是中央美院。远溯50多年前，接管美院的军代表艾青、出掌美院的江丰，便是民国年间理当通缉远避延安的老牌文艺逆子，侯一民李天祥二位尚在十八九岁上学期间，明里是学生会头目，暗中是北平市的地下党员，哪里肯安分守己。再上溯七八十年前的徐悲鸿，意气激昂，挑战祖制，私奔东瀛，远赴巴黎，事事争风气之先，岂不更是“五四”一代艺术家老牌逆子中的头牌？

美院是大气的。毁誉不论，有一个美院摆在那里，人会到里面去，又会从里面走出来：进去出来，出来进去，同是美院的学生，日后可以是不同的艺术家，走不同的路，做不同的人。

而时代曾经欺负美院，美院也不免欺负学生：在我毕业那年，有一天我照例在U字楼长长的走廊走，老校友朱乃正远远招手：“过来，过来，有件东西给你看。”

那是一枚陈旧的毕业证书，证书首页端端正正的黑白照片上，是一脸稚气十八九的朱乃正：作为“右倾”的惩罚，这份毕业证书扣留不发20年，那天早晨，校方刚刚把证书还给行将50岁的老同学。

美院的教学

今天，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眼下我正在艺术学院混这份莫名其妙煞有介事的差。每年我得重复填写几种表格，声明我的性别、年龄、单位、职称，但我拒绝填写所谓“科研项目”这一栏。在当今所谓“学科建设”叫嚣“专业划分”的闹剧中，“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讽刺吗？不，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

2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不记得在学两年间校方讲过什么科研与教学：上课头天，我们围着靳先生团团坐好，他就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靳先生忽然伸出右手掌，一句一句道：

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侯先生讲课扼要简单：我调出一块军装的青灰色，得意了，等他夸，侯先生看看军装，看看画，笑眯眯地说：“你再调，你还得调，你得调到说不出那是什么颜色，才是好颜色！”画鞋子，他走过站一站：“记住，要画脚，不要画鞋子。”然后笑眯眯走掉了。

有一天，林冈老师忽然叫我出教室：“丹青啊，就像你当知青那会儿大胆画，你怕什么呢！”他在过道的暗影里很殷切地对我说，急得眉毛皱起来。

是的，在学两年，我能记得的教诲就是这么几句话。艺术教学是什么呢？艺术教学就是几句话———虽是几句话，还看谁在说。

徐先生的教导我辈是听不成了。那年靳先生给我学过徐先生的江南话：“要画一万张素描。”召集全国美院历届学生的素描怕有百万千万张吧，黑漆漆，脏兮兮，面面俱到而面面俱不到，没有感觉，没有斯文，没有灵性，没有人味道，那是绘画的绝路呀———我真想听听徐先生怎么说。

奇怪，现而今，这样的素描还数中央美院考前班孩子画得顶顶好，前时我在校尉胡同一所地下室的考前班墙上领教好几张“中央美院”派的素描范本，和文艺复兴素描毫无关系，和徐悲鸿手订的素描小传也毫无关系，可也叫我真佩服：在我混饭吃的学院，怕是四年级本科生也画不出来。

如今素描是个伪问题，真意是为考试收钱：教学也是个伪问题，真意是为众人的饭碗艺术学院，现在“学院”顶重要，“艺术”很次要。

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艺术是得跟人走，人在艺术在，人在教学在。昔年上海、杭州、北平三家艺专不相让、不买账，还真有点学派的模样。据江南老牌艺术学生说，上海艺专讲的是米开朗基罗、凡高、毕加索，杭州艺专言必称拉斐尔、塞尚、马蒂斯。北边呢，徐先生临过伦勃朗，推崇大卫特，佩服俄国的列宾，赞赏延安的古元，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画的是“田横五百士”，素描人体亮出来，品相端正，至今也还没人画得过。

再譬如中央美院建立三所工作室：吴先生果然有比利时一套，罗先生果然有苏联一套，董先生被说成“油画民族化”一面旗，下笔有敦煌的遗韵，青瓷画的风采，可他弄的毕竟是油画，解放前在越南转手学过一点法国的意思……总之，三家工作室，一路是一路，一家是一家，直到“文革”全作废。此后作风，靳先生说的是实话：到他这一代，全是苏联那一套。

苏联那一套也实在有一套，早先苏联的革命画，我们至今也还画不周正，画不像。可我近时看见八九十年代梅里尼柯夫主掌的列宾美术学院，面目全非，只剩一块牌子算是老字号———说开去，如今的北大哪里是蔡元培的北大？如今的清华哪里是梅贻琦的清华？然而还是叫北大，还是叫清华。

不足怪。我们应该接受历史，历史才会接受我们。中央美院早已不是徐悲鸿的中央美院，中央美院早已不在帅府园———不足怪：人活一世，脱胎换骨，何况一所偌大的学院。中央美院50多年来怎样脱胎换骨，怎样物是人非，我仅待了三年，没有资格说，但见此后人才英才怪才庸才一届一届冒出来，足见美院活力盛，美院性命长。有句话倒是说出大实情：人问清华领导，清华教学有什么好法子？回答是：因为考生好，好考生冲着好牌子，一年一年自会来。这道理移来中央美院说，也是一回事。

只是当代中国，艺术算老几？七年前中央美院迁出帅府园，暂居酒仙桥，落户花家地，似乎又有希望……中国教育有“希望工程”一词，真是会说话：“工程”怎样且不管，“希望”总可以不断不断“希望”下去吧。

巴黎美术学院仍在巴黎旧址。列宾美术学院仍在彼得堡旧址。但是在北京市中心，中央美术总算被彻底拔除，扫荡干净了———今岁，U字楼、留学生楼、南楼陈列馆将陆续夷为平地———很好，很好，免得走过看见，徒然念旧。全中国今已面目全非，美院算什么？美院迁移，说破了，事属公然的驱赶，批块野地，拨几亿钱，不是打发，不是安抚，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

帅府园旧址不足惜，只要“中央美院”牌子在，仍然可骄傲。一部“中央美院史”是一部“骄傲史”，在一代代师生继往开来的枉自骄傲中，别忘了早先“文革”的屈辱，别忘了近前这笔深刻的轻蔑。

　　（摘自《艺术世界》2004年6月号，陈丹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