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艺术资源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进中国艺术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源。近代以来，诸多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物散落于世界各地。如今，国际艺术交流日益紧密，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曾出现讨论中国艺术的热潮，近年来，中外博物馆藏品互借，也促成了不少质量上乘的展览。面对海外中国艺术资源，我们需要建立全面的收藏、保护、研究与宣传机制。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具备丰富的美术馆管理经验，对国外美术馆、博物馆的运营机制有深入研究，洞悉国内民营、公立、学院美术馆的不同特点及优势，从其经验与视角出发，便于我们探索挖掘海外艺术资源价值的路径与方法，更好地将美术馆所藏“智识”服务于社会。
国外博物馆的运营机制及其启示
缑梦媛（《美术观察》栏目主持）：张馆长，您曾专门研究过国外美术馆、博物馆运营思路。关于目前海外藏中国艺术资源的现状，您有何了解？您认为海外各馆在利用这些资源方面有哪些特点？
张子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就我所了解的，整体而言，海外收藏中国艺术资源的规模比较庞大，且珍罕孤品也相当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统计表明，超过一千万件中国文物艺术品流失海外，现藏于47个国家至少两百家博物馆中的就有一百六十七万多件。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战乱年间我国的文物流失，此后，书画卷轴、高古瓷器、青铜器、古籍善本文献等陆续经各种渠道流入世界各地。这些珍贵的艺术资源流失海外之后，经流传和捐赠，目前很多集中到了国外重要的博物馆、美术馆和专精于中国艺术收藏的藏家手中，形成中国艺术研究的重要资料库。例如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器物，总数量接近两万件，种类包括铜器、玉器、金银器、漆器、雕刻、陶瓷和纺织品等，如新石器时代的甘肃彩陶、战国时期的硬陶、汉代的青瓷、唐代的“三彩”和元、明、清时期著名的民窑和官窑瓷器。佛教艺术藏品也很多，如北魏正光五年（524年）的鎏金铜佛龛和山西赵城广胜寺的巨幅壁画，前者是现存最大、最完整的金铜佛龛之一。另外，英国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等藏的中国艺术资源也很丰富。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托管的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中国瓷器，长期陈列于大英博物馆。
国外很多重要的大型艺术博物馆除了有系统的中国艺术收藏，还配合开展系统的东方艺术或中国艺术研究，从艺术史、文化史、视觉文化研究等角度，借助这些珍贵的实物、史料展开研究，对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很支持。海外博物馆对研究人员的研究水平有较高要求，研究人员一方面要完成收藏、展览等基本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有著作，有真正有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时，国外有相应的博物馆基金等形式的赞助支持研究人员进行参观、考察。许多重要的海外博物馆展览与学术并重，通过学术研讨进一步增强其展览在学术界的影响，强化学术研究的深度。
缑梦媛：若想让这些海外遗珍有更多机会展现在世界公众面前，当地博物馆需做出哪些工作调整？有何困难？
张子康：我们现在有机会目睹这些珍贵的中国文物艺术品，主要是透过大型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长期陈列与收藏特展，这无疑也依赖于海外博物馆的研究及策划团队对中国文物艺术品进行的深入研究与相关研究成果的展示，而海外大型博物馆（例如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馆）藏品规模庞大，涉及中国文物艺术品的专题特展必定会经历相当长的研究周期。依靠各馆自身藏品，同时各个博物馆之间互相出借展品，从而促成一个有价值的展览实现，这种方式在欧美国家也是很常见的。通过不同馆际间的借展，能让这些海外藏珍有更多机会向世人露面。一旦涉及借展，就会牵扯到诸如保险、运输、展出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藏品状况不好的，不适于长途运输的，可能也很难有机会再度展出。要实现一个大型的重要学术展览，一定要确保文物运输和展出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以及展出场馆是否达到文物保护和安全标准，对博物馆人员的专业化素质要求很高。
缑梦媛：如何使海外中国艺术学者及各界华人发挥在地优势，协助博物馆加大对中国艺术品的保护、研究、展示及宣传工作？
张子康：在全球化与大众传播的语境下，使海外的中国艺术资源适应当下的时代变化，生活在海外的中国艺术学者和各界与中国文化有着血脉链接的华人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我们可以深入调研海外受众认知中国艺术的方式，并以此展开相关活动的组织、策划；利用互联网思维整合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播资源，与在地媒体合作交流，加强中国艺术资源素材的制作、传播。中国艺术的海外传播活动不仅仅是简单的实践过程，我们更需要转换视角，从传播的角度重新审视艺术相关问题，采取措施，引导海外受众从更深层次理解中国传统艺术。
挖掘海外中国艺术资源的多元途径
缑梦媛：如今学术研究、交流日益国际化，如何加强国内学者对海外艺术资源的研究？国内外哪些机构可以参与促成？
张子康：如今，国内学者接触海外艺术资源的渠道越来越多，研究也日益深入。一方面，网络信息系统使资源的传播越来越便捷，许多数字化艺术资源可以借互联网实现共享；另一方面，博物馆、美术馆、基金会等组织设立了众多文化交流项目，通过访问、考察等契机，能够给国内学者提供深度接触海外中国艺术资源的机会。从文化和旅游部到国内重点美术馆、艺术院校与相关机构，近年来都积极策划国际博物馆间包括研究方面的交流和对话项目。同时，国家平台的新闻媒体可以从各个角度制作相关的影视节目，进行专题报道，扩大中国艺术的国际影响力。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机构可以组织、策划相关的展览、艺术节、演出季、学术考察等活动，探讨中国艺术的跨文化交流路径。
缑梦媛：展览、学术交流等活动是推动传播海外艺术资源的重要方式。此前有哪些活动值得参考？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可以尝试的方式？
张子康：追溯到三十多年前，1991年，美国耶鲁大学美术馆曾举办“荷园主人：八大山人的生活和艺术展暨八大山人书画艺术研讨会”，1992年，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举办了“董其昌的世纪大展暨董其昌的世纪国际研讨会”，1998年，美国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自1999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召开“《溪岸图》与中国画真伪问题”研讨会，激发了世界各地博物馆对宋元以前中国美术史与文化史的深入讨论。200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大观—北宋书画、汝窑、宋版图书特展”并举办“北宋的艺术与文化”研讨会，也在国际范围内带动了中国艺术的讨论热潮。
近些年，不论是大型机构间的交流还是民间交往，中国艺术机构与海外艺术机构间的链接模式已经步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对等的新阶段。例如，2017年2月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行的“王陵瑰宝：新出土中国汉代墓葬珍宝”展览中，备受瞩目的“金缕玉衣”便来自南京博物院；随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帝国时代：秦汉中国艺术”展，同样展出一件中方出借的“金缕玉衣”；德国柏林新博物馆在当年7月的展览“中国和埃及：世界的摇篮”中展出了大量上海博物馆所藏文物，以及一件徐州博物馆收藏外借上博的“银缕玉衣”。这些文物大多数是第一次离开国内博物馆走向海外。此类展览的实现，尤其是国内博物馆展品的外借流通，是基于机构间的合作，是中国与海外友好交流、磋商的成果，海外博物馆得到了国内博物馆的全力支持。这些展览的推出，促进了新一轮中国古代艺术叙事的进行。机构间互借藏品能够促成品质优良的展览，但展品外借首先要考虑运输问题。这些展览的展品中不乏体量巨大、年代久远的珍贵文物，给运输工作带来很大挑战。如南京博物院向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借出的馆藏“金缕玉衣”和大云山出土的整套青铜编钟，徐州博物馆向柏林新博物馆借出的“银缕玉衣”，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则向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出借的秦跪射兵马俑等。
以此为借鉴，国内也可以通过文博机构、美术馆、艺术院校以及民间团体，以更大的力度支持、鼓励与海外艺术博物馆进行展品交流和展览合作，鼓励国内学者在国外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参与重量级国际研讨会。但是，目前的研究还有诸多不足，还应从完善学术机制，加强学术研究的实力，吸引国外学者加入中国艺术的海外研究与讨论，加强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努力。
缑梦媛：加强国内博物馆、美术馆与海外收藏机构的合作，推动海外遗珍的保护、研究、宣传，有没有可能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可行的途径有哪些？
张子康：在海外建立收藏、保护、宣传的长效机制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尝试探索在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单位的支持下，联合设有中国艺术研究部门的海外高校或博物馆机构中的优秀学者，建立专项资助项目或奖学金制度，用于资助海外中国艺术研究人才和海外博物馆等机构开展中国艺术研究、保护、传播项目，借助当地艺术资源和人才资源，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艺术和文化形象的认知。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是美国三大博物馆之一，也是海外拥有中国文物较多的博物馆。图为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内景。
智识服务社会传统方式与科技手段并举
缑梦媛：您在我国的美术馆界有着十分丰富的经历，从今日美术馆到中国美术馆再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您在民营美术馆、公立美术馆、学院美术馆均担任过馆长，能否谈谈国内这三类美术馆利用海外中国艺术资源的优势分别是什么？
张子康：这三种类型的美术馆在利用海外中国艺术资源方面各具特点和优势：民营美术馆的运营机制更加灵活，可以借助的资源主要在民间和私人收藏的交流方面，而公立美术馆能够依托高层磋商，实现地位对等的博物馆间的展品交流。学院美术馆一方面属于公立美术馆的一种类型，另一方面又有学院的学术背景作为支持，能够展开更加深入的探讨，在研究人才的培养方面也更加便捷。
缑梦媛：作为美术馆馆长，您认为美术馆要善于跟社会资本合作，嫁接二者的优势，形成稳定的互助关系。从这个方面讲，您认为在加强海外艺术资源影响力方面，国内外博物馆跟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有哪些？什么样的社会资本更具优势？
张子康：在跟社会资本合作方面，无疑海外博物馆开展得更早，体系也更加成熟，许多海外博物馆的藏品和研究经费的来源都与社会资本紧密相关：馆藏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私人或者团体捐赠，有的博物馆有自己的收藏基金，但其规模相较于捐赠的规模小得多。博物馆经常接受私人或团体的赞助，从而开展藏品购藏、研究项目等工作，许多国家给捐赠行为在税收制度方面给予优惠措施，事实上也鼓励了艺术资源的积累和博物馆影响力的扩大。其中，许多热心于公益事业的社会资本对博物馆公益捐赠、赞助的力度最大。
缑梦媛：您提出把“智识服务社会”作为美术馆的宗旨，美术馆要使学术资源和学术能力更为广泛地影响到全社会。在美术馆的智识服务方面，海外博物馆是否有将中国艺术珍品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内容？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由国内美术馆为主导去推动这项工作，是否也不无可能？如有可能，可尝试的途径有哪些？
张子康：在世界博物馆、美术馆的发展中，近几年一直在强化一种“公共教育”的概念，就是将自身的学术资源放大到全社会，增强社会效应，扩大对全社会成员的艺术感召力。美术馆真正的核心力量是为社会提供新知识、新价值，因此我们把“智识服务社会”放进了美术馆的宗旨。前段时间中央美术学院召开国际艺术教育大会，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分担了美术馆分论坛的召集和组织工作。通过与来自世界14个国家的美术馆、博物馆馆长的交流，我们确实感受到，如何将美术馆的影响扩展到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吸引更多的社会成员走进美术馆，已经是各国博物馆、美术馆最重视的工作，大家的思考几乎是同步的，再也不是过去东方跟随西方的局面，而是大家面对相同问题，同步贡献智慧。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随着信息网络与各种高科技的发展，许多传统模式需要被打破，要建立新的概念，比如网络体系如何实现博物馆的新功能。在这些方面，我国许多走在前列的博物馆完全可以与国际大型博物馆、美术馆对话。因此，国内博物馆参与到中国艺术珍品的全球智识服务中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我们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新的探索。例如，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线上智识中心的建立，把智识服务放入会员体系的建构中，我们的智识中心目前在美国、英国和国内都有拍摄中心，每年独立策划上百部智识纪录片，内容涵盖古代艺术、当代艺术等中国艺术资源，面向规模庞大的会员人群，探索美术馆智识生产、服务社会的新途径。对美术馆而言，更重要的是积累更广大的社会力量，改善他们获取艺术信息和知识的途径，丰富他们对美术馆的认知，利用新思想、新知识服务于社会，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些思考和尝试。
缑梦媛：最后，在您看来，增强海外中国艺术资源影响力这项工作对国内外艺术界及社会公众来说，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张子康：今天，全世界好的艺术资源大家都在共享，这种世界趋同的思考有很多好处，但是也会削弱新的价值的建立。从这一点上来说，全世界都要推动新的有价值的独特创造，也就是个性化的呈现。在这种个性化的过程中，自身的传统文化给予你的营养是最充分的，要在文化高度上取得我们的话语权，最终还要靠我们自身的营养和知识来完成。这种知识层面的架构，是对传统的学习和认知，也是发现传统新的可能性的需求。要完成创造力的产生和进化，两方面的知识层必不可缺：一是传统基因，也就是祖先留下来的最好的，能对未来发展有益的东西，通过今天的认知发现其新的可能性；二是新能量，即推动人类未来发展的新的高科技的可能性，如大数据对人的改变等等。我们要有这两方面的思考，在建立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在今天逐渐树立属于中国的文化高度。
（本文由笔谈整理，经张子康审阅）
撰文 | 缑梦媛
原文发表于《美术观察》201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