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元是一位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成绩卓著、影响深远的美术大家和木刻大师。他在延安生活仅有七年时间，却创作了木刻作品170幅，几乎是他一生木刻作品总量352幅的一半，尽显了他青年时代木刻艺术的才华。他在延安时期的木刻艺术风格有四方面最为显著。
一、民族化风格
木刻的民族化风格就是在反映中国人民生活中形成的有中国传统技法因素并为中国民众所喜爱的风格。而古元木刻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民族化风格。
首先从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看，是当时延安和陕北的生活景象。
古元是广东珠海人，1938年，年仅十八岁即只身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陕北公学经过三个月学习革命理论，后进入了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学习美术，开始学习木刻，经过一年半的紧张学习，奠定了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同时也开始了木刻的创作。
他在鲁艺学习期间，即创作木刻作品23幅，虽然所用的方法是阴刻法，但反映的内容是他到延安后的所见所闻，从第一幅木刻作品《游击队行进》开始到接着创作的《青纱帐里》《战斗的空隙》《向敌后挺进》《走向自由》组画16幅等，都是现实生活内容的再现。1940年6月从鲁艺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延安县川口区碾庄乡当乡文书之后的作品，更是对当地农民群众生活的生动刻画。他住在农民家里，和老乡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深入地了解了那里的农民群众，能不断地从农村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发现许许多多的美，也就产生了急欲创作和表现生活之美的灵感。他回忆:“我住在这村子里，有许许多多令人感奋的新鲜事物呈现在眼前，我非常喜爱这些新鲜事物，如同看见许许多多非常优美的图画。身处在这许许多多优美的活的图画之中，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1]他的作品从1940年的《牛群》《羊群》《杂草》《挑水》《结婚登记》《骆驼队》等，到1941年的《读报》《离婚诉》等，再到1944年前的更多作品，都反映了他在延安亲眼看到或听到的陕北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生活情景。这就从内容上决定了他民族化风格的形成。
再从他木刻作品的主要特点的形成历程看，自从到碾庄乡之后，他的作品为了尊重和适应农民群众的审美习惯，下决心抛弃了已经习惯与稳定并见到突出成效的阴刻法，改为阳刻法，这使他的木刻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他说:“我的木刻画是在农民的炕头上‘展出’的，周围的老乡们就是我的观众，也就是我的老师。”“老乡们对于一些不喜欢的东西便直率地提出意见。他们说:‘为啥这人脸半边是白的，那半边又是黑的?’他们批评的很好。......以后，我就根据群众的意见，参考我国民间绘画和装饰艺术的传统，‘忍痛’舍弃不合群众口味的那些生搬硬套的手法，探索着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离婚诉》《结婚登记》和《哥哥的假期》等作品，都是经过返工，重新创作出来的。经过这样不断的努力，才逐渐形成了我那一时期的作品风格。”[2]以两幅《离婚诉》为例，第一幅作于1941年，用阴刻法以块面造型，整个画面显得灰暗。而第二幅作于1943年，用阳刻法，以线条造型，摆脱光影明暗，整个画面显示出明朗的调子。两幅虽然均为佳作，但第二幅更具有民族特色，更大众化，人民群众更喜欢。
古元木刻的民族风格，正是通过从内容到形式两方面的努力而形成的，不仅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好评，而且也在其他解放区和国统区都得到赞赏，徐悲鸿盛赞古元为“天才”“巨星”“中国共产党之大艺术家”。后来又传到国外也受到很高的评价。
二、明快和谐的画面
古元木刻总是给人一种明快和谐和愉悦的感觉，这源于以下三点。
首先是延安的大环境对他的感染。他是从军阀、买办、资本家和外国领事作威作福，而人民大众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东出发，奔赴来延安的。他一到延安就感觉这里是解放了的地方，民主、自由，人们心情舒畅，这种欣喜的环境既会影响到他的心情，也会影响到他的学习和创作。
其次，是古元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世界著名的法国雕塑家罗丹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3]古元就是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画家，他一到延安，伴随着学习和认识上的提高，就能在大家习以为常的事物中发现闪光的东西，和勤劳的农民一起生活，对每户人家都熟悉了，很喜欢他们，对那里的老乡有了深厚的情感，以至对整个边区的农民也有了深厚的情感。正因此，他就对陕北农村平凡的生活，拥有创作欲望。
最后，是技法上能从想要表达的整体效果出发，并为了适应群众的审美习惯的需要，由阴刻法改为阳刻法，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就出现了调子上的改变，显得明快而和谐。
三、自由抒情的情调
古元的木刻作品都有他要表达的故事，在表达故事的过程中常常带有一种抒情的特点。从1939年和1940年创作的以白映黑突出主要人物的《播种》《挑水》《运草》到以后的《读报》《挺进》《秋收》《结婚登记》《哥哥的假期》之二和《区政府办公室》《老炊事员的寿辰》等，既具有一种动感又蕴含着一种激情，使人看后仿佛听到的是一首首的抒情诗，拨动了赏阅者的心弦。
这种抒情格调的形成有三方面的因素:
一是由于他热爱延安和陕北，热爱这里的农民群众，他的作品中就自然地渗透了这种爱的情感。
二是由于他能自由地选择创作方向和题材。古元对人生和艺术所抱的根本态度就是走向自由，他来到延安就到了民主、自由的解放区，他在延安，又能处在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中，在这里他可以一头扎进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自由地确定他的创作方向，这种自由的状态，为个人感情的抒发提供了一个前提。
三是他能在作品中自然地融入自己的思想感情，既有叙事又有抒情。正如著名诗人艾青在延安时期即指出的那样:“古元同志的艺术是在边区成长起来的，他是边区生活的歌手。”[4]“他的作品里所充溢着的那些情调，是真实的生活的情调，是亲切的人间的情调。”[5]我们细看古元延安时期的许多作品有一个总的特点，就是颂扬生活、颂扬人民，作品的调子总是向上、明快的，因此也就像一首优美的歌曲一样，自然而然地进入抒情状态。
四、极具特色的刀法美
古元木刻之美，是凭借了他的刀法功夫而成的，而他的刀法又成为他木刻艺术优美的风格之一。
1.大胆而准确是其刀法的基调。从他的作品看，他在用刀上是很大胆，看出他在创作前，已意在刀先，一下刀即一刀接一刀，毫无优柔寡断之感。古元之大胆用刀，是他建立在对所反映的对象有着深入而准确的认识基础之上，因此他能做到造型准、结构准、内外轮廓线准。他所刻画的人物，从面部到姿态和衣服的衣纹，其刻出的线条都很准确精到毫无含糊之处。
2.统一的刀法情调。古元是一个很善于运用刀法来塑造形象的木刻大家，他在刻制作品时，能以一种刀法为主来统率全局，再配以其他刀法，这就使他所刻出的画面有一种形象丰富而又统一和谐的情调，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
3.运用不同刀法表现各种不同的形态和质感。他的作品所反映的主要是当时延安的农村生活，画面中既有众多男女老少的人物，又有农民喜爱的牲畜牛羊猪狗，还有人们生活环境中的树木山水，他都能从结构入手，用接近对象质感的刀法，顺着对象结构或纹理组织的来龙去脉用刀，作到既符合画理又木味刀味鲜明，既内涵丰富又调子统一，既有变化而又谐调，达到了生动表现物象形态的目的。使观者一见即犹如身临其境，爱不忍离。
古元的木刻艺术犹如一座耸立在我国绘画艺术领域中的宝库，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我国当今美术工作者需要长期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得到借鉴和启示。
注:
[1]古元:《在人民生活中吸取创作题材》，《美术》1950年，第6期。
[2]古元:《到“大鲁艺”去学习》，《美术》1962年，第3期。
[3]罗丹:《罗丹论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第5页。
[4]艾青:《第一日——略评“边区美协一九四一年展览会”中的木刻》，《解放日报》，1941年8月18日。
[5]艾青:《蝉之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9页。
作者｜马建华（副教授、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
本文原发表于《美术研究》2018年04期
编辑|郑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