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延安美术的杰出画家，王式廓的版画《改造二流子》是延安版画的代表作，也是王式廓艺术创作史上重要的早期代表作品之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社会信息，有助于我们认识新中国的美术及社会发展。本文从王式廓的版画《改造二流子》切入，进入到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历史场景中去，以社会学研究和图像分析的方法，解读《改造二流子》这一作品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王式廓；改造二流子；劳动；思想改造；道德重塑

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八路军政治部机关人员 1943年

中国艺术的发展有着内在的延续性，而这样的延续性往往被表面的激进所掩盖，有许多激进的艺术形式往往包含着传统的价值观，而许多传统语言形态的作品却有着激进的思想。我们很难将中国艺术中的社会性诉求与形式语言的革命分离开来讨论。中国文化与艺术的延续性大于断裂性，综合性多于纯粹性，大体上这是我们观察中国艺术的一个基础视角。对于延安美术的研究，也应该从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学等方面展开综合研究。近年来有关延安文学艺术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文学与艺术的主流思想或语言风格变化，有时并不与时代及政治巨变同步，而是由于艺术家的创作思想的延续或地方文化的封闭性，或是统治阶级的提倡，表现出很强的跨越时代节点的延续性，以及艺术形式与风格的滞后性传导。作为延安美术的杰出画家，王式廓的版画《改造二流子》是延安版画的代表作，也是王式廓艺术创作史上最重要的早期代表作品之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社会信息，有助于我们认识新中国的美术及社会发展。

一、延安的新气象与王式廓的艺术转变

1944年7月1日，黄炎培、傅斯年、左舜生等7位国民参政员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踏上了访问延安的旅途，对延安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其间，黄炎培先生深为延安军民昂扬的斗志、俭朴的生活、健康的民风所感染、所激动。返回重庆后，黄炎培先生在夫人姚维钧的帮助下，写成了《延安归来》。尽管许多朋友说“这万万要不得，你替共产党宣传，太危险了”，但黄炎培先生还是毅然决然地把书稿交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了，结果流传甚广，深为社会各界欢迎。在《延安归来》中，黄炎培先生写到延安街上“没有看到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他们叫做二流子”；“在街上绝对没有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延安军民的精神面貌与国统区的一派乌烟瘴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里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景象”。其实，何止延安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莫不如此，只不过黄炎培先生没有参观罢了。抗战期间，外国记者和美国驻华官员对此多有描述，并极力称赞。[1]

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及劳模代表大会 1943年11月

其实，黄炎培等人所看到的延安的新气象，也是王式廓从国统区到延安时所看到的景象。在黄土高原上，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创建了一个连西方记者都感叹的民主政府，从民主选举边区议会与基层村组织的政治制度到知无不言的民主生活；从解放妇女、婚姻自主到扫盲识字、学习科学知识、讲究卫生、推进医疗；人人生产、个个练兵，生产与战斗相结合，边区政府领导延安军民创建了世界现代史上少见的民众积极参与的政治制度与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模式。王式廓在延安时期的艺术创作，生动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延安的新面貌。

彦涵 《给农民治病》 1943年

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七天，王式廓离开东京回到中国参加抗日。先到山东聊城，以“山东第六专区政治部服务员”的身份，完成了第一幅艺术宣传画——大型布面画《总动员》，还创作了一些揭露敌人暴行，宣传保卫家乡的版画。1937年底，王式廓来到武汉，参加了汉口“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内地工作团”，在3个多月里，创作了20多幅宣传画，有些作品发表在赵望云主编的《抗战画报》上。后在钱运锋的介绍下，找到军委政治部三厅的倪贻德(王式廓在上海美专时的老师)，在三厅六处三科参加抗日工作，仍然负责画抗日宣传画。在这里工作的画家还有段平佑、周令钊、林家旅(夏林)、吴恒勤、冯法祀、丁正献、王琦、力群、罗工柳、卢鸿基、力扬等人，还有漫画宣传队的叶浅予、胡考、张仃、廖冰兄、张乐平、陆志痒等人。在武汉的七、八个月时间里，王式廓共创作了大小近60幅作品，参加了两次三厅组织的抗日画展。其中，最重要的是1938年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王式廓与冯法祀、李可染、倪贻德、周令钊、周多等人一起，在蛇山矶下的城墙上创作了《全民抗战》这幅大型壁画。[2]

王式廓一家在延安窑洞前 1945年

即使是在这样的抗日热潮中，王式廓也没有忘记艺术根本问题的探求，艺术家除了积极参加抗战的宣传活动，如何能够提高艺术创作的内在质量，提升艺术作品的品质？如何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王式廓将目光转向了延安，并且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与吴咸结伴，和一大批热血青年，历尽千辛万苦，经西安奔向延安。延安时期是王式廓艺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时期。正是在延安的生活与学习，使王式廓找到了此前困惑他的艺术创作的根本问题，即艺术创作的基本动力，是来自某一时期政治、政策的命题要求，还是来自生活给予艺术家的重大影响和人民的迫切需要？艺术如何更为生动、更为准确地呈现时代发展的真实面貌？王式廓在延安时期的艺术创作，主要是版画创作，这些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延安的新气象，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真实的艺术写照，而《改造二流子》则是王式廓艺术发展历程上的第一幅具有里程碑性的代表作。王式廓本人对于这幅作品也十分重视，这幅只有17.2×26.4cm的小幅版画，耗费了王式廓近5年的时间，从1942年构思草图到1943年完成，再到1947年重新刻印，王式廓画了大量草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劳动。根据吴咸先生的回忆，1947年从延安撤退时，王式廓已经身患肺病，全家人为轻装行军，扔掉了许多物品，许多书籍也交给老乡存放，包括他最心爱的《罗丹艺术论》。而《改造二流子》是一块很厚重的木板，几经考虑，王式廓还是决定带走，他用铲刀铲了半夜，将木板去掉了三分之二的厚度，这才有了后来到华北后的彩色版《改造二流子》。[3]

王式廓《改造二流子》 17.2×26.4cm 1943年

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新生活、新气象，在20世纪3、40年代的延安木刻艺术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并且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曾两次赴苏联展出。延安的木刻、年画作品，如《积极养鸡增加生产》(罗工柳)、《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古元)、《丰衣足食》(力群)、《改造二流子》(王式廓)等作品，被送到苏联，珍藏在苏联东方艺术博物馆。该馆还出版了彩色精印的《中国年画画集》。延安木刻受到了苏联人民的喜爱，苏联的艺术家认为，延安木刻最大特点是“紧紧和实际相结合，忠实有力地反映了客观现实”。[4]

二、在劳动生产中既创造物质财富也改造教育人

中国共产党及红军转战陕北后，延安人口激增，军需成严重问题。1939年4月，国民党内部以绝密形式向各级组织下达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国民党军队加强了对边区的封锁。1940年后，国民政府断绝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费支付。这也就意味着边区150万居民，要养活近十万名延安的军政干部与士兵，延安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1941年底，中共中央开始号召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无论军队、政府机关还是学校，一律发展自给经济，没有人可以享有特权。延安的大生产运动首先由八路军延安留守部队初步尝试。在南泥湾，王震领导着他的359旅一万多官兵，在数年内成功地开垦了35000多亩荒地。1943年2月4日，总政电影团拍摄了纪录片《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又名《南泥湾》)，反映三五九旅的英雄事迹，受到高层肯定，朱德、叶剑英、贺龙、徐向前、萧劲光等出席了首映式，并指示将该片在延安广为放映，毛泽东为这一影片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5]1943年《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词”中明确提出“发展生产”的口号，同时指出1943年是“遭遇到空前困难的一年”。这一年边区将“发展生产，加强教育”作为中心任务。在劳动中教育和改造人，是最终的主题。一方面打倒寄生虫，摧毁不合理制度，一方面努力生产，改变靠天吃饭的思想，鼓励民众开荒自救。陕北当时地多人少，为解决劳动力不足，政府除了及时安置难民，将其转为生产力，还鼓励移民。因此1943年前后，延安发动了声势不小的移民运动，马丕恩、马杏儿父女就是当时移民生产模范的典型。经过一年的劳动，他们一家六口由赤贫的难民，一跃成为自耕农。堪称勤劳生产，改善生活的模范。但是移民潮也使当地不务正业的游民陡然增多。[6]

1943年，趁着上一年全党整风运动的浩大声势，一场全体军民参加的大生产运动在延安机关、学校和陕甘宁边区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44年10月，《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造访延安。他注意到，中共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亲自管理了一块烟田，他辛勤地耕耘着，所生产的烟叶足够党部所有人的消耗。而军队的总司令朱德则种了一片白菜地。[7]朱德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上指示“贪污、腐化、浪费是生产运动的敌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改造二流子》，积极推广延安县改造二流子的经验。这样，在延安全民大生产运动中出现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农村改造二流子运动。[8]

三、二流子与流氓

搜索“百度”，“二流子”指一种没有目标的人。之所以使用“二”这个字，就是说这种人的思想没有主要的部分，没有明确的道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性格不突出，而且没什么发展，没什么梦想。“二流子”这个词和二流子的工作无关，无论他是什么工作，只要是具备游手好闲、不三不四的思想，就是二流子。“二流子”与“流氓”不是一类人，但有相似之处。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对“流氓”的解释为:“本指无业游民，后用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泼行为。”[9]在徐珂《清稗类钞》方言类中的上海方言中，“流氓”又称为“白相”、“地棍”、“痞徒”、“瘪三”，非常形象。在天津，“流氓”称为“混混”或“混星子”，北京叫“土混混”，杭州叫“光棍”，扬州称为“青皮”，与《水浒传》里描绘的宋代汴京大相国寺的“泼皮”相似。《共产党宣言》中对“流氓”一词有所揭示:“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10]流氓欺压弱者，有着很大的危害，鲁迅1931年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做演讲《流氓与文学》，称“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完颜绍元在《流氓的变迁》中指“流氓”是“脱离了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田地，因此没有正当的业务可恃且又愚昧无知的社会底层成员，‘流’有向坏的方向嬗变，放纵成弊。”(1993，上海古籍出版社)而“二流子”并不是城市中的流氓无产者，通常指有家庭，但是好逸恶劳，好吃懒作，不劳而获的人。“二流子”在英语中的表述为“layabout”(见《英汉综合大词典》)，主要用于英格兰口语，指懒汉，闲荡的人，游手好闲的人，“无业游民”，与中文的意思颇为相近。

王式廓 《二流子转变》形象素材 1943年

王式廓 《二流子转变》 习作1

新中国成立后，将“流氓”定为《刑法》所管辖的罪行，最高可以判处死缓。直到1997年7月1日，中国的《刑法》才正式取消了“流氓罪”。目前，在新疆石河子监狱关押着最后一个流氓罪犯牛玉强，他的刑期将于2020年2月21日到期。但是《刑法》中没有与“二流子”相关的罪罚，说明“二流子”在社会调控体系里，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

王式廓 《二流子转变》 习作2

“二流子”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39年的延安报刊中，此前，延安老百姓将这些人统称为“地痞”、“牛毛”(流氓)，“爬鬼”、“二流答瓜”。二流子可能就由“二流答瓜”引申出来的，之所以叫“二流子”，是要和旧社会穷凶极恶的地痞流氓区别开来，因为和前者比，二流子多表现为生活恶习，而且只是有点小坏。根据当时延安市的调查，二流子到处有，陕北尤其多，客观上与陕北人源于游牧民族的习性相关。这里土地贫瘠，地广人稀，当地农民普遍都是撒下种子后回家抽大烟，庄稼靠天收。女二流子的出现则与这一地带多数女子不下田劳动的传统习俗有关。当时有歌谣:“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这些二流子，萎靡不振，一眼就可辨认出，“穿的都是破破烂烂，脸孔看起来像是发了霉的谷子”，不仅自己不生产，逃避公税，而且说怪话，破坏别人的生产情绪，不利于调动其他人的生产热情。这些人由于长期养成了懒散、抽洋烟等恶习，即便土改分得了地，也会卖地卖耕牛，继续玩乐，因此不利于巩固土改，他们虽然有的打点短工，但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从来不积累财富，因此也不利于农村工商业经济，影响政府税收。后来“二流子”逐渐叫遍延安，指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烟、赌、偷、盗、阴阳、巫神、蛮婆、土娼为生的人。

王式廓 《二流子转变》 习作3

据调查，1937年前延安全市人口不到3000人，二流子即有500多人，占人口总数的16%。延安县约3万人，二流子就有1692人，占总人口的5.6%。以此推算，陕甘宁边区140多万人口中，二流子约占7.8万，至少也有3万。[11]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由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改变，纯朴民风的形成，大部分二流子逐渐地改变成为劳动者。即使未改变者，其行为方式也大有收敛。尽管如此，由于这些未改变的二流子积习难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边区的社会风气。

四、二流子的改造

边区改造二流子工作进行的最早的是延安和华池两县。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提出发展生产以来他们即开始了对乡村二流子现象的关注。1940年春天延安县的干部胡胜林和王庆海发现，要把生产搞好，首先要拿出有效办法，解决“二流答瓜”的问题，这些人危害极大，不仅抽洋烟(鸦片)，偷驴盗马、赌博，勾结歹人，自己不从事生产，不缴税，而且说怪话，影响别人的生产积极性。

武德祖 《围赌》 1943年

边区配合大生产运动改造二流子的方式是:首先，经过群众评议划定二流子。边区严格划分二流子的标准，认定那些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盗窃、偷汉、招赌、贩卖违禁物品、拐骗、做巫婆神汉、汉奸等为谋生手段者为二流子；有正当职业又兼不良行为为生活手段者为半二流子；完全靠正当职业为生活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惯者不算二流子。对认定为二流子的，身上挂上白布条标牌。然后由区乡干部对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二流子实行分片包干，负责帮助改造。同时发动全社会监督，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救济、安置，另一方面给他们分配土地，帮助、鼓励、监督他们参加大生产，或把他们编入各种互助合作组织如合作社、农场、工厂、变工队等。“所有二流子都要改造，参加生产，变成新人。”[12]对顽固不化的二流子，采取的是集中管制、强迫劳动的办法，进行有组织的收容改造，比如绥德市二流子戒烟所。[13]

延安改造乡村二流子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认识到离乡改造游民是十分困难的，延安的经验是将被改造者放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接受改造，放在熟人社会中来改造，用劳动来改造人，用群众运动来展开改造。在边区举行劳动英雄大会时，派二流子参加，献旗、敬酒、开晚会。各地的民间小调、童谣和秧歌剧中都融进了激励二流子改变的内容。有的县如定边还发动了二流子反省运动，提出“二流子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当二流子”等问题，要求二流子进行反省。赤水县还发起了二流子改造竞赛。这种方式和建国后对于城市游民改造的方式有区别。延安时期对二流子或个别谈心，或树立正面典型，召开劳动英雄大会，也只有这个时代，劳动者才有了尊严，成为歌颂的对象和英雄，这是此前的社会没有的，是党改造人的新模式。[14]

五、二流子改造运动是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边区的社会改造中，除了减租减息和建立乡村民主政权，还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社会教育运动。这场社会教育运动以扫盲教育和政治教育为核心，其目标是:“1、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政治文化水平。2、提高大众民族觉悟，动员群众参加抗战。3、提高大众民族思想，使群众获得运用民主的能力与习惯。4、增进大众日常生活和战时的知识。”[15]也就是扫除文盲，以提高民众的革命意识、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根据这一目标，这场社会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改变边区的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状况。“给文盲和半文盲以获取知识的工具”，改变边区文化教育极端落后导致的民众迷信、愚昧、保守状态。边区的落后“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16]为此，边区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运动，包括扫盲运动、医药卫生运动、二流子改造运动、反巫神迷信运动等，宣传科学文化知识，改善民众生活习惯，力图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其二是政治教育。在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中，动员群众始终是一项核心的目标。这场社会教育运动也是一场革命和抗日的社会动员。边区把社会教育看作是“一种很有力量的宣传训练组织的手段。”提高群众政治水平，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抗战知识，动员群众参加救国实际行动。“通过社会教育，使得边区民众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革命意识，使民众了解中共的奋斗目标、各项政策，也使民众信任中共政权，激发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17]

对顽固二流子的改造，绥德分区除了开斗争大会，给二流子挂牌等措施，女作家韦君宜在《解放日报》上撰文《边区二流子改造》，介绍了绥德分区有关抵制二流子的“市民公约”:一、不买二流子东西(有些二流子搞小买卖)，二、不让二流子在好人家串门；三、不让二流子在家里掌握经济权；四、各家自己保证，以后不再出现二流子；五、代二流子找职业。延安市则为二流子制定纪律和公约:一、不染不良嗜好，二、不串门，三、不招闲人，四、不挑拨是非，五、要有正当职业，六、如有违反，罚工。

据统计，1942年全边区尚有9000余名二流子，经过一年多的改造，5587个二流子转变成劳动者，占总数的62%，其中延属分区2653个二流子中改造好1987人；绥德分区4033个二流子中改造好1626人；三边分区1120个二流子中改造好800人；陇东分区1122个二流子中改造好700人；关中分区626个二流子中改造好394人。到抗战结束前，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基本上改造完毕。

陕甘宁边区对二流子的成功改造，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是一个空前的奇迹。二流子的改造对陕甘宁边区社会的影响也是十分广泛的。首先，对边区社会风气的改善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他们的改造，大大减少了赌博、串门子、招野汉、偷窃财物、好吃懒做、播弄是非、宣传迷信等不良现象，促进了社会安定。由于二流子不务正业，容易被敌人利用，有的加人了汉奸特务组织，所以对他们的改造也有利于边区的锄奸自卫。其次，这些二流子经过改造，摆脱了贫困，走向了丰衣足食。第三，二流子转变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43年全边区已转变的二流子每人至少生产粮食一石五斗，5500余个转变的二流子生产了8000余石粮食，足够一万人一年的口粮。同时，二流子的改造反过来又激励了其他群众的生产热情。群众说:“连二流子都生产了，咱要不好好劳动，就要被二流子超过去了。”[18]“不许再有一个二流子，不让再有一个劳动力站在生产圈外”，既为大生产运动增添了劳动力，又改造出一批新人。这是首次把“尊重劳动、用劳动改造人”的思想用于大规模的社会改造的尝试。[19]

六、鲁艺师生参加大生产运动与版画《改造二流子》

鲁艺生产模范合影 1943年

自1939年起，鲁艺师生就积极投入了“开荒生产”，王式廓出身山东农家，热爱劳动，他与戏剧系的崔嵬并肩抡着大镢头开荒。1943年，在延安大生产运动的热潮中，鲁艺师生更是积极参加，开展劳动竞赛，并且围绕大生产运动，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歌颂劳动模范和英雄。1943年2月6日，延安文艺界200多人，在青年俱乐部举行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人物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先后报告了他们的翻身历史和生产事迹，诗人艾青即席赋诗一首，真诚地为自己不会种地而感到羞愧。[20]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艾青写作了叙事诗《吴满有》及“附记”，发表于1943年3月9日的《解放日报》。作为延安鲁艺的教师，王式廓不仅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也用自己的画笔，反映了边区军民的劳动热潮，创作了《开荒》(1939)、《赵占魁组画》(1942)等版画作品，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版画《改造二流子》。

王式廓 《开荒》 1942年

《改造二流子》创作于1943年，最初是黑白木刻，题为《二流子转变》，1947年王式廓在北方大学又反复推敲，制成套色木刻，改名为《改造二流子》。作品刻画了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群众改造“二流子”的典型场景，是那个时代众多的歌颂劳动、反映边区重大事件的文艺作品中的代表作。观察王式廓如何处理《改造二流子》这一题材，并且将其与同类题材作品进行比较，是很有意味的。1943年2月10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古元的版画插图《申长林改造二流子》，这幅画取材于真实的故事，即当时的劳动模范申长林改造同村的二流子金三，共同致富的故事。申长林五十多岁，和马丕恩一样移民来到延安，有过四十年悲惨的生活，曾经是一个十多年沉迷在赌城里的二流子，而现在成了教育他人的模范党员。在这幅画中，不仅可以看到他同样运用乡村伦理社会中的长老权威模式，同时这个长老又是一个新劳动英雄，可谓亦旧亦新。有时候这些有威望的人受政府的委托，做二流子的保人，现实中的申长林在改造金三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多次扛着白面来到揭不开锅的金三家。对此，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陆定一指出，古元是想好好画一画二流子的，“但要画它，必须先去看看许多二流子，他们衣服怎样穿法，帽子怎样戴法，举止神情又只怎样，然后画起来，一望而知是二流子”。古元的作品因为是幅插图，只反映了申长林与二流子金三谈心的场面，人物刻画较为简单，低着头的二流子的形象与着装还不是十分典型。

古元 《申长林改造二流子》 1943年

而王式廓则是以主题性创作的格局来对待《改造二流子》这一作品，他深入到乡村中去，大量速写和写生，搜集了许多真实的材料，然后再进行构图，并反复修改。王式廓谈到自己创作经过时说:“最初形成这件作品的创作欲念，是受延安《解放日报》上社论及通讯的启发，我带着这样一个创作命题，下乡在安塞工作了几个月。那时当地对不好好劳动的农民是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呢？在大生产号召下，对他们一般是规定任务，限时间生产，较少进行思想说服教育；有个别地方还给二流子戴高帽子游街。显然，执行政策不对头。......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住时，曾接触过一个二流子，我常常在村中各家串门，熟悉情况，对他本人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观察，和他的婆姨小娃也相处得比较熟悉，后来，还参加了村中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的会和一些工作。这种开会教育的方法，符合了党的政策精神，我也从中体会到农民们对于自己队伍中的落后分子的基本态度，因人而异的各种不同感情和表示。经过这些生活现象的识别过程，和人物形象等绘画素材的积累，《改造二流子》的画面安排和形象塑造才有了生活的依据。”[21]

有关《改造二流子》的研究与评价，王朝闻、艾中信、力群、钟涵、闻立鹏等人都有很好的论述，他们更多地是从现实主义艺术的创作方法、作品人物形象分析等艺术角度进行研究。而我注意到，王式廓在创作《改造二流子》时，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作品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包括了戏剧的主题性、冲突性和舞台性。作品如同一出舞台剧，其中的人物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分担了不同的角色，从不同方面参与对二流子的改造活动。这些人物聚集的地点是二流子的家庭门前空地而非室内，形成一个具有真实感的典型环境，也就是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剧场”感，观众看画如同看戏，只是这是一出独幕戏。

二是王式廓善于以视觉形象细节表现主题，以细节拓展作品的内涵。例如破败的院墙、二流子及其妻子所穿的破烂衣服，与围观者所穿的新衣服比较，说明了二流子家庭经济状况的困顿。背对着观众的中年农民，身上背着一条绳子，据王式廓对吴咸讲，这是一位烈性子的农民，他指着二流子说，再不改把你捆起来!

三是作品中的人物动态丰富，很好地传达了人物的身份、言语。他们分为说服者(三位伸手者，一位村干部、一位长者、一位背绳子的中年)，围观者，当事者(二流子一家四口)这三组，每一组人物的形象姿态各不相同。

四是作品突出了对于二流子的改造和教育，侧重于人道主义的以情动人，而非以强制性的手段。延安的二流子改造运动，因为是群众性运动，难免出现过激举动，有些地方，将二流子抓起来戴高帽进行游街。王式廓最初的草图稿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构图，但是王式廓很快意识到这种方式的不妥，在后来的构图中转为一群村民苦口婆心地在规劝二流子改过自新。

五是王式廓在作品中让乡村中有威望的老人而非军人干部成为教育改造的主角，这就突出了传统的家庭伦理与乡村价值观在落后村民的教育和规训中的主体性，表明中国农村的道德纽带与人文价值观仍然在发挥作用。例如“劳动光荣”、“劳动致富”仍然是中国农村的主流价值观，每年春节农民更换他们家门前的春联，其主要内容即是“耕读传家”。

彦涵 《懒汉不改就分开》 《人民文学》 插图 1949年

比较一下彦涵先生一幅改造二流子的作品与王式廓作品的不同，是很有意思的。《懒汉懒汉再不改，俺就和他两分开》是彦涵画的一幅插图，发表于《人民文学》1949年第6期，作品中的场景空间已经转变为类似于村委会的办公空间，军人与干部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的仲裁者，二流子的妻子接受了妇女解放的启蒙教育，已经觉醒，以离婚来施加压力，要求二流子转变。而另一幅1950年初的年画《改造二流子》，延续了彦涵作品中的构图与基本主题。二流子来到村公所这样的公共场所，接受穿军装的干部的教育，抽着烟袋的老农，已经退居二线，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道德重建运动中的主导作用。

有关“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人”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深刻地论证了人的生产劳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人“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有用于、有益于人类生存的功利价值。同样，《圣经》也鼓励人们劳动致富，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推动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闻立鹏先生这样评价《改造二流子》:“王式廓摸索着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进行创作，他把人物的刻画与塑造作为创作的中心，用以突出表达创作的主题思想。为此他像戏剧导演一样，在认真观察生活的基础上分析研究画中每个出场人物的心理活动、思想情绪及其表現出的体态、动势及表情，然后选择典型的瞬间与角度加以画面(舞台)调度，形成以后称之为‘情节性绘画’的基本形式。”[22]

总之，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从许多方面表现了延安时期“改造二流子”运动的重要意义。它表现为:

1、“改造二流子”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它是一个人民的自我教育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有关延安整风，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但梳理其基本脉络，仍然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党中央对于革命队伍的思想整顿与价值重建，是延安时期为新中国成立所做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准备与干部培养工作。[23]可以这样说，延安整风运动最重要的是整顿党风，主要对象是党员、干部；其次是整顿学风，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同时也涉及到整顿军队与社会风气。而文风对于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都需要整顿。在我看来，延安时期的普及识字、推广医疗，移风易俗，可以看作是对社会民风的整顿，其主要对象是农民。特别是整顿延安乡村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许多不良风气，其代表则是遍布延安的二流子。对这一群体的改造，深刻地触及了延安社会的底层结构与社会风气。

2、改造二流子运动主要采取的是说服的方法而非强制的方法，虽然也有一些地方将二流子集中起来进行管理教育，但更多的是让二流子在本乡本土接受村民和邻居的教育和监督，这样的村民自我管理方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地演变成为城市中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中的村民委员会，成为新中国政权的最广阔的施政基础。

3、“改造二流子”作为当时社会教育和管理的一种方式，与扫盲教育、民主选举等方式一样，共同构成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与社会管理的实践方式，锻炼了干部，积累了经验。通过连续性的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来改造社会和民众，这种执政方式，成为新中国政府的基本执政思路和社会革命模式。

4、“改造二流子”强调在劳动中重塑新的社会伦理体系和价值观。不仅让农村村民知道劳动的重要性，也让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通过劳动知道自己的不足，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人物评判价值衡量的基础。

七、新中国对于“劳动改造人”的延续

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反映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创立的一种崭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即通过劳动改造社会落后分子的思想，重建新的价值观。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价值与基层社会的重要管理方式，其中对于犯有轻微罪错的人以“劳动改造”的方式进行惩戒和教育，成为社会管理与控制的常态。

解放日报报道 延安召开边区劳动英雄表彰大会 右起第一人为吴满有 1943年11月27日

50年代的新中国以巨人的脚步大步前进，解放了的人民满怀喜悦，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充满朝气的时代气息与劳动效率。“在横扫一切旧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旧中国的另一种产物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农村二流子和城市无业游民。“社会结构中的惰性气体——二流子和闲人，虽然不像地痞和匪霸那样属专政机关打击的对象(严格地说，二流子阶层仅仅是伦理道德领域的癌疾，在政治上基本上是无害的)，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已经成为照耀各项工作的明灯，对工业、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伟大任务，这是一场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革命。一切剥削阶级习气也成为社会伦理革命的对象，毫无疑问，二流子阶层所具有的好逸恶劳的品行同新时代劳动人民的趣味格格不入，这个阶层注定无法逃避时代的清洗，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农村合作化的洪流将把旧时代的泥淖席卷得干干净净。”[24]

中央美院附中集体创作 《当代英雄》 (局部) 1960年

有关劳动和劳动改造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性，有这样几点认识很重要:

1、劳动光荣。无产阶级工农联盟以劳动建设新中国，全国人民展开劳动竞赛、劳动建功，整个社会形成了“劳动崇拜”。但是当时的社会和传媒将劳动主要理解为体力劳动，而脑力劳动处于较低下的地位，知识分子的地位自然就低于劳动人民，即工农阶级。也许我们可以说，这一思想传统来源于孔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但孔子是主张“劳心者冶人，劳力者冶于人的”，而新中国强调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工农联盟实行无产阶级民主专政。

2、劳动改造人、改变人的思想成为新中国的社会管理模式之一。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都可以采取从说服到强制的劳动改造方式。可以用劳动改造战犯和罪犯(刑法服刑)、改造右派，也可以用劳动教养改造轻罪青少年；可以用劳动改造妓女，也可以用劳动改造工商业者，使之自食其力，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劳动人民的一部分。1960年代的四清运动，派出许多干部下乡，与广大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1970年代，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劳动解决城镇人口失业问题，缓解城市中由于无业青年的增多而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3、“劳动”概念在新世纪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新世纪，“劳动”概念的变化和“劳动”地位的下降。与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相比，广大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农民，逐渐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日益边缘化。考察新中国“劳动模范”的地位变化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例如:1950年代和60年代的劳动模范，是社会的核心与翘楚，万人瞩目，就是北戴河这样的海边休假，也是劳动模范才有享有的权利。但是，在改革开放后，劳动模范给人的印象，除了奖状、奖章之外，就是待遇低下，身体多病，甚至还有世界冠军卖奖牌解困的社会现象。而且新时期以来的劳动模范，逐渐地从体力劳动者向脑力劳动者转移，从工农大众向基层领导干部转移。大庆油田的劳动模范评选，就从60年代的工人王进喜转向90年代的知识分子总工程师。在社会发展中，金融资本的力量逐渐超过了人力资本，反映在新中国人口政策的变化，就是从多生子女养老到不惜金钱投入独生子女的教育。

1950年代初的年画《改造二流子》

综上所述，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虽然是近70年前创作于延安的一幅小型版画，但却可以称为重大题材创作，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人文价值，是对当今中国仍有参考意义的主题性绘画。与1950年代相比，今天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就突出，但尚未很好地解决社会分配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还有许多地区的老百姓生活在贫困之中。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出现瓦解，维系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乡绅逐渐消亡。在许多地方，乡村豪强势力和宗族势力渗入基层政权，控制乡村资源。有学者认为，“在传统中国，尽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皇权其实不下乡，国家的治理并没有深入到星罗棋布的乡村社会，乡村治理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士绅才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实际治理者，从而也是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主要维系者。而士绅的出现，是需要很多条件的，如一定的资产实力、良好的儒家教育、公道办事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村民的信任并具道德声望。但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向乡村的不断深入和科举制度的废除，农村精英大规模向城市流动，造成乡村士绅质量的蜕化，豪强、恶霸、痞子一类边缘人物开始占据底层权力中心。”[25]在许多乡村与小城镇，甚至在城市中，不愿劳动，滋事生非的“二流子”和“流氓”又重新出现，甚至成为黑社会组织的帮凶。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提醒我们，历史上曾经卓有成效的“劳动改造”，对中国基层社会建设和人民思想教育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劳动改造人，重点改造人的思想；通过劳动进行社会伦理重塑，就是价值重塑、人格重塑。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建立新中国的社会基础，即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工农国家。而从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劳动模范的评选模式，是社会主义中国特有的社会激励方式，也是人民的自我教育与社会竞争方式。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将苏联留学回来的儿子毛岸英交给劳动模范吴满有，让他在劳动中锻炼成长，具有意味深长的象征意义，它表明“劳动”与“改造”对于以工农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精神价值和社会意义。丹尼尔·贝尔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曾经深入探讨了以“勤奋劳动”、“节俭消费”为主体的新教伦理对美国的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所具有的重大作用。在经济制度与社会组织、传播媒介、文化教育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整个中国社会对于艰苦创业与“劳动”的价值判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看待劳动对于自我改造与社会改造的意义，重塑健康朴素的社会价值观，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新的认识和实践课题。

作者｜殷双喜（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美术研究》执行主编）

原文发表于《美术研究》2011年04期

[1][11]牛淑萍《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改造运动》，《党史文汇》，1999年第2期。

[2]叶浅予《细叙沧桑记流年》，转引自闻立鹏编著《王式廓评传》，岭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65页。

[3]转引自闻立鹏编著《王式廓评传》，岭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137页

[4]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史》(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415页

[5]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322页。

[6][14]孙晓忠《延安时期的改造二流子运动》，《中华读书报》，2010年8月14日。

[7]《外国记者笔下的延安往事》，《中国周刊》，2011年7月18日。

[8]朱鸿召《改造二流子》，《文史博览》，2004年第9期。

[9]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5册，第126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第262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页。

[13][17]闫颖《中共社会动员的成功经验》，《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5]《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5:教育方针政策》(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1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18]有关“二流子”改造的成绩，资料记载有“安塞的杨树枝，1942年种了18亩地，下种以后就不管了，除4亩锄过草以外，其余全部荒芜，只打两石多粮食，吃了两三个月就没有口粮了；1943年他种了60亩地，收了14石8斗，还养了15只羊。陇东分区转变的732个二流子开了2990亩荒地，甘泉县132个二流子开荒605亩，延安金盆区22个二流子开荒275亩。”牛淑萍《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改造运动》，《党史文汇》1999年第2期。

[19]林阳“视觉中的社会变迁”，《北京日报》，2007年10月10日。

[20]艾青的诗如下:

去年我也锄了一块土，种了波斯菊和扫巴草，种了瓜豆、西红柿和包谷。放了糞又泼了尿，花的力量真不少。说起成绩真可笑——南瓜结得像碗那么大，包谷像指头那么小；高粱长得像小米，十几棵子子，还没一人高。⋯⋯到了秋末收齐了，卖钱不值钱，煮熟吃不饱。假如人人像我那样还得了？

钟敬之、金紫光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转引自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102页。

[21]王式廓“题材与主题，生活与艺术形象”，《王式廓艺术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41—42页。转引自闻立鹏编著《王式廓评传》，岭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129页。


[22]闻立鹏编著《王式廓评传》，岭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131页。

[23]最早可以见到的整风文献是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报告(这一历史场景由罗工柳1951年创作的油画《整风报告》可以回顾)。2月2日，《解放日报》即发表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2月8日，毛泽东发表文章《反对党八股》，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2日到5月23日，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这一讲话在一定范围内由艾思奇、陆定一等进行了传达，讲话的部份内容隔了一年发表于1943年3月13日的《解放日报》，同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又全文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上资料均见于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史》(下)有关延安文艺的大事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24]宋强、乔边《人民记忆5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5]邓聿文《血案背后的乡村社会危机》，《上海商报》，2011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