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13年6月
采访/陈卓
整理/秦建平 赵 晶（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廖静文（1923-2015），湖南长沙人，1942年任徐悲鸿主持的中国美术学院资料员，1946年与徐悲鸿结婚。曾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
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夏天，我们从重庆坐轮船先到南京，然后由南京坐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由秦皇岛乘火车至北平。
那个时候不叫北京，叫北平，因为首都在南京。悲鸿本来是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不聘教授”、一级教授。所谓“不聘教授”，是永远不解聘的教授。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悲鸿在德国认识的同学，抗战胜利以后，他当了教育部部长。当时在重庆要复原的学校很多，都要重新聘任校长。他就想邀请徐悲鸿到北平担任北平艺专校长。当时我们到南京后，南京很多人劝我们不要到北平。说现在国共谈判破裂，北方非常不平静，最好不要到北平，留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比较稳妥。悲鸿一直想办一所能够推行他自己主张的学校，所以还是坚持到北平来。从南京到达上海的时候，我们去看郭沫若，在郭沫若家里，碰巧见到了中共驻沪办事处的周恩来。周恩来非常鼓励悲鸿到北平接管北平艺专。他鼓励说：我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成一个很好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
两张船票
那是抗战胜利以后第二年。我们很匆忙离开重庆，因为当时要买张船票或者买张飞机票都很困难。在重庆要复原回家的人太多了。我们这两张船票，是悲鸿的老朋友李济深送的。有一天，我们到他家里去看他，他马上就要走，要回南京，还剩两张船票，问我们要不要。那两张票是没有床位的，但那时候弄到船票或飞机票都很困难，我们就要了这两张船票。拿到票后赶快回到对岸的沙坪坝整理东西。重庆的沙坪坝是大学区，在嘉陵江南岸。
我们第二天就搭上了“民联轮”的轮船去南京。当时悲鸿还带着好几箱作品。我当时已经怀孕了，怀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后来在人民大学教书的徐庆平。我和悲鸿没有任何人帮助，就赶到下关轮船码头，但是轮船码头那个船上的人，不让我们上船，说轮船已经超重了，你们带这么多箱子，不能上船。悲鸿说如果这些画不能上船，他就不走了。正在这个时候，轮船上有一个工作人员，是我们以前认识的熟人，他听我们讲了以后，说没有关系。他就叫人把这些箱子搬上了轮船。在船上，我跟悲鸿没有床位，只能睡在船板上，很多人挤在一起，每人占一小块地方，拿被子铺了凑合着睡觉。
这样，我们坐轮船坐了好几天，然后到了南京。到南京以后，因为悲鸿当时已经得了高血压，他的身体很不好。我叫人从船上把箱子拿下来，让他守着箱子，我跑去雇车拉走。那个时候，南京还有马车。我雇了一辆马车，把箱子搬上去，我们就坐马车进了城。进城以后，因为悲鸿有高血压，我就让他住到医院里去，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然后，我到教育部找朱部长拿到悲鸿的聘书，就是聘请他当北平艺专校长的聘书。拿到聘书以后，我就去买火车票，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
在南京养病期间，悲鸿就开始物色北平艺专的教授。他决意要找一个很好的帮手。他有一个学生，叫吴作人。吴作人是悲鸿帮助出国留学的，开始时送他到巴黎去，买的最便宜的船票。吴作人因为幼年丧父，家里很穷，到了巴黎以后，他没有钱吃饭。后来，悲鸿的一个好朋友，以前在法国留学的同学谢寿康当了中国驻比利时的大使，悲鸿托谢寿康拿吴作人的画到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去申请奖学金。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看到吴作人的画很好，就录取他了。吴作人进了皇家美术学院以后，非常努力，学院给了他奖学金，并且给他一个单独的画室。吴作人就在比利时学画，并且和比利时的一个同学沃特（李娜）结了婚，然后回国来。回国来以后，就在悲鸿执教的中央大学艺术系教书，后来慢慢地就当了教授。悲鸿决定到北平艺专来时，就写信给吴作人，请他到北平艺专来教书，担任北平艺专的教务长。
我们到上海以后，他又聘了好几个非常好的教师。聘请的人有李桦、王临乙、滑田友、叶浅予、李斛、李可染、李苦禅、冯法祀、周令钊、韦启美、戴泽等，还聘了董希文，还有沈从文。总之，悲鸿还没有到任，就聘了很多全国一流的教授。到北京以后，他又专门去看齐白石，聘齐白石当名誉教授，教国画。那个时候，可以说全国最有名的画家都集中到了北平艺专。
拒绝南迁
解放战争到1949年的时候，已经打到北平的城门口。当时，南京的教育部派飞机去接很多有名的大学教授，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艺专。各个大学的名教授、校长，教育部都派飞机去接。在当时，第一个走的就是北大的校长胡适。胡适是坐第一批飞机走的。胡适走了以后，飞机场就被共产党占领了，飞机不能降落了。当时，国民党命令把树砍掉，在城里做了一个临时飞机场，派了两架飞机，把各大学校长、名教授都接走了。像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故宫研究院的院长等。
当时悲鸿也是要被接走的，但是，悲鸿拒绝走。教育部汇了一笔钱来，叫南迁费，让北平艺专的师生迁到南方去。当时悲鸿就在北平艺专召开校务会议，让大家讨论是不是南迁。悲鸿本人就不赞成南迁，吴作人他们也都不赞成，结果，赞成南迁的人占极少数，绝大多数都不赞成南迁。最后悲鸿就根据大家的意见，把这笔钱分了一部分给学校的教职员工。另外买了很多小米，存到学校里面，准备如果围城久了，不至于没有粮食吃。结果北平被围城也有一个月，街上买不到菜，但我们每天都可以喝到小米稀饭，吃那个酱园的酱萝卜干。整整围了一个月。
当时北平艺专有很多地下党员，像现在的侯一民，就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当时，傅作义是北京城内的最高司令员。北京城里还有20 万军队，蒋介石命令他一定要守住北平。当时傅作义的女儿就是地下党员，她答应劝他父亲不要守城。傅作义毕竟觉得这是女儿啊，还是要考虑她的意见。他找了很多有名的教授来，跟大家讨论北平是守还是不守。
那天悲鸿也是被邀请去开会的。傅作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要大家发表意见。当时，因为北平还没有解放，特务很多，一般人都不敢讲话。傅作义讲了话以后，没有人敢发言。悲鸿就第一个发言，他说，北平是一座有名的文化古城，为了保存北平城市的建筑，也为了北平城里面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希望傅作义将军能够下决心和平解放北平。
他那天去开会，我在家里等着。当时吴作人他们也在我家等着，都等消息。等到了很晚，悲鸿回来了，告诉我们开会的情况。大家都很高兴。当时北平城内很乱，钞票已经不值钱，街上到处都是卖银元，卖现大洋的，或者是卖美金的。悲鸿回到家以后，当天晚上就接到一个人的电话，他问徐悲鸿在不在家？我说，他已经睡了，你有话跟我说。那个人就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你告诉徐悲鸿，叫他小心自己的脑袋！我知道是特务威胁，所以当时要留在北平也不容易。
我们还去看了齐白石。齐白石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很多人跟他讲：共产党有一个名单，进城以后要杀谁，这个名单里有你的名字，因为你卖画有钱，共产党专门杀有钱的人。八十多岁的齐白石很害怕，我们到他家去，正好航空公司来电话问他订几张飞机票，他准备逃到香港。当时我们就告诉他，叫他别走，我们也不走。如果北平乱了，我们把他接到北平艺专去住，大家保护他。齐白石最听悲鸿的话，悲鸿讲什么他都相信。那样齐白石也没有走。
过了几天，北平就和平解放了。
悲鸿请毛主席题写校名
1949年，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就提出来，把华北大学三部，就是解放区来的，跟北平艺专合并，办一个中央美术学院。当时还不叫中央美术学院，叫国立美术学院。所以国立美术学院最初是跟华大三部合并的，像罗工柳他们都是华大三部合并过来的。当时是周恩来亲自发聘书，聘徐悲鸿做国立美术学院校长。悲鸿请毛主席写校牌，写了“国立美术学院”。后来改成中央美术学院。这个校牌还是毛主席写的。我们家有六封毛主席亲笔写的信，第一封就是悲鸿请他写学校的校牌。他亲自写了一个，而且亲自回信给悲鸿先生：来示敬悉。还写了一句“未知可用否”。这是第一封信。后来，还通过好几封信，所以在我们家到现在还保存了好多封毛主席的亲笔信。一直到悲鸿去世。
1953年，我又到北京大学去读书。那个时候，我已经30 岁，跟悲鸿结婚有六年多了。我原来就是在大学读书，因为结婚照顾悲鸿，就放弃了读书。悲鸿过世以后，我重新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毛主席知道了，派他的秘书田家英拿着他亲自写的信，问我有没有困难，说如果有困难，要我告诉他。我当时正在北大上课，校长办公室来人叫我，马上出来，说有人要见我。我在课堂里跑到校长办公室，田家英就把毛主席的信给我看，当时我一面看，一面流泪，非常感动。我告诉他，没有困难，不需要帮助。田家英走的时候，还跟我讲，如果有困难，你就跟毛主席写信。我这封信，现在也留在家里。
悲鸿在北平艺专和中央美院，可以说倾注了他全部的精力。要办好这个学校，在中央美院，他坚持他的教学方法，要画严格的素描，不论哪一科，都要学两年素描。因为素描是绘画的基础。他自己虽然是校长，但他很少坐在办公室，他一般都到每个教室里去看，每天都去看看每个教师教得怎么样，看看每个学生画得怎么样。一直到1953年他去世。
在他去世之前，还到中央美术学院给学生补课。他说，那么多学生，还没有学他讲的美术史。他找了很多图片，放在美术学院的玻璃柜里面，告诉他们哪些是最好的画，哪些是不好的画。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到美术学院去，因为他从病了以后，我一直担心他再发脑溢血，所以每次我都陪着他去上课。有一次他往玻璃柜里面摆图片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看到他摆的一张图片，说“这个画画得真好”。悲鸿马上说，这是最坏的画，因为他画得跟照片一模一样！
1941年摄于重庆沙坪坝，前排右起为廖靖文、徐悲鸿、张葳、郁风，后排左一为张安治，后排右一为黄苗子
1943年，徐悲鸿与廖静文摄于四川青城山
1945年在重庆磐溪，背景为中国美术学院，左起为廖靖文、徐悲鸿、张葳、周千秋、佚名、张安治、张苏予、宗其香等
1950年4月1日，在北京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大礼堂举行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典礼
建院初期的徐悲鸿院长
1948年，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儿子徐庆平、女儿芳芳合影
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及儿子庆平
原文发表于《美术研究》201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