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德梅斯特（Ann Demeester）
“有一种优于知识的对基础知识的无知，还有一种通过‘认知’而产生的习得的无知，它同前者一样会被知识所废除和摒弃。”
米歇尔·德·蒙田1
千万不要以为这篇文章的思路有着像阿尔法到欧米茄一样的顺序；它将是蹒跚前进的，各种思想迂迂回回，各种概念跌跌撞撞，各种判断磕磕绊绊。
磕磕绊绊似乎是形容学习过程的最佳比喻了，稍不留神你就要掉进意想不到的圈套，几乎快要跌到，但又能恰好及时站稳抽身。崩溃、痛苦或是灾难随时可能发生，却又从未出现。肾上腺素在你的血液中奔涌，思考暂时停滞，你能做的只能是条件反射，根本来不及思考甚至片刻犹豫。你避免了失足，并由此提高了对潜在障碍的警惕性，你想出一些策略和方法，越过这些路障，规避那些阻碍我们未来取得进步和成就的障碍。你试着去理解如何能够迈着轻快的脚步躲避陷阱，避免失足；磕磕绊绊时，你几乎就要失误，但并未酿成大祸。它并不意味着失败，但它将你带到跌倒 / 失败的边缘，让你同危险的跌落或令人懊恼的、显而易见的溃败亲密接触，制造一种紧迫感，迫使你全神贯注。你几乎被征服，濒临投降，站在极度弱势的边缘，但你又奇迹般地成功逆袭，解除了紧急状态。经历过“磕磕绊绊”以后，你有点担心还会再次犯错，但你已经提高警惕，做好准备迎接未来。
伊雷特·罗戈夫在一篇非常有启发性的文章里提到，“我所理解的‘批判力’”是基于对自己思维局限性的认识，因为只有摒弃故知，才能获得新知，否则人不过是在累积信息，而非重塑思想。2
在同一篇文章的介绍中，她坚定地指出：“理论家是摆脱了理论束缚的人。除了堆砌理论工具和材料、分析模型、视角和论点，理论工作是去揭示理论立足的根本，去怀疑和质问那些看似已经就人们的所作所为达成共识的领域。
以此类推，策展人是否也应该是摆脱了艺术束缚的人？（暂时的）沉醉在他 / 她偶遇的艺术作品，或是似乎永远不会被人发掘的（当代）艺术中，忘我、陶醉？他 / 她一开始被征服，然后重新振作，并非仅仅为了捕获“野兽”，而是为了将其驯服。策展人似乎是一个孤独的行业——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将其称为一种生存状态，一种运作模式，一种赋予感知和意义的方式？——因为它可以倚赖或推翻的既有标准和权威范本可谓少之又少。
它可能是一个关于平衡的问题。
一项虚构的案例研究，或者说基于虚构作品的案例研究，也许能够部分说明这个问题。想想巴拉德的小说《暴行展览》中的“疯子教授”南森博士，他在一个废弃的电影院自行办了一场“展览”，展出汽车“尸体”以及大量关于折磨、暴力、爆炸和谋杀后遗症的影像作品。南森教授进行这次（想象中的）展览的核心动机就在于“又聋又瞎” 的强迫症。他企图通过这个展览向那些“失去理智的人” 展现这种强迫症，同时去深入了解他是如何又为何沉醉于那些扭曲的身体、现代主义建筑的固有情色特征和撞坏的汽车，以及身边那些令他兴奋不已的连绵不断、无处不在且无法摆脱的暴力行径。
我们还可以看看最近的一个“模范”：一个颇有成就的“策展学生”，他 / 她在批评研究领域获得了硕士学位或是完成了如今在西半球疯长的众多策展项目中的一个项目。这个“绝非特例”的学生标榜自己有着过硬的理论意识，轻松驾驭各种反复无常的策展方法论。然而，他们却只知道永无止境且一成不变的谈论诸如 “双年展仍旧是一种可行的形式吗”，“策展人与艺术家的区别在哪里”，“展览如何才能做到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等等策展问题，且只能给出一些平淡无奇（且不说陈词滥调）的答案，而根本做不到树立个人独有的观点。
他们——巴拉德的南森教授和我们的模范——就像是太阳和月亮，是两个永远不会在重力拉拢下走到一起的 “天体”，尽管开启“策展智慧”的钥匙并未藏于他们二者任一星球之上。似乎南森教授应该“抛开”一些痴迷，而某毕业生则应该摒弃，或者说至少超越，那些过度的理性和那些不由自主地对各种理论的深思，转而回归适度的主观判断。任何人如果既想要在策展领域超越单纯的“后勤经理”的职能，又要避免越俎代庖“艺术家本人”的职能，都应当适时避免或放下某种阻碍我们做出并非基于严密论证而仅靠直觉的决定的专业主义，同时也避免做出那些生成晦涩难懂的矛盾体和导致沟通失败的“冲动”决定。达到这一目标的有效方法也许是被美国艺术家斯图文特所说的“有知觉的直觉”。理智地倚赖直觉感受，同时利用好 “教育”提供给我们的理论工具和论点。允许个人的特异反应，同时又避免漂浮不定的随意性。我想把它称为“折中”：在（已被确立和认可的）“系统知识”与（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纯粹个人冲动的两极中折中。
这种折中——绝非是意味或者代表妥协的中间路线——可以被传授吗？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在乔治·斯坦纳的《大师与门徒》3所细致描述的那种“师徒”关系中受的教育。 在师徒之间，权力和经验并不对等：老师是“大师”，单方面将他或她的知识教授及“传输”给照单全收的“门徒”，而“门徒”以后可能反对这些知识，从智识上和情感上同这些灌输给自己的知识作对。最初的接纳和之后的反对是这一现象中斯坦纳定义的最核心的概念。他保守又“浪漫” 地认为，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式的大师拥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超凡魅力——或神赐能力——可以通过说教和利诱，向他或她的“追随者”传输智慧。我更喜欢导师制这个更加“仁慈”的词汇——一个人“释放”而一个人不情愿的“接受”，这种持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重新塑造了“完整的人”——尽管如此，2006 年当我在调整阿佩尔的“策展项目”的结构时，我发现想要彻底改造导师制并由此确立一项新制度，就将不可避免的陷入斯坦纳式的思维陷阱中。在我看来，导师制——不说阿伯拉或埃洛伊塞，去想想那些经验丰富者和缺少经验者之间那种富有成效的、互惠互利的关系——的基础就是“从前人犯过的错误中吸取经验” 以及“用他们的经验之石磨砺你思想的刀锋”这样的格言。导师制是随机出现的 , 有时出自意外，有时缘于巧合，勉强不得也无法人为安排。但是，“从彼此犯过的错误中吸取经验”的环境是可以人为安排的，无论这些错误是发自有效的怀疑精神还是无意识的产物，总之不会是一种呆板的说教。
阿佩尔艺术中心（De Appel arts center），阿姆斯特丹
为了抛下基于不对等原则的斯坦纳教学法，我不可避免的重读了朗西埃的《无知的大师——关于知识解放的五堂课》4，这本书被各种策展人反复提及。在该书中，朗西埃提倡“通用教学”法，这种方法最初由法语老师约瑟夫·雅阁特在 19 世纪时创立，他在鲁文教弗兰德学生法语，虽然他既听不懂也不会说学生的母语，但通过引导学生深入研习一本双语版的费内隆的《泰勒玛克》（1699），获得了成功。他依靠的是学生们的天赋和强大的毅力，而且抛弃了独裁式的教学方法。朗西埃对此总结道“雅阁特确实教会了他们一些东西，但他却没有将自己的学识传授给他们，因此学生们学到的并不是老师的学识。他的教学方法是将学生们关在一个他们可以独立攻破的封闭空间中，通过抛开老师的学识，学生们运用自己的能力掌握了书本的知识。因此，连接导师、学者和大师传道授业的两个功能已经彼此独立。5可以骄傲地说，阿佩尔的“策展项目”就是基于由朗西埃诠释的雅阁特的思想，也可以说，本项目是以雅阁特 / 朗西埃相关思想的基本前提作为切入点：即消除所谓的博学、资深、有能力的一方和所谓的无知、无能、未成型的一方之间莫须有的界限。相信知识的传授是通过讲故事或自然而然的习得，而非通过逐项阐释。相信“学习”是一个让“大师”和“学生”都能累积经验和产生新见解的双赢过程。
越过障碍的方法不只一种，净化、精炼和打磨思想、观点和观念的方法也不只一种。在艺术领域，事实核查绝非易事，加入了个人偏好的真相比约定俗成的惯例更受欢迎，因此我们经常像是一群盲人在一间黑屋子里寻找一只并不存在的猫咪。6
彼得·布鲁盖尔，盲人的寓言
这似乎就是老彼得·布鲁盖尔最有名的画作之一“瞎子寓言”或“瞎子给瞎子领路”的终极论点。7在曾获普利策奖的《布鲁盖尔的画及其他诗篇》中，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将这幅帆布油画称为“惊悚但高超的绘画，以绘画的方式精炼的解读了同样精炼的马太福音 15:14——‘任凭他们（法利赛人）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如果瞎子给瞎子领路，两个人都会掉进坑里。’”8
如果我们想要在焦点丧失、模糊不清、被星云包裹的混沌中，成群结队地摸索通向“认知”和“习得的无知”而非单纯的知识出路，也许瞎子才是瞎子的最佳领路人。
原文刊载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年鉴2014》
编辑 | 胡炘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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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译自米歇尔·德·蒙田，“随笔”——关于无用的明智单元（Over nutteloze vernuftigheden）——2001。繁荣出版社（Uitgeverij Boom），阿姆斯特丹，第 369 页。
2 《理论家是什么？》载于《艺术家是什么？》，爱德华兹·卡特丽娜·西克拉等，2004，威汉姆·芬克出版社（Wilhelm Fink Verlag），慕尼黑。
3 乔治·斯坦纳，《大师与门徒》，2003，哈佛大学出版社，剑桥。
4 雅克·朗西埃，《无知的大师——关于知识解放的五堂课》，1991，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加利福尼亚。
5 雅克·朗西埃，《无知的大师——关于知识解放的五堂课》，1991，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加利福尼亚，第 14 页。
6 引自即将在圣路易斯当代美术馆展出的由安东尼·哈伯曼策展的群展名字。
7 老彼得·布吕赫尔，“瞎子寓言”，1568。
8 摘自“布吕赫尔的无眼人”，利·哈弗雷，纽约时报，1986 年 1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