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岗，1925年生。山东省宁津县人。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47年入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学习。1949年至1950年为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留校任教。1954年至1959年入原苏联列宾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毕业于约干逊工作室，获艺术家称号。之后继续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历任油画系研究生导师、油画系第四画室主任。作品多次获奖，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画家之一。
由林岗创作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原名《党的好女儿—赵桂兰》，是当时流行的劳模题材的代表作品。1950年9月25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和“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保护工厂的财产不受损失而负伤的劳动模范赵桂兰出席了会议，并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这次会议的召开为美术创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题材，因此，有不少画家都利用会议期间为劳模画肖像或为创作收集素材，而林岗则在会议结束仅两个月后就完成了这幅画的线描稿，并发表在《人民美术》1950年第6期上。1951年1月3日，《人民日报》的“人民画刊”在显著的位置上发表了完稿后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林岗以古典的精细、严谨、和谐的风格，在内容和技巧的高度结合中把新年画推向了一个时代高峰，所以，这幅作品从一面世就受到美术界的好评，被认为是“民间年画自延安时代以来的新年画的进一步发展的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当其参加第二届全国年画评奖时，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一等奖的奖赏。后来，出版发行在百万份以上，并不断参加出国展览，而在各时期的总结报告中都是工作业绩和艺术成就的重要例证。《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所创造的表现领袖题材的构图方式以及表现形式，都深深影响了此后的年画创作，而且对其他画种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美术馆》：我们今天的来意是这样，我们要陆续采访一些曾经创作过在现代美术史上堪称经典作品的老先生，将他们过去不太为人所知的创作经历整理出来，这样让后人对他们的作品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也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积累第一手的资料。
林岗（以下简称“林”）：是的，以前中央美院的翁乃强也说过这件事。翁乃强先生是搞摄影的，他说趁老先生在世时就应该抓紧时间做一做，不然，一旦错过时间，很多事情就很难清楚了。
（林岗先生介绍《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的创作情况。首先，林老拿出一大一小两张《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的素描手稿，在回忆着这两张手稿创作时间的先后。）
《中国美术馆》：除这两张创作手稿以外，还有没有其他资料？
林：除此之外，还保留了一些素材照片和自己创作时的工作照。
《中国美术馆》：我记得您在画室创作该画时的工作照，当时是冬天，还穿着棉大衣，不知是否还保存着？
林：在68号院搬家时不见了，现在一时也找不到。
《中国美术馆》：我回去再找找，我曾经翻拍过。
（林老将一张很小但很完整的线描稿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
林：这是当时拍得比较清楚的一张线描稿。
《中国美术馆》：这张照片曾经在《人民美术》（当时发表在《人民美术》1950年第6期）杂志上发表过。
（林老又拿出《群英会上的赵桂兰》上人物原型——赵桂兰的照片，不同角度好几张，我们挑选了3张以备发表之用。）
《中国美术馆》：这几张照片都是您拍的吗？
林：这几张都是比较老的，都是我拍的。
(对于这几张照片是否真由林老所拍，林老的夫人庞涛女士在一旁对此提出了质疑。)
庞：这几张照片不是你拍的吧。当时你没有照相机，也不懂照相技术。你到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都不会使照相机，依我看这些照片不是你拍的。
林：是我拍的吧，反正有些模糊了。
《中国美术馆》：当时，赵桂兰成了劳模以后应该是很忙的，您是怎样抓住机会拍到这些照片的呢？
林：我就抓住开劳模大会的机会跟她见面才得以拍到的。见面的介绍信是由学校开给总工会的。
《中国美术馆》：这张工人模样的照片在《群英会上的赵桂兰》这件作品中好像没有出现过，他是谁啊？
林：他出现过，在这里，他叫赵国有，是一位工人模范，被誉为“新纪录运动的创造者”。
（林老拿着照片对应着作品，一一回忆着他们的名字。）
林：最靠右的这位是田桂英，是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女拖拉机手梁军没有在上面。旁边这位是一位战斗英雄，名字叫魏来国。这张照片是任弼时，另外这张是林伯渠。画中的有些人物是没有具体原型的。
（林老指着一张自己在画室中创作时留下的照片，说—）
林：这是在画任弼时的工作照。1950年，任弼时同志逝世。画这件作品时还没有着手画《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后来，这张画保留在任弼时纪念馆，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
《中国美术馆》：帮您拍原作照片的人，您认识吗？
林：这张是当时的新闻照片，摄于1951年。拍照片的人叫陈志，我们是认识的。他是华大美术系的，后来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当时因为工作需要，后来专门搞摄影，他拍得挺好。
《中国美术馆》：这张年画我见过，是《欢迎亚非拉朋友》。
林：对。原作还在我们家。
（林老又拿出一张在华北联大美术系就学时的合影给我们看，逐一介绍。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
林：左边第一人是罗工柳先生，当时是班主任。后排右起第三人是我。
《中国美术馆》：这些人您现在还都认识吗？
林：有些回忆不起来了。
（后来庞涛女士帮助林老回忆照片中合影者的名字，文中的图片说明中有介绍。）
《中国美术馆》：照片基本上看了，我们现在从头将《群英会上的赵桂兰》这件作品的创作经历梳理一下。林老，您是如何想起画这幅画的？谈谈这张画的创作动机。
林：我当时是在报纸上看到了赵桂兰的事迹。在那个年代，不管是解放军也好，还是工人也好，在当时都是非常尊重劳动模范的。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毛主席亲自接见普通工人赵桂兰，这在当时是相当轰动的事情，是改朝换代后出现的新面貌。在50年代初，我还画过以毛主席发锦旗为内容的作品，画得很是粗糙，最终没能完成。
关于赵桂兰这一人物形象的捕捉，我是借用照相机来获得的。记得当时我没有照相机，是从别人处借来的。我抓住开劳模大会的机会，拿着由学校开的见面介绍信去总工会才与赵桂兰见了面。于是，我就在总工会的院中匆匆忙忙抓拍了几张。至于画中出现过的新疆人和火车司机的形象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说实话，我那时候的素描功底不是很好。因为我在华北联合大学(即原河北大学、现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上学时，一开始就是创作，基本的造型训练不是太多。到后来自己经常练习，造型能力才有所长进。我记得到北京工作的时候还没有毕业。1948年夏秋之交时，我调往河北蔚县工作半年，第二年5月份才回到北京。《群英会上的赵桂兰》这幅作品是我从蔚县工作完以后，返回北京才开始画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来到北京后在报纸上得知毛主席亲自接见普通工人赵桂兰，于是就萌动了创作的想法。在此之前，李琦等人画了《毛泽东与斯大林》、《女拖拉机手》和《伟大的会见》等。
《中国美术馆》：这幅作品是您独自完成的吗？当时，中央美院的江丰与徐悲鸿对您这张创作有没有指导？
林：主要是我，但是别人帮了我很多忙。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黄均，他确实给予了莫大的支持。画中的那个花盆，就是黄均帮忙画的，画得很是细致、精彩。江丰与徐悲鸿前来看了，觉得还好，他们俩没有给予具体的指导。
《中国美术馆》：黄均帮忙所画的那张是美院那张稿吗？
林：应该是美院那张吧。
《中国美术馆》：您是如何想起要黄均老师帮忙呢？
林：当时还是江丰先找到黄均，由江丰介绍前来帮忙的。在杭州国立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以后，江丰便去了华东分院任教。
《中国美术馆》：画中的其他部分是怎样完成的？
林：一开始，我没有画宫灯，画的是普通的吊灯，后来才改画宫灯的。对于如何画好宫灯的透视，我亲自参观完怀仁堂的宫灯以后才画的。去怀仁堂参观宫灯，还是由我的一位在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工作的同学开的介绍信。我跟他是四川绵阳国艺六中的同学。画面里的花盆的造型及地毯的图案样式均参考了资料。对于画中毛主席的构思，原来是坐着的，后来决定改成站着接见劳模。
《中国美术馆》：椅子的造型好像不是中式的？
林：椅子的造型是西方的，不是怀仁堂的椅子造型，我是借助了资料才画出来的。
《中国美术馆》：当作品出来时，别人没有针对椅子的造型提出异议？
林：好像当时还没有。（笑）花盆也不是怀仁堂中的花盆原型，只有宫灯是原型。
《中国美术馆》：您当时创作时所用的纸等其他用具，是自己购买还是国家分配？
林：纸张等用具都是由国家分配的。所用颜料以水粉为主，也用了一些国画颜料。
《中国美术馆》：您创作那幅画时是在几月份？
林：冬天，就在过春节前，学校放假的时候。
《中国美术馆》：您第一稿画了多长时间？地点在哪儿？
林：这张画的第一稿从构思到完稿历时两个月，都是在帅府园中后来雕塑的教室中完成的。当时，江丰特别重视老师的创作与进修。对于能画的老师，他采取全力支持他们创作的措施。谁要创作，他就给谁提供创作的条件，像武必端他们都在那里画。记得在帅府园有好几个屋子，我们开完会、上完课后就都到那里去画。北方的冬天很冷，我们都穿着大棉袄。那时的年画与连环画的主要创作地点都在帅府园的工作室。为了将《群英会上的赵桂兰》这件作品很好地完成，我几乎利用了所有的节假日。
《中国美术馆》：当时《人民美术》杂志发表您的线描稿的时候，您的正稿还没有画完，如果正稿画完了的话，《人民美术》杂志是会刊登正稿的。
林：是的。当时拍了照片，刊登了线描稿。
《中国美术馆》：在画《群英会上的赵桂兰》之前，您没有搞过这么大型的创作，但在这幅画中却表现出了这么恢宏的气势，您一定是受到了什么启发，譬如《最后的晚餐》这样的画面的构图。
林：是的，如果没有得益于这种启发，这幅画将是另外一种感觉，绝不会顺利创作出来的。
《中国美术馆》：我在一篇文章中说您这张画的图式结构的特征就是“向心式的结构”，后来这种“向心式的结构”对所有画毛泽东题材的作品都有很大影响，因为您的画在当时影响确实很大。
林：当时影响是很大。记得当时王琦说：“没想到这幅画的作者这么年轻，我还以为作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画家，这幅画是用感情画的。”那时候，我很羡慕他们画素描。我是后来到了苏联之后才学的。
《中国美术馆》：这幅画获奖的情况怎样？
林：作品完成后，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后得了奖。我这是第二回，第一回是李琦的《农民参观拖拉机》。奖金是人民币200元，当时是一笔大钱，但很快就花光了。我用这笔奖金买了一些书籍，还特意买了一块上海手表，从邮电局将这块手表寄给了志愿军，不知志愿军是否收到。（笑）
《中国美术馆》：当时也是否与现在一样，得奖还有颁奖仪式？
林：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很平淡的。我当时没有想到要得奖，心态也很平静。学校也没有其他的奖励。
《中国美术馆》：得奖这件事对您日后的教学有没有影响？
林：这对我的教学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对我到前苏联留学还是打下了一些基础。我当时在美院绘画系任教，记得绘画系有四个班。
《中国美术馆》：这张画在“文革”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吧？
林：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因为从这件作品的发表到“文革”爆发已经十年多了，“文革”是在1966年，而那幅画是在1950年画的，这幅画又不像董希文的《开国大典》，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画中的真实人物赵桂兰在“文革”时也没有提到，时至今日，她还是杳无音讯。
《中国美术馆》：这里面有点新奇，画中没有林彪。
林：里面没有画他。
采访｜陈履生
录音整理｜廖羽
原文发表于《中国美术馆》2006年第2期
编辑｜郑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