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赵晶
整理：吴琼
采访时间：2015年12月
林岗，1925年生，山东省宁津县人。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1947年入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学习。1949年至1950年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留校任教。1954年至1959年，在前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约干松工作室学习，获硕士学位及艺术家称号。回国后，继续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历任油画系研究生导师，油画系第二画室、第四画室主任。1999年获俄罗斯文化部授予的普希金勋章，并被聘为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名誉教授。2018年获首批“中央美术学院杰出教授”称号。
先后创作十余幅巨型历史画，如：《狱中》(1961)、《井冈山会师》(1975)、《万众心相随》(1976)、《东渡》(1976-1977)、《万里征程诗不尽》(1977)、《女兵》(1986)等，其中多数都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作品《群英会上的赵桂兰》1951年荣获全国年画一等奖，《峥嵘岁月》（又名《长征路上》，与厐壔合作）1979年获全国与北京市优秀作品二等奖，并于1998年在美国与西班牙古根汉姆博物馆举办的“中国5000年”展出。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展览，并有多幅作品被重要博物馆和画廊收藏。
一路逃亡一路求学
1938年日本人占领了我的家乡，我们家就逃亡到济南，也是沦陷区。为了养活家里八口人，父亲、大哥和我三个人出来工作，我15岁就开始工作，在一家日本人开的银行做出纳，擦地板、送传票、数票子，干着最脏的活儿。在沦陷区的三年，我体会着亡国奴的生活，比如在进出城的关卡，日本人端着枪说搜身就搜身，毫无人生自由，我的作品《失去尊严的日子》就和这段经历有关。
后来家里情况没那么困难，我和大妹妹就想上学了。有半年时间我在大明湖旁的一所中学做插班生，在那里我认识了曾在国统区学习的同学，他告诉我国统区的环境比较自由，我又寻思着家境还不宽裕，这上学也不是长久的，就留了封信，带着大妹妹半夜偷偷离开了家，奔着国统区去了。那场面现在想想，就跟拍电影似的：我们化了妆，跑到徐州坐火车，到当时已经是国统区的河南去。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过国统区封锁线的情形，一边是逃亡的人不断地抢着上火车，一边是日本人拿着鞭子抽着往上挤的人。好不容易到了国统区，我们去了一所战时中学，那是国民党军队主办的学校。我记得上着课呢，就有军队的人怂恿我们参加“三青团”，但我们拒绝了。虽然我和大妹妹没怎么上过学，但都喜欢看书，对文学有点兴趣。鲁迅、郁达夫、巴金的书都看过一些，尤其是巴金，我们离开家也和巴金的《家》有关系，像觉慧那样离开了家。还有冰心、丁玲的文章，这在国统区都是很进步的书籍，我们还是很进步的，所以拒绝加入“三青团”。
后来日本人又打到了河南，我们就继续逃亡。当时大妹妹身体不好，我只能托一个朋友将她带回济南。我自己则辗转到了重庆，1944年，我就到了四川绵阳的国立六中读书，那都是从沦陷区逃过去的人，集结了山东一批优秀的中学老师。1945年，日本投降，为了庆祝抗战胜利，一些进步的学生就组织弄墙报，我不会写文章，就画画，那会儿我所在的进步组织和“三青团”有矛盾，对苏联进驻东北的动机意见不一致，我就在学校高中部教室的黑板上贴出了小字报，上面写着：
行动要有确实而多方面的根据，否则就会变成盲从。不了解现实，常常就会做现实的奴隶。
因此，爱国本质也会变成卖国。诬蔑别人也常常是诬蔑自己。
热血的同学，等着吧！
历史的发展总会证实：到底谁是谁非？！
张毅 1946.2.27
张毅是我的曾用名。
得罪了学校，我就离开了那里。那会儿我看了很多进步书刊，尤其是《群众》杂志，思想还是挺进步的，就想去解放区。于是托朋友亲戚，一路辗转，最后偷偷坐着美国人运军火的大卡车往北去。
从华北联大到北京
我和五六个人一起，带着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信从北平到西安，再去延安，但是当时国民党关卡严，没去成。我们又从西安返回北平，一会儿走路、一会儿火车、一会儿卡车，一个月的时间，到北平，到保定，最后到了张家口。那是1946年，发生了李公朴先生、闻一多先生先后被害的事，当时感触很大，也是那个时候，我就在华北联合大学学习了，和我一起的还有郭兰英，她当时十六七岁吧，刚从一个唱山西梆子的剧团出来，与我一起读了华北联大。
1949 年华大三部美术系师生（左后 1 班主任罗工柳，左 3 助理林岗，左 5 孙洪绪等）
我在华北联大待了三年，最初并没有学美术，都是学政治，学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后来国内形势变化快，共产党很快就要解放北平、解放天津，华北联大也要扩大，要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要多招生，所以就在我们这个政治班里招愿意画画的。我那时就喜欢画画，跟着部队行军路上有空就画，我就这样去了美术系。美术系是属于文艺学院的，院长是从延安过来的沙可夫，艾青、丁玲都是领导，美术系是江丰、胡一川、彦涵。后来华北联大和闻立鹏他们上的北方大学合并，我们就成了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学生，那会儿苦，我记着最痛苦的就是没有石膏像，好不容易从石家庄找了个石膏像，莫里哀像，看着不错，结果后脑勺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是留日回来的左辉老师教我们，这也是我的第一个绘画老师，我们就在河北正定县的一个教堂里画，和我一起的还有冯真、邓澍、迟轲。
后来北平解放了，我们就一同进城了，我比冯真、邓澍、吴玉章他们晚几个月。因为我接到组织命令去河北威县，解放区的美术社工作半年，《活捉王耀武》就是那时候画的。从那工作完成后我就进北平了，就进入了华大三部美术系，闻立鹏、李焕民都是美术系的学生，罗工柳是班主任，我是干事。后来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又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
我记得合并的前几天，我们解放区来的，包括江丰、胡一川、罗工柳、彦涵、莫朴等，在中山公园开了个晚会，就是讨论如何合并的事宜，我记着任命王式廓为研究部副主任，我是研究部干事。
就这样，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一个学校最重要的就是教师队伍，当时中央美术学院有着一批特别有名的老师，国画有李可染、李苦禅，版画有李桦、彦涵、古元，雕塑有滑田友、高庄，油画有徐悲鸿、董希文、艾中信、罗工柳、王式廓。真的是很厉害，我当时特别羡慕那些学生，可以跟着这些老师学习。我因为当时已经算是工作过，不能被当成学生，后来我所在的研究部变成了研究生班，我就和中央大学来的戴泽、韦启美老师的研究生们，大概七、八个人在研究生班，一起学习。
创作《新儿女英雄传》《群英会上的赵桂兰》
我小时候喜欢掏鸟窝、逮蛐蛐，挺淘的，特别好动，不像哥哥妹妹，好静。为了让我能安静会儿，我父亲就要求我练书法，虽然很严格，很苦，但是现在想来还是受益颇多。除了书法，我那会儿对年画也特别感兴趣，喜欢临摹墙上的年画，印象最深的就是《老鼠娶妻》，画的很好看；还有《白蛇传》《三国演义》等，我没事儿就临摹着画。后来去了华北联大，我就随身带着小本本，随时拿起铅笔就画，画这个人，画那个人。后来到了北京，我很羡慕那些学生，可以画石膏像，我以前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后来进城就是研究生，也不画这些，我记着我在走廊里捡过一张戴泽老师画的石膏速写，没画完，就是轮廓，我保存了很久，就看着画琢磨那个明暗交界线。油画我又买不起材料，所以我去苏联前就画年画、连环画。
1951年左右，学校领了一个任务，我们几个研究生就被组织到一起画连环画，就是反映抗日战争初期冀中白洋淀地区中共党员发动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的《新儿女英雄传》。一共四本，由冯真、李琦、顾群、邓澍、伍必端还有我好几个人，每人分了好几十篇，因为是反映白洋淀生活的，我们几个就去白洋淀写生，体验生活，当时就到处画，画人、画景，对我的锻炼挺大。
我记着我创作的第三张年画就是《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当时是1950年，正赶上召开全国劳模大会(1950年9月25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和“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赵桂兰也来了，在那个年代，大家都非常尊重劳动模范，我记着有朝鲜战场的战斗英雄魏来国，有女火车司机田桂英，有工人模范赵国有，报纸上都登着他们的事迹。当时，我在报纸上看到，周恩来总理领着赵桂兰去接受毛主席的亲自接见，我一下就很激动，主席和平民是平等的，这是新中国才有的事儿，脑子里就开始构思这个年画的画面，在中南海，毛主席接见赵桂兰，后面是各行各业的劳模，长桌就借鉴了《最后的晚餐》的构图。还有就是那个宫灯，当时我在四川绵阳国立六中的同学在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工作，他帮忙开了个去怀仁堂的介绍信，我就参考了那里面的宫灯，一下子就丰满了，好看、热闹、有气氛。我就是通过这样一幅幅的年画、连环画来锻炼自己绘画的能力。
留学苏联的日子
我是1954年留学苏联的，第一批是李天祥、钱绍武他们，我是第二批，还有全山石、肖峰，当时的风气就是政治上管理非常严格，但是业务上是敞开学。苏联是很值得学习的，因为他们延续了法国、意大利的学风。再加上1757年成立了列宾美术学院，培养了很多艺术家，所以咱们就兴起了去苏联学习的留学风。当时各行各业都向苏联学习，美术上也不例外。列宾美院教学上延续法国、意大利的传统，培养了很多艺术家，很值得学习。
在苏联学习还是非常正规的，他们很专业、严格，其实我因为个人原因，留学时年龄也挺大了，我又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但我特别努力，99%的努力加1%的天赋嘛，我没有天赋我就加倍努力呗，下功夫苦练，效果还不错。我记着当时说国家派一个留学生，相当于30个农民劳动的收成，当时挺苦的，也很节省，你们肯定看过当时我们留学的照片，一年到头都是大棉袄，为啥，就是因为国家发啥穿啥，没有其他可以穿的，一套棉装一套单装，非常艰苦。我去的第一年就是素描，我心想，终于有时间好好画素描了。素描课安排在下午，那会儿是冬天，白天很短，我们是晚上教室不关门、不关灯，当时老师规定是画2个小时，我记着我和肖峰两个人是一直画，晚上不吃饭或者啃个面包，经常画素描画到晚上11点多，画到线条一条线看成两条，就去睡觉，挺刻苦的。所以我对自己的素描还是很满意的，成绩也不错，有一张习作还留校了，记着就是一个挺复杂的石膏。基础练习真的很重要，赵无极不就说过了吗，基本功搞好了，以后怎么画都行，什么花样都能玩，抽象具象都行，没有基本功，就不好说了。
当时还有语言课，我那会儿年龄也大，已经29岁了，学语言费劲，我记着在外语学院学了大概八个月，头两三个月还行，后来就跟不上了，我们几个留学生在一起，一个俄文老师，一个英文老师，一个星期一两节课。还有美术史课和解剖课。上解剖课的老师特别认真，苏联学生都特别怕他，他的课考试很难，大大小小骨头都得记着，一个个通过口试，都没法作弊。因为他觉得素描的功力就在这，经过严格地训练，对造型特别有帮助，当时真是记不住啊，一个礼拜一节课，特别认真地画，我现在还留着那本画画的册子，我们中国人在学生里算是比较用功的。但这确实很有用，对于打基础，怎么观察、怎么表现，很有用。
其实对中国留学生来说，素描并不难，但是色彩就没那么容易了。我记着，那边的学分是1到5分，5分最高，一二三年级都有素描课，得5分不太困难，色彩就特别难，三年级以前没得过5分。色彩的训练不能光看表面，要靠比较，靠整体感，它训练的是眼睛。冷暖、黑白、强弱、虚实，这些概念都是训练眼睛，听着简单，但是这也得下功夫、花时间，而且还得有天赋，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一定学得到，但是还是那句话，99%的汗水和1%天赋，刻苦练习还是非常有用的。
创建油画系四画室
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开始意识到研究西方现代艺术的重要性，要了解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有了解、有比较才能发展自己，出于这种想法，我们成立了四画室。西方现代艺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限制艺术，要反映个人情感、反映美，我们就是要研究他们，然后实践，作用到我们自己的画。我跟学生们说，就是要相信自己，动脑子，艺术路子宽得很，可以自由发挥。其实当时也没有更多地东西可以教给学生，除了基础的技能，完全靠自己，老师能给学生的就是一个熏陶的氛围。所以四画室的教室绘画气氛特别浓，每个人都很钻研，画的画最多，日夜都在画，学生的文化修养也修出来了。王玉平就是一个例子，成长得非常好，他那会儿画了个大素描，美院还没有那么大的人体素描，好像是真人比例，我就觉得画得相当好。四画室的特点就是发挥每个人的特点，自由画，我觉得画画吧，先得学做人，再画画，做人是正派的，走的路子不偏，艺术就不会偏。
画历史画，你得自己先感动
50年代初，当时为了给国家博物馆的前身——革命博物馆征集和创作美术作品，中宣部、文化部就商量着组织了革命历史画题材创作。我记着当时由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负责组织的，然后由蔡若虹、江丰、王朝闻组成领导小组，还召集全国的艺术家开会，认真探讨这件事。讨论得非常详细，非常认真，国家也特别支持，比如，如果创作者需要搜集材料，实地考察、体验生活，中央革命博物馆都是给出钱的，颜料、画布、材料啊也是由他们负责。
《井冈山会师》反映的就是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的胜利会师，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是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会师。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朱德到达井冈山的时候，毛主席正好在山下视察工作，他们后来开了一个会，就会师了。这是真实历史，但画呢，就得有创作，我记着最早画这个主题的是王式廓，五十年代画的，就是两人带的两支队伍，朱德爬上山，毛主席在这边欢迎，即将握手的前一刻。到我画呢，我就直接画握手了。艺术嘛，要根据历史事实，就是两个队伍胜利会师，合成一支队伍，但是也得有一点浪漫主义，有创作。我就是这么进行处理的，两人握到一块儿的手，旁边是井冈山的老百姓们，这样大家都看得懂。我觉得历史画难就难在，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有浪漫主义，要好看。
1959 年，林岗与爱人厐壔结婚不到半年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事，你得自己先感动，你自己都不感动，画出来的历史画能让人感动吗？就像我和厐老师（林岗先生夫人厐壔先生），我俩画《峥嵘岁月》之前，就真去过草地，一走走了两个月，搜集素材，写生，听当地人讲那段经历，听了很多长征路上的故事，回来画了四五张关于草地的画，还挺满意的。所以我觉得，艺术家，必须有生活，现在艺术题材广泛，表现形式多，但是艺术不在老与新，在于质量。《峥嵘岁月》表现的是朱德三次过草地的情景，也是长征过草地最悲壮的一幕。创作前，我们是1978年去了草地，就是长征路上走了一圈，还带着女儿，沿途经历很受教育。当时红军过的草地就是若尔盖草地，人和马在草地上行走，若不小心陷进去，没人救，会愈陷愈深，甚至人就没了。
林岗、厐壔 《峥嵘岁月（长征路上）》 1979 年 165×300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等我们去的时候，草地已经是另一片场景，很多藏民在那儿，有牦牛，还有奶粉厂，草地也经过处理，不再下陷，硬邦邦的。但草地上没有一棵树，海拔四千米，比拉萨空气还稀薄，平时咱们背个画箱不当回事儿，可是在草地上走一百米就开始喘了。我们上雪山还是跟着部队的吉普车一起上，穿着棉大衣、棉裤子、棉帽子、大头鞋，就这样全副武装，我们在还没有超过4500米地方画雪山，八个小时吧，就头疼得不得了。所以想想当时的红军，穿着单衣，一步一步爬上去，又冷又饿又累，想歇歇就会有队友提醒你，坐下来就再也起不来，就会牺牲在这雪山里，所以必须走，再累也得走，我们一对比，就能想象到那时候有多困难。
后来到了草地，我们就去找当初走出草地的人，听他们讲讲那段经历。我们拜访了一个女战士，她已经像一个藏族人一样生活了，藏语说得非常好，55岁左右。她告诉我们，她还记得跟随的是红四方面军，当时才15岁，因为听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觉得是老百姓的队伍，要报答他们，于是不论多困难都要参加这样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她进入草地没多久就生病发高烧，没法走，在草地上躺着，看着大部队往前走却一步也走不动。后来她渴得不行，看见有个红军在喝水，她说大哥能不能给我喝一口，那男的说不行，她央求了很久，那男的才说这是尿，不能给她喝，但她还是喝了，太渴了，那红军也是生病发烧，他俩就做个伴往大部队走的方向走。后来路上还碰见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也是病得发高烧，路上碰到西藏当地的武装头目，看小男孩干不了活儿，就直接扔到河里，小男孩就这样死了，我们当时听到这些特别震撼。
后来我画了《五月花》，画的长征草地上各种各样的鲜花，我们当时采了一些鲜花，装在一个黑袋子里，以此悼念那些没能从草地走出来的人。我还画了《他们没有留下姓名》，就是一堆白骨，没有姓名，都是为了纪念那些没能走出来的人，以及他们为了革命奉献的悲壮情感，他们把最后一口粮食给了那些能走出去的人，自己牺牲了。所以这样的经历，我们深受教育，长征真是不容易，出发时30万，到延安就剩下3万多，那么多人都牺牲了。
（《峥嵘岁月》创作部分由厐壔老师补充口述）
原文发表于《美术研究》2019年03期
编辑｜郑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