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秦建平（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校报主编）
整理：吴琼（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2017年9月周令钊为邮票爱好者的第一轮狗票签名留念
周令钊，1919年5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32年就读于长沙华中美术专科学校。1935年插班湖北武昌艺术专科学校，1936年毕业后到上海华东照相制版印刷公司学修版、制版。1937年起在抗战8年间，为普及提升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以漫画、木刻、连环画、宣传画、舞台美术设计、壁画等诸多手段积极宣传抗战，以艺术的力量从事唤起中国民众抗战的宣传工作。在长沙的湖南抗敌画会、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处美术音乐科、桂林的漫画宣传队、柳州到云贵滇缅的抗敌演剧五队，参与创作抗曰宣传画并在长沙街头乡镇巡回办展;参与创作武汉撤退前黄鹤楼大型室外壁画《全民抗战》；为《抗战漫画》《漫画与木刻》长沙《抗战日报》等杂志报纸创作多幅漫画、连环画、木刻；在抗敌演剧队作舞台美术设计、到滇缅慰问中国远征军。1947年7月在上海育才学校美术组任教。
1948年应徐悲鸿先生聘请，任教于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改名中央美术学院），先后在实用美术系、版画系、壁画系任教。
周令钊被誉为“国家名片、国家形象设计师”“公共艺术先驱者”，1949年至1987年，主笔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政协会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等设计；主笔设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担任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票面整体美术设计；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等数套邮票设计；为乡镇到国家设计创作多幅壁画。
自幼学画
我是湖南平江人，家乡山清水秀，如同生活在画中。我7岁时全家移居长沙，长沙有一个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母亲在美术组任教，她也是那里最早的美术教员，我在衡粹女职附小读书，受母亲熏陶，从小爱画画。7岁时就背着画夹子在长沙到处写生。长沙风景很好，中间是湘江，湘江那边是岳麓山，我从小就喜欢到处走、到处画，走到哪儿、画到哪儿。
小学六年级毕业后我跳级考上了湖南华中美术专科学校，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有汪仲琼、雷恭甫、陈国钊等。汪仲琼在我小学学画画时就是我的老师，他水彩画得好，所以跟随他我从小就画水彩，一画就是数十年。后来用上了水粉，因为水粉可以用白粉调，可以像画油画一样厚，接着又出了丙烯，丙烯遇水不掉色，集水彩、水粉、油彩效果于一身……随着绘画材料的变化，我也就尝试以各种画材、各种方式写生作画。
那个时候，社会变动大，家里经济每况愈下，我想要自谋出路，还要赚钱贴补家用，因此14岁多的我在高班同学的介绍下辍学到长沙的八角亭中国国货公司做了一年的广告等商业设计，一个月赚20光洋，我认为既可以养家也可以提高业务能力。但汪老师认为我不应过早工作，建议我继续上学打好扎实的基础，有同学介绍我上武昌艺专，插班考上了高中艺术师范科三年级。在武昌艺专，沈士庄（现名高庄）是我的级任老师，教我素描、工艺。
抗敌画会
1936年，家里人把我送到上海，在上海华东照相制版印刷公司学习制版。没多久“八一三”事变日本人打到上海，日本飞机就在上空丢燃烧弹、低空飞行用机枪扫射地面，家里人不放心让我回到长沙。一回到长沙，正赶上长沙美术界组织成立了湖南省抗敌后援会下属的抗敌画会，我就加入了。孙伟、陈国钊和我大哥周令林等都是共产党员，也都是抗敌画会的。跟随他们我画了很多宣传画，带到长沙周边各乡镇巡回展览宣传抗日。除了我所在的抗敌画会，湖南的抗敌后援会还拥有歌咏队、演剧队，我们都是同一行动，在湘江北区橘子洲头展开宣传抗日。我们举行露天画展、戏剧组演活报剧、歌咏队在展览现场唱抗战歌曲，不少都是由田汉作词，大家一边唱着抗战歌曲，一遍观看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丑恶、描述中国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画，全民抗战的情绪就这么调动了起来。
1937年，我应邀跟随一个剧团南下到广州宣传抗日，为纪念上海“八一三”广州组织了火炬大游行，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抗战组织，就在那里我认识并参加了来自上海的“八一三”歌咏队，参加游行时，歌咏队队长蒋柯夫出了个主意，我们的队伍托着一个棺材表示誓死报国不怕牺牲，同时举着两幅我的巨幅画：队伍前面一幅《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后面一幅《挺起胸膛，按着你的创伤，前进》。广州那时也举办了抗敌画展，参展艺术家有早已闻名的鲁少飞、张鄂、郁风、黄苗子等，他们在游行队伍中看见我画的这两幅画，于是派郁风来“八一三”歌咏队借了画，在他们的抗敌画展的大门两边一边一幅展出。
1938年我回长沙过春节，春节结束后本来要回广州的，在同学黄普苏的劝说下去了武汉，加入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当时政治部副部长是周恩来，第三厅是宣传厅，厅长是郭沫若，下设艺术处，处长是田汉，我在美术科，科长是倪贻德。在那里，我们完成了黄鹤楼外墙面巨幅壁画《全民抗战》，现在想来也是空前绝后，因为我当时最小，就负责画高处部分，在黄鹤楼外墙垛上，用绳子绑一个梯子吊下来，我就在悬空的梯子上摇摇晃晃地完成了自己的部分，参与这幅画的还有倪贻德、汪仲琼、韩尚义、周多、王式廓、沈同衡、李可染、卢鸿基、王琦等。他们中有部分人去了延安，我当时也想去，可能是因为手续问题没去成，我就在田汉弟弟田洪的建议下先回了老家平江。当时在周恩来副部长的领导下，三厅成立了抗敌演剧队、抗宣队、放映队、孩子剧团，我就带着七个正在上学的弟妹和堂弟妹赶到长沙送进孩子剧团和演剧队。那会儿我最大十九岁，最小的妹妹才八岁，吃饭分组名单一桌八个“周令”，大人们看着都觉得特别有趣。长沙大火那天，孩子剧团随三厅去重庆，我被分配到桂林行营政部三组宣传组。
抗敌演剧队
加入演剧队之前，为贴补家中父母弟妹，我在桂林跟朋友开了个广告公司，画商业广告。一天田汉来公司看我，我们请他在“味之素”饭店吃饭，他认真的对我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他建议我不要做广告公司了，年轻人要以国家为重，到柳州去参加抗敌演剧第五队，进行抗战宣传。我觉得有道理，便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公司。我们到抗战前线巡回演出，部队战士挖战壕，我们就在战壕边搭舞台，唱抗战歌曲，演抗战戏，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在演剧队，我主要负责画画，画战地速写和抗敌宣传画，也参加大合唱，演戏时我就负责布景设计和画演出招贴，偶尔也客串替演个配角。
随后，我所在的抗敌演剧第五队跟随卫立煌的部队从昆明到了缅甸。演剧队派我和特伟、冯法祀三人去前线画战地写生。我还记得那个师长叫杨杰（音译），他带着我们去战壕，那会儿抗战已经快结束了，我们把日军从云南打到了缅甸，我就在战壕里用望远镜看日军往缅甸撤退。前方见闻也很多，比如当时战壕是建在山顶上，战士带着我们去看，就环山走上去，我当时觉得环山绕远，干脆直线爬上去，我就攀着草往上爬，结果发现这哪是草啊，全是死人的头发，赶紧返回随他们走正常的路。战壕其实就是一个坑，白天是掩体，晚上就是床，途中我们路过一个掩体那里伸出一只手，手上还挂着个手榴弹，里面的人已经死在掩体里了。我和冯法祀住在一个简陋的小木屋里，木板间缝隙很大，晚上星光就这么透进来，屋外战场上日军尸体的阵阵恶臭也透了进来，这种情景不在现场根本体会不到。我在缅甸和云南画了很多写生，都留在了云南，本来有个图书管理员一直帮着保存的，解放后她回到上海打听到我在北京就给我写信，要我去取画，可惜后来我忙着新中国一些创作，就把取画的事给耽搁了，如今留在我身边的那个时期的画也只有一小部分了。
国立北平艺专任教
1945年8月抗战结束了，我离开缅甸，和弟弟妹妹们经昆明到广州，母亲和生病的哥哥也从重庆来到了广州，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小聚的日子。为了供养母亲及兄长，我在中国电影院画电影海报，也去香港大中华电影制片厂负责了半年的舞台美术设计。后来，我经长沙去武汉，给演剧六队创作了一段舞美，遇见北京演剧二队的人，又和他们经武汉去上海转道北京，在上海我去看田汉，他让我顶替王琦去上海育才学校美术组任教。
1948年，冯法祀带着徐悲鸿先生的聘书找到了我，徐悲鸿先生聘请我去国立北平艺专实用美术系任教，还因为我抗战时期的表现与经验直接聘为讲师。在我任教的第一届学生里，我遇见了陈若菊，1949年7月1日，徐悲鸿先生为我和陈若菊做了证婚人，在他家的院子里举行了仪式，结为夫妻。
我进入国立北平艺专时是在图案科，黄养辉是教务主任，侯一民是党支部书记，他介绍我进了党训班学习，学习完后我便提出了入党。
北平解放，国立北平艺专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先生任院长，解放区来的江丰同志任书记。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任务布置下来后，江丰同志找到我，我们一起去天安门做了实地考察，商量主席像放在天安门的位置与大小，之后反馈给开国大典庆典活动主持机构。后来，这些年总有人问，怎么放着油画系的教员不用，让我这做设计的人去画呢？一来那个时代做设计的人没有电脑等辅助器械，也需要较强的绘画基础。再有，我想可能是在抗战期间我在演剧队做舞台设计需要放大、画街头大招贴画也需要放大，我有画大画的经验。画主席像和一般绘画创作有所区别，我是拿着毛主席的照片等比例打格放大，实用性强，画出来也更像。我将选定的毛主席照片用方格放大：先把小照片打满正方形的小格，然后画一幅大约40×50厘米的小色彩稿，再在小稿上打格，然后再放大画。因为当时天安门上还没有挂过毛主席像那么大的室外画像，也不知道用什么材料最合适。我担心普通挂着画布遇风会晃动、遇雨会腐蚀，于是先在一个木框子上钉上木板，然后再包上一层马口铁，我就是在那个马口铁上头画的，那会儿还没有丙烯，用的就是油画颜料。最终在天安门城楼上室外的东墙下把个十来公分大小的照片放大到高6米、宽4.6米的画板上，需要放大40余倍。这是我在1949年画的第三幅较大的毛主席像，第一幅是为国会街北平地下党公开大会而画，第二幅是1949年4月所画六国饭店的国共和谈会场的毛主席像。
为新中国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我又设计了团旗，并参与了国徽、政协会徽、队旗设计。第一次团代会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礼堂举行，但是还没有团旗，于是相关同志找到我设计团旗。我先询问了共青团的概念，他说就是全国青年围绕在党中央周围，当时我就有了想法：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用一个圈围绕五角星代表青年围绕共产党。这个想法当即得到相关单位的肯定，认为这个既清楚又简练。当时除了我的设计，还有其他方案，毛主席、周总理还有刘少奇同志都来看了，在我的设计稿上批了“我认为这个最好”“我同意这个”……于是我的方案就成了最终方案。
国徽设计是集体设计，那时候主要的设计小组有清华大学建筑系设计小组以及张仃、张光宇和我为主的中央美院设计小组。当时张仃、张光宇想的是“中间一颗五角星，两边是麦穗，底部是天安门”，我觉得五角星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挺像，没有特殊性，于是建议将五角星改成国旗，即五星红旗，五星红旗和天安门。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负责设计的是玉璧，意为还政于民，一个圆圈中间是五角星，加上点子装饰。最终采纳的设计方案就是中央美院的方案，最后的浮雕成型由清华大学的高庄老师完成，他也是我在武昌艺专时的老师。
我还参与了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设计。第二套是我和罗工柳设计；由于工作量大，第三套时设计队伍扩大了，专家组是罗工柳、我、陈若菊和侯一民、邓澍五人；第四套是体现各民族大团结，我们是集体设计，基本上就是几个人一起碰思路，再由一个人主笔完成。如我担任人民币票面整体构图设计，确定人物、景物、文字、花鸟图案的大小位置及大致色彩效果；侯一民、邓澍是油画家，写实基础强，担任人物和风景的绘画创作；陈若菊是图案专家，币面的花鸟图案由她选择或创作。
当时第二套人民币的主导思路，中央的要求就是要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祖国山水，具体落实由我们这个设计组完成。因为当时罗工柳正在莫斯科上学，于是主要由我主笔，他提出建议，我当时担任票面总体设计，因为涉及机密，我就住在北京印钞厂。为了搜集更多的图案，尤其是代表民族的、传统的图案，我还前往云冈石窟，参考那里的图案。也跟着张作栋去武汉长江大桥画写生。设计完成后再由领导确定相关细节，比如五十元面额的民族群像，画哪些民族、民族间的排位，这些需要民委确定；一角面额的拖拉机，虽然当时的情况是我国普遍使用捷克的拖拉机，但是到人民币上就得考虑民族性，这些都需要由相关部门确定。
自画像 纸本·水彩 35cm×27.4cm 194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纪念邮票原稿8分票
第二套人民币5元票正面中心铅笔素描稿——各民族人民大团结景
原文发表于《美术研究》2018年06期
编辑｜郑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