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彦

一

2013年，笔者蒙中国美术家协会海外研修资金资助，于7月21日—8月30日赴美国考察博物馆。此行以收藏中国古书画的著名博物馆为主，在行程方便的情况下，兼及少量以其他中国古代艺术品知名的专题博物馆，共到访14家博物馆，博物馆的类型涵盖了公立博物馆、私立大型博物馆、私立小型博物馆和大学博物馆。其中10家博物馆我通过联系馆方，得以进入库房调阅藏品。在这个过程中，也实地了解到博物馆专业部分的一些运营管理方式。此外还访问了5家图书馆，其中博物馆内设图书馆2家，博物馆部门专项图书馆1家，大学专题图书馆2家，查阅相关资料。

在2002—2003年，我曾经在普林斯顿居住一年，当时限于经济条件，未能广泛旅行，仅在北至纽约、南至华盛顿的地区内访问了十几家博物馆、美术馆，所关注的也不只是古代艺术收藏，还包括西方艺术和现代艺术。回国后，我申请到一个国家项目，开始对美国博物馆的中国书画收藏史进行专题研究，但因没有机会进行有针对性的实地考察，总感觉研究不够真切。2013年的考察可以说是这项专题研究的一次深入和总结机会，收获良多，难以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写完。其中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是我时隔十年两次到访，参观时间比较充分，且都入库大饱眼福。这个馆的馆史及中国古画的收藏特色在美国博物馆中也颇有代表性。因此下文就以该馆为例，分享我如入宝山的美妙经历。

二

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是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和赛克勒美术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的联合体。两馆馆舍在地下相通，共享人力资源和联邦政府拨款，但分别来自弗利尔和赛克勒两位捐赠人的基金则是分开的，这种情况相当于中国人常说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该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博物馆群中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华盛顿特区分布着各种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档案馆。这些机构绝大多数隶属于史密森尼恩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接受联邦政府拨款，其工作人员都是联邦政府雇员，平时向公众免费开放；在2013年秋季的联邦政府预算风波中自然也不免短暂关闭。按照中国人的官本位思维，可以把史密森尼恩学会称为“美国国家文物局”。

史密森尼恩学会的创始捐赠人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约1765-1829）是英国人，化学家和矿物学家。他是英国贵族的私生子，终身未娶，也没有子女，一生从未到过美国。他去世前遗嘱其巨额财产由侄子继承，如果侄子死后没有子嗣，就将遗产捐赠给美利坚合众国，用于“积累和传播知识”。他侄子死后，经过一番曲折，这笔巨额财产（价值当时的50万美元的黄金，再加上史密森收藏的矿石标本、藏书、科学笔记等物）终于由美国联邦政府接收下来。后者接受这笔捐赠是非常慎重的，因为接受之后就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实现捐赠者的遗愿。1846年，由国会立法，创建以史密森命名的集收藏、展览、教育、研究和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机构，这就是史密森尼恩学会。目前该学会下辖的艺术、文化、历史、科学类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国家动物园等，共有16座，其中一半以上分布于国家广场（The National Mall）周边（图1），对华盛顿旅游业贡献很大，其余的分布于华盛顿特区以及邻近的马里兰、弗吉尼亚州，以及纽约市。

图1 华盛顿国家广场周边的博物馆示意图

史密森尼学会办公大楼又称城堡（the Castle，图2），是一座仿古建筑，落成于1855年。由著名建筑师小伦威克（James Renwick, Jr.）设计，外观混合了罗马式和哥特式建筑风格，外墙用砖红色砂岩砌成。它位于国家广场以南，坐北朝南，南面遥对着独立大道，两者之间的空地上，从西向东依次排列着弗利尔美术馆、赛克勒美术馆、非洲艺术博物馆、艺术与工业展览馆，再往东则是展示现代艺术的赫尔希豪恩博物馆和雕塑园。城堡前面是一个怡人的花园，赛克勒美术馆、非洲艺术博物馆的入口分布在花园的南端，与城堡呈“品”字形排列。这里说的只是两个入口建筑，即大堂，两座博物馆的展出空间都在地下。赛克勒美术馆的大堂房顶是六个（分成两排，每排三个）金字塔形尖顶，非洲艺术博物馆的大堂房顶则是六个半球形玻璃顶。

图2 史密森尼恩城堡

城堡还有一项重要功能是游客信息中心兼餐饮区，中午又累又饿时就去那“充电”。走出“金字塔”，穿过美丽的花园，在高大柱子下的桌旁享受一顿价廉物美的简餐，是难得的放松时光。吃饱喝足后再经过花园小径的过渡，回到神秘的地下世界和古代残留物的包围中，空气中微微荡漾的花草香就变成了恍如墓葬的气息。玻璃顶的大堂不但帮助眼睛适应阳光与幽暗之间的变化，也成了现世与往世的切换点。

图3 弗利尔美术馆的庭院

弗利尔美术馆的馆舍也是弗利尔先生捐建的，于1923年完工并开放，可惜他本人未及亲眼看见。它的地面部分是一座正方形的文艺复兴风格建筑，中间围合着一个边长20米的露天庭院，庭院中心是个圆形的喷水池（图3），有点像密宗的“坛城”，周围一圈是走廊和展厅；地下一层也有展厅，并和赛克勒美术馆的地下展厅连通。为了保护文物，展厅光线大多非常幽暗，地上与地下展厅的效果并无差别。具有幽默感的是，陈列墓葬出土美术品的展厅往往灯光适中，灯光昏暗最像墓葬的倒是陈列传世书画的展厅。每个展厅里都冷气强劲，时间一长就冻得手脚冰凉，不得不到庭院中“加温”，坐在廊下的椅子上，享受一下四周的花木扶疏和头顶的温暖阳光，缓过来了又赶紧返回展厅。

赛克勒美术馆是1987年落成的后现代风格建筑。进入大堂，楼梯围绕着一个天井旋转而下，从天顶直达地下三层悬挂陈列着徐冰的装置雕塑《猴子捞月》（图4）。这件作品看得出来是为这个展馆的特殊空间而设计的，它由世界二十个不同语言中代表“猴子”的文字组成。这些文字形成互相勾连的形态，向下伸展到地下三层的方形水池上方。观众向下步行时，景象由视角差异而改变。这是徐冰文字系列中较早的一件作品，2002年首展于赛克勒美术馆，2004年由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后裔购买并捐赠给赛克勒美术馆。

图4 赛克勒美术馆陈列的徐冰作品《猴子捞月》 ©Todd Henson

三

前面花了不少笔墨介绍史密森尼恩学会，不仅因为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是其下辖的一员，也因为史密森先生“榜样的力量”影响了一批美国富人把自己的财产和收藏“裸捐”给公共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的创始捐赠人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就是其中较早的一位（图5）。

图5 弗利尔像

弗利尔生于纽约州北部的金斯顿，由于家境普通，没有上过大学，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他从事过水泥制造、铁路工程、汽车等行业，靠着过人的勤勉与天赋，从一个小学徒成长为大公司高管。更重要的是，他赶上了美国工业和交通大发展时期，在纽约州和大湖区的广阔土地上进行的基本建设中，积累起巨额财富。1900年他46岁时就退休，把余下的20年岁月都用于艺术收藏。

和史密森一样，弗利尔终身未娶、没有子女，艺术收藏就是他的全部精神寄托。他手头刚开始宽裕一点，就开始进行收藏。其收藏历程从欧洲版画开始，后来结识了美国旅欧画家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并收藏其作品，再在惠斯勒影响下爱上日本浮世绘和中国瓷器。他到访日本本土早于中国，结识了一些重要的日本古玩商，如松木文恭（Bunkio Matsuki，1867-1940）和山中商社（Yamanaka and Company）。而对他影响最大并最终将他引向中国艺术的人则是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35-1908）。他在中国结识了收藏家端方（1861-1911）等人，探访文物古迹，还试图组织科学的考古。弗利尔共收集了1.2万多件中国文物，有商代铜器、北齐佛雕、汉唐文物、宋明瓷器，还有日本、印度、尼泊尔等地的亚洲艺术品。而最为人称道的则是中国古画，在当时是美国最大宗的收藏，超过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目前已达1200余幅，数量仍然为美国之最。他的藏画很大一部分来自端方家属和庞元济。费诺罗萨晚年穷困潦倒，经常得到弗利尔的接济，他的许多后期收藏都转让给了弗利尔，他死后弗利尔还多次接济他的寡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弗利尔的不少藏品的年代和作者归属有问题，但仍然有不少宋元精品。从宋元改订为明清的作品中也蕴含着颇为丰富的研究价值，这一点在笔者本次所看的藏品中就有不少例证。

图6 弗利尔美术馆内由惠斯勒设计的“孔雀厅”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04年，弗利尔向美国史密森尼恩学会动议捐赠藏品并承诺提供建筑馆舍的资金。和当年的史密森捐赠一样，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成功。此后一直到去世，弗利尔一方面更为积极地收藏和宣传中国和日本艺术，影响和帮助一些美国博物馆开始中国艺术品和古画收藏，一方面忙于督建馆舍。这个美术馆就是他的家，完整保存下来的弗利尔收藏就是他的孩子、他生命的延续。馆内著名的“孔雀厅”是惠斯勒设计的，充满了东亚情调（图6），并陈设着惠斯勒的名作《穿和服的少女》（图7）。这个屋子最初并不是为弗利尔设计的，它先被原订件人拒绝，后来又由弗利尔买下，可以说是他一生爱好的写照。起初他苛刻地规定这个博物馆将来不再添加任何藏品，不允许自己的遗赠品离开馆舍，也不允许任何外来物和自己的遗赠一起展出。幸好他在去世前不久修改了遗嘱附件，留下一笔基金用于“东方美术品的收藏与研究”，允许弗利尔美术馆增加亚洲、埃及和近东（西亚）艺术品的收藏，才使得弗利尔美术馆后来保持了发展的活力。

图7 “孔雀厅”里陈设的惠斯勒名作《穿和服的少女》

赛克勒美术馆的创始捐赠人阿瑟·赛克勒（1913—1987，图8）是新一代艺术收藏家兼慈善家的代表人物。他是纽约人，精神病医生、药物制造商兼出版商。赛克勒早年就爱好艺术史，在医学院学习时开始收藏欧洲和美国艺术品。1950年开始收藏中国家具和瓷器，从此沉迷于其中，收集了来自东亚、西亚、印度和东南亚的大量藏品。其中最为出色的是中国玉器、青铜器、古代近东陶器和金属制品。同时他又是西方人中收藏中国古代绘画的少数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藏画大多捐赠给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另有部分藏画捐赠给赛克勒美术馆。方闻的学生王妙莲、傅申所写的名著《鉴赏研究》即是以他的藏画为基础进行的研究。这批收藏是在方闻指导下在较短时期内形成的，高古性不够，因而强调研究价值。他还出资在大都会博物馆和普林斯顿大学建成了赛克勒展厅，建造了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他去世后由其基金会捐建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教学博物馆。

图8 赛克勒像

四

最近三十多年，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几任中国部业务主管都是中国书画专家，这是该馆能坚持布置中国绘画常设展厅的重要原因。不过策展的方式并不是国内博物馆常用的通史式陈列，而是主题式陈列。我去参观时，该馆的古画主题是“旧事重提：中国叙事人物画”，展出二十多件作品，其中包括一套工艺品——一个紫檀嵌八宝盒（图9）。盒盖面上是彩色镶嵌的“乾隆帝猎虎图”，盒盖四围刻乾隆帝御题诗五首；盒内装御用套印两方，皆为朱文圆印，印文分别是“信天主人”和“古希天子”。这套工艺品参展，显然是因为盒面图案也算一件叙事人物画。这体现了现在学术发展的一个趋势，即打破材质限定，以图像为中心开展研究。画作布满了13号展厅，有一部分还陈列在厅外走廊上的展柜里。展出的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绢本水墨（或加淡色）粗笔画，有《采薇图》（清摹本，画得当然没有北京故宫本，即通常认为是李唐真迹的那本好）、《许由洗耳图》、《渭水访贤图》（皆为明代浙派画）、《杨素赞李密》（李密牛角挂书，清代画，树石法学李郭派）、《费长房竹杖化龙》（明代画）、《袁安卧雪图》（明代画，有旧题签称为“关仝雪霁旅行图”）、《苏李泣别图》等，这些大多是明清无名氏所作的立式屏风画。最古老的一件则是《陶渊明归去来图卷》，为文图相间的连环画式长卷，系南宋无名氏所作。

一类是绢本工笔重设色画，年代最早的是元人绘《辛毗引裾图》，画风犹存南宋宫廷绘画遗意，是馆藏名作之一，年代和题材经由20世纪80年代的馆长罗覃（ThomasLawton）先生研究勘定；其余大多为明人绘，包括赵孟頫款《关羽和周仓》、戴进款《钟馗过桥图》，为典型的浙派面貌；仇英款《上林苑图卷》，青绿眩目，为典型的“苏州片”，但视觉效果很漂亮；佚名《晋文公复国图》轴，单幅画面，与大都会博物馆藏同名长卷的图像并无关系；还有清人绘《养正图解卷》，亦为前图后文的连环画长卷，展示有《晋文公自结履系》、《孔子观金人铭文》、《周成王桐叶封弟》、《童子魏照师郭泰》等段。

还有一类是纸本白描（或加淡色）画，皆为明人所作，包括李公麟款《老子著道德经图》、钱选款《萧翼赚兰亭图卷》、可能为尤求所作的《兰亭雅集图》、佚名《时苗留犊图卷

图9 弗利尔美术馆绘画展厅里陈列的乾隆紫檀嵌八宝印盒

这些作品全是弗利尔先生的遗赠，购买的时间集中在清末民初，名家名作极少（有款者也多不可靠），大多为无名职业画家的作品。从中可以反映出早期美国收藏家对人物画情有独钟（除了有故事情节的叙事画，另一大类是宗教画），并且不太看重名家的名头，而更注重视觉效果。其中很多故事出典冷僻，今天一般的中国人并不熟悉。笔者也是回来查了一些资料后才确定英文标签上的一些人名和典故，并发现其中个别作品的画面与文献记载并不吻合。比如《袁安卧雪》，此图画的可能是其他题材。不过配图的故事总是令人喜欢，遥想当年，卖家眉飞色舞地讲解画中故事，也许还是促使弗利尔先生掏钱的重要因素之一呢。直到今天，布置一个故事画展览依然是吸引观众的法宝。不过，集中成批展出的人物画，比零敲碎打地展示更便于研究。

在赛克勒美术馆的展厅，没有专面的绘画陈列室，只有一间展厅里陈列了三件《怡亲王像》，分别是第一代（允祥）、第六代（载敦）、第七代（溥静）怡亲王的像，但并非像人物生前或刚去世时所绘，而是1905年（前二件）和1911年（后一件）重绘的。人物正襟危坐，近于真人等大，画风写实，但制作和装裱都比较粗糙，与清代盛期的王府祖宗像不可同日而语。这几件像都属于1991年收藏家普利兹拉夫（Richard Pritzlaff，1902-1997）半卖半捐的一批祖宗像，总数将近百件，包括清末流散到国外的大量重要王公贵族肖像。祖宗像在中国传统社会是祭祖时的礼仪用品，因为使用损耗，普遍存在重绘甚至多次重绘的现象。传统社会崩溃后，它们纷纷离开原有的家族、乡土甚至流出国门。外国收藏家把它们视为写实肖像画，形成了不少有分量的收藏，普利兹拉夫收藏就是其中的代表。可以说他转让的这批肖像画是目前赛克勒美术馆最富特色的中国古画收藏。同一展厅还陈列了一些中国古代玺印（图10）。这是书法的延伸，显示了博物馆收藏的新领域。

图10 赛克勒美术馆收藏的部分古代玺印

我的另一次视觉盛宴在弗利尔美术馆的库房举行，一共提看了30件画，包括旧传为阎立本的《锁谏图卷》、明人《文会图》、旧传周文矩《李后主观棋图卷》、旧传顾恺之《洛神图卷》、吴镇款《仿荆浩渔父图卷》、文徵明《赤壁胜游图卷》、龚开《中山出游图卷》、朱德润《秀野轩图卷》、郑思肖《墨兰图卷》、徐渭《花卉图卷》、钱选《杨贵妃上马图卷》、陆探微《洛神赋图卷》（白描本）、传阎次平《山水图册页》、传徐崇矩《风俗图册页》、传李公麟《卖货郎图册页》、传周文矩《戏童图团扇》、传周昉《倦绣图册页》、明人《九歌图断简册页》、传仇英《人物故事图卷（明周公瑕所集六家细楷并画像卷）》等，大多是长卷，少量为册页。观看原作可以仔细研究展厅陈列无法体现的画面细节。精印大图片在细节上可以不输于原作，甚至放大得比原作更为清晰，但这些局部在全体作品中的位置和关系则付之阙如。以钱选的《杨贵妃上马图卷》为例，以前我所见的是不够清晰的图片，这次面对原作，发现颜色比图片上看到的鲜艳，杨妃红衣和橙色鞍桥都上有精致的金色花纹；明皇着半透明纱帽，有螺卷纹样，透视可见头发，根根细描，衣纹线条质量较好。明皇坐骑障泥上有金色的盘龙纹，四爪，马镫涂金。杨妃坐骑障泥上有描金凤纹，鞍荐菱花边勾金，中有宝相花。她手扶的鞍桥前部，马右侧侍女拉着马镫皮带（坠镫），前段两侍者箭囊上的裹布亦有描金朵云纹。这样的画如果不着色就是“李公麟”。对此画，笔者数年前用图片做过个案研究，认为是元代晚期赵孟頫传派。此次基本观感无大改变，但应属元代晚期李公麟传派，受赵孟頫影响主要表现在采用明皇题材，意在复唐代宫廷绘画之“古”，以及采用设色，而不再是白描。

另外就是书画实物的内外装潢、包装、鉴藏痕迹等信息。这是图片和出版物都不会呈现的，可以说实物是获取这方面信息的唯一途径。仍以此图为例，它与《锁谏图》、《中山出游图》等几件长卷都是织锦包首、青玉别子，织锦绦带，系清宫装。外签书“钱选杨妃上马图”，无署名，当系词臣所书。画中有石渠七玺，殿座章为“御书房鉴藏宝”，另有“嘉庆御览之宝”，与清宫装潢呼应，可知此卷属清宫散佚书画。另有钱选三印，皆为大尺寸，暗红色，印色不像元人印，可能是明人所加的伪印，这也与笔者对其年代的判断吻合。

这次所见不少卷子都是庞元济（1864—1949）装裱的，如阎立本《锁谏图卷》、龚开《中山出游图卷》、郑思肖《墨兰图卷》、吴镇《仿荆浩渔父图卷》，很可能是由庞氏本人卖出的。除了少部分是弗利尔先生生前亲自购买的，大部分是在抗日战争前（个别甚至是在抗战爆发以后）由馆方购入的，说明庞元济这样的大藏家与弗利尔美术馆这样的海外买家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由于不让拍照，我一边看一边用铅笔记笔记，很费时间（本来看画就比看其他器物要慢，我看画时有一组大学师生进库来看了十来件韩国古陶瓷，半个多小时就完事了）；而且库房只有一名工作人员蒂姆，他一边要为我卷画（访客不能自己卷画），一边还要处理日常工作，通常只能把画打开一张条案的长度让我自己看。他在一边忙别的事，等我看完这段招呼他过来再卷一段，这样就进展得比较慢。原定的两个上午时段（每个半天时段实际上只有两个小时有效时间）根本不够，蒂姆很热心地为我增加了一个下午的时段，两头再压缩午饭和归库准备时间，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匆匆看完。当时稍觉遗憾的是没有看到立轴。

我后来看到一些立轴的机会是在其中一个上午。库房接待了一拨来自中国的嘉宾，在一间陈列室中陈列了一些重要馆藏书画，包括敦煌藏经洞出土唐代绢画，南宋周季常、林庭珪《五百罗汉图》二件，赵孟頫《二羊图》、邹复雷《春消息图》、八大山人《花鸟轴》（系20世纪晚期由王方宇转让或捐赠的）等作品，以及一件新近确认的元人王渊的花卉册页，可以说包含了该馆经常发表的一些名品，总共有十多件。两件《五百罗汉图》我原拟申请提看，后来因要看的画太多，估计这两件也不能提得太勤，就放弃了，想不到又看到了，算是一个意外惊喜。2012年上海博物馆“翰墨荟萃”展展出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藏的两件《五百罗汉图》。这个系列作品整体上有100件，每件画5名罗汉，现在90件在日本，10件在美国，其中又有8件在波士顿，只有2件在弗利尔。但因弗利尔先生当年遗嘱不准藏品离开馆舍，所以这2件也就不可能到上海去展出，只能亲自到馆才能看见。

不过这次搭“顺风车”看的名作，都是美术史学者早就通过图片熟悉了的作品，缺少新鲜感，又是已经打开张挂或铺好、一览无余的，进一步研究所需要的引首、后纸题跋、外签等信息，或者未能全部展示，或者根本看不见。这样，反而不如我在库房独自看的那些画，大多数不算一线名作，甚至是科研的“处女地”，而且我仔细地内外观察，尤其注意外盒、装裱、印章、材质等无法通过图片获知的信息，可以找到很多可研究的问题。听库房工作人员说，该库房一年要接待两千余人参观提看，他们每次都热情、耐心、细致地服务，并且要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工作之辛苦可想而知。有这样馆藏丰富、态度开放的博物馆，可谓学者之幸，专业之幸。可惜这次也听说弗利尔美术馆的库房和馆舍将要大修，在未来的两三年将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关闭。

五

从这次的叙事人物画展览以及在库房所看的藏画，结合其他资料，可以发现许多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一是同一题材、同一（或相近）图式、同一时代的复本画，如《陶渊明归去来图》，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也有一本，目前都认为是南宋作品，它们的细节异同、先后关系就很值得研究。顾恺之《洛神图卷》画法接近故宫本（“洛神赋第一卷”），画面较短（内容较少），树的造型弱些，疑似二代摹本，但仍可归属于南宋画，与辽博本（乾隆御题“洛神赋第二卷”者）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题材相同、图式不同，但也可供比较研究。如《晋文公复国图》轴与大都会博物馆藏同名长卷，《苏李泣别图》轴与伯克利加州大学博物馆藏（高居翰借展）陈洪绶画同名立轴，就构成这样的两对例子。

三是同一图的先后传本，也可供研究图式在流传中的变化。除前述《采薇图》外，《萧翼赚兰亭图》现在世界各地公私收藏皆有数本，后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各有一本，皆为宋摹本，其中两岸故宫藏本的图式关系较为密切。弗利尔美术馆所藏虽为明摹本，但与两岸故宫藏本图式相近，也有研究价值。传周文矩《李后主观棋图》是故宫本《重屏会棋图》的明仿本，线条匀而弱，描画较清晰。明人《文会图》为故宫藏韩滉《文苑图》（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前半段）、大都会藏宋摹本（实际很可能是明摹本）《琉璃堂人物图》之外的又一别本，年代可能晚到清。该本淡设色，衣纹用战笔描又有提按，组织松散，很难看；松针、松萝、树皮鳞圈、石上片岩层，皆排列松散，水平较差。吴镇《仿荆浩渔父图卷》画笔粗重，但书法笔画起止处都颇尖锐，与画笔不一致；其山水笔法学沈周，人物双眼呈圆点状，卷末山石出现干笔飞白，皆为明代特征，初疑蓝瑛辈作伪，但水平还不如蓝瑛，某些局部皴纹组织明显混乱，疑是上海博物馆藏同名本的摹本。郑思肖《墨兰图》以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本为世所公认的真迹，弗利尔本是大阪本的拙劣仿本；纸为灰色，是染的，长的兰叶不能一笔画成，有接描加长的痕迹；纸是生纸，湿笔处有涨墨痕迹；郑思肖自题诗的字抄得不好，真迹上用的年款戳印，在此本上是用干笔描写的。

当年弗利尔先生捐嘱中的限定使得出馆交流合作展览全无可能（而“守旧”的美国人信守承诺，一直遵守着这条约定），可以说是一种相当封闭的态度。但是该馆业务人员的学术态度却很开放，在官网和展签上已经将一些传为李公麟所作的白描画（如《老子著道德经图》）改订为明代作品，将一些还能说成是明代浙派画的水墨绢本画（如《采薇图》）改订为清代作品。这些虽然已经是业内大多数专业研究者的共识，却并不是所有博物馆通行的惯例。相比之下，弗利尔美术馆的学术研究和馆藏管理作风倒是很符合“实事求是”四个字的，这可能是基于美国公众对捐赠人严格挑剔的传统。当年国会诸公对弗利尔先生的收藏没什么兴趣，老罗斯福总统做了不少工作才让他们同意接受整体捐赠。私立的大都会博物馆同样要接受公众舆论的挑剔，从创立初期的福开森代购品被恶评，到20世纪末的《溪岸图》事件，可以说大都会古画收藏的一头一尾都是风雨如晦。从另一方面说，舆情的活跃也容易造成外行监督内行甚至民粹化的被动局面。作为馆方（或政府）雇员的历任业务主管拍板购买的藏品如果很快被后人否定，不管原因如何，都可能对当时负责人的学术声誉甚至职业荣誉产生不良甚至不公正影响。这也会使后人小心翼翼，生怕给健在或去世不久的前辈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在弗利尔美术馆，由弗利尔先生“裸捐”和“二战”前几位业务主管购买的藏品，由于年代久远，历史局限不可避免，反而没有了这方面的顾虑。

原文发表于《大学与美术馆》第五期

编辑 | 胡炘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