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1年5月29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首届CAFAM泛主题展：超有机/一个独特研究视角和实验”之“生命政治”论坛中谢少波的发言整理。

谢少波，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教授。

阿兰·巴迪欧在《当下哲学》（与齐泽克合著）一书里，以其一贯的尖锐和决绝讨论了哲学和哲学家的使命。他认为，哲学家不听命于权力，不是任凭电视台主持人采访的对象，也不是就任何问题都能大放厥词的万事通，成为媒体工业的一部分。哲学家特立独行，构建自己的问题。哲学家有三大任务：一是取舍择，二是与权力保持距离，三是揭示非常时刻，揭示不是关系的关系，在没有关系的地方彰显关系。巴迪欧把人类历史中，富有价值、产生影响的现象或时刻叫做event或break，即事件或决裂。所谓事件或决裂，都具有颠覆或打破现存思想和价值体系的性质和作用。任何打破人类惯性生活的事件都会给世界带来新的视阙、新的思想和新的展望。阐释这种破旧立新的事件，制造这种决裂，便是哲学和哲学家的使命。哲学作为一种对世界的介入，依凭的不是现存世界的标准和原则，而是这个世界以外的标准和原则。哲学不服从学术界的游戏规则，因为学术界往往是符号和知识的批量再生产工场，而不是产生新概念和新思想的地方。巴迪欧援引柏拉图的话说，哲学是一种醒悟，从思想的睡眠中醒来。更有趣的是，巴迪欧指出，哲学家是现存世界、现存认知体制里的陌生者，外族人。哲学家必须推陈出新，刷新我们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巴迪欧关于哲学家的讨论，如果让我挪用一下，可以理出两点。一是哲学家不认同、不服从现存世界的律法，在旧关系中见出新关系（如马克思揭示劳资关系，阿尔图塞揭示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关系，阿甘本揭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等），不媚俗，不趋附权力。二是巴迪欧所谓的哲学家可以指涉任何特立独行的思想者，任何敢于质疑、挑战现存权利和知识秩序的人。巴迪欧把哲学家、思想者比作外族人，来自他处的人，在利奥塔德那里得到了回应。利奥塔德在《论他者的权利》（“On the Other’s Rights”）一文中这样说，任何启迪新思想、带来新观念的人，都是一个他者，外族人，陌生人，他带给我们的是我们熟知的概念语言无法言说的东西，尽管这种陌生者的声音使我们产生自我疏离和自我异化。巴迪欧和里奥塔德所指的陌生者/他者，其使命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稳定重复的认知体系里撕开一个大缺口，吐故纳新。德鲁兹和瓜塔瑞在《什么是哲学？》一书里，借用D. H. Lawrence的诗化比喻，这样叙说破旧立新：人们总喜欢撑起一把伞保护自己，在伞的地面画出一片天空，将各种习俗和老生常谈写在绘制的天空里。诗人和艺术家不喜欢这种禁锢人的人为天空，将伞底的天穹撕破，透进一道清新空气和景象。不久，一群模仿者和平庸的评论家将诗人和艺术家划开的裂口用各种保守的看法和成见填上。于是，要想再去陈见新，只有等待另一拨诗人和艺术家来撕破传统和习俗的天空。德鲁兹和瓜塔瑞这里所说的，用拉康的话来说，就是在知识体系里，开一个洞（Making a hole in knowledge）。

可以说，巴迪欧、利奥塔德、德鲁兹他们的破旧立新说都源自海德格尔。海氏在《论艺术作品的起源》一文里说：“It is due to art’s poetic nature that, in the midst of what is, art breaks open an open place, in whose openness everything is other than usual.”这段话的大意是，诗的本质在于它能在存在的深处，辟出一个敞开的空间，在这片新开拓的空间里，一切都显得不同寻常。海德格尔的比喻语言：open up，disclose，disconceal，unconceal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都有开启、揭示、祛蔽的意思。海德格尔、巴迪欧，德鲁兹和利奥塔德给我们的启发是，艺术和哲学的价值，或者一切再现和思辨的价值，就在于破除成见和意识形态的迷雾，揭示存在的真实意义，祛蔽启蒙，推陈见新。

当代西方激进思想家们对民主的质疑和解构，给我们带来的正是这种破雾祛蔽的新视角，新认识。他们都是跳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局外人（所谓欲识庐山真面目，必须置身山外）。他们的观点有些陌生，甚至偏激，却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如果说当今世界有一种东西，具有不容置疑的神圣性，无论来自哪个阵营，哪个国家，那种文化，谁都不敢对它挑战，都得打着它的号，那就是民主。民主似乎给一切行为带来合法性，只要是为了民主，战争也成了替天行道的圣战。质疑、挑战民主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阿甘本、巴迪欧、温迪·布朗、德里达、齐泽克、墨菲、朗西埃他们对民主的批判，体现的正是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毅和卓绝。

阿甘本对国家权利和个体生命关系的论述，他的赤裸生命和例外状态理论，更新了我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他认为，例外状态日益成为当代国家政权的范式，由此消解合法与非法、赤裸生命和政治生命、集权与民主之间的划分。在某种意义上而言，集中营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写照。赤裸生命已成为每个个体生命的真实状态，民主已名存实亡。在阿甘本看来，西方政治学长期以来混淆了政治的两个不同方面：即政治-司法理性与经济-施政理性。他指出，人们往往低估了施政的作用和意义。其实政治的关键不在主权，而在施政，不在上帝，而在上帝的天使，不在国王，而在大臣，不在法律，而在警察。换言之，决定一个国家真实性质的，不是它的法和政，而是对法和政的解释和实施。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虽然都有法保护个人平等自由，保障每个人都有工作、言论、和受教育的权利，但实际上却有不少社会阶层和个人被排斥在民主保护之外。由于施政对法的背叛，由于民主政治的这种内在分裂，民主永远是一个缺场。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里也讨论了民主的这种缺场。他有个概念叫做democracy to come，即未来的民主，或“有待实现的民主”。有待实现的民主把民主推向了一个无限延伸、永远开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只有不断的置换，不断的解构，不断的补充，没有最终实现。在德里达那里，未来的民主与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对立，后者指的是一种施政方式，前者指的是一个无限开放、不断质疑的民主解构和批判过程。

正是这种理论与实践、概念与内容的分裂，使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的政治学教授温迪·布朗宣称：“民主永远不会实现，民主永远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一个不断继续的政治工程。”她指出，民主已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什么人都可以挪用的概念。什么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是民主人，无论是小布什、奥巴马、哈马斯，还是意大利共产党、巴里巴、德里达，似乎都在民主概念的笼罩下，成了盟友。民主在晚期现代社会已变成商业品牌，失去了原初的意义，只剩下一个空壳。布朗在“We Are All Democracts”一文里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几大致因。一是资本操纵政治，国家与公司合一，国家公司化（如政府内阁部长由投资商、银行家、企业执行总裁当任，州政府拥有大量金融资等）。二是新自由主义理性取代了民主理性。所谓新自由主义民主就是市场民主，市场的标准就是民主的标准。国家已由公众民主演变为商业管理运作。三是民主政治司法化。民主社会的事务由司法部门仲裁，使民主遭遇颠覆。四是全球化日益剥蚀民族国的主权。然而，对民主的最大挑战，是当代人不再渴望民主，不再需要民主，不愿为民主承担责任。当代西方社会的大多数人，他们除了制造一些空洞的道德议论和指责外，只知道消费，崇尚奢侈和暴力，人云亦云，随大流，等候别人来发号施令，一门心思营造舒适安逸的个人生活。布朗有一句话令人震动：她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是fascism authored by the people，即来自人民的法西斯主义。

布朗对当代西方民主的批判，在艾兰·巴迪欧（Alain Badiou）那里得到了回应和支持。巴迪欧在《民主的徽标》一文里援引柏拉图对民主的论述，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柏拉图的眼里，所谓民主，不过是一种政府形式，一种施政方式，其宗旨是寻欢逐乐，摒弃秩序，在不同事物之间划等号，给千差万别的事物蒙上一层人为的、虚假的平等性和划一性（equality）。用巴迪欧的话说，即用金钱充当衡量标准，遮蔽或消除差异。结果一切都可被取代。柏拉图的民主观由两点构成：一是民主世界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二是在民主世界里，一切都由游戏精神支配，用当今国内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玩一把。构成民主实质的是快感主义和逐欢行为。民主社会的个人主体性，就是在欲望和欲望对象的流通中形成的。民主人，homo democraticus，所关心的只是数字和流通中的货币量。他们所追逐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秩序，没有思想，没有终极关怀。他们也有困惑和苦恼，但那些困惑和苦恼都没有深度。

齐泽克对民主的论述跟巴迪欧很相近。他在一篇题为《从民主到神圣暴力》（“From Democracy to Divine Violence”）的文章里，对西方的民主作了如下的揭露、批判和否定。他说，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然政治伴随层面。他举的首要例子是经济发展最迅猛的中国。他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速度惊人，却没有实行西方式的政治民主，更重要的是，中国今天出现的局面，不过是西方自身历史的重演而已。欧洲18、19世纪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就没有民主伴随。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许多人都被排斥在民主保护之外。当代西方的许多民主权利都是欧洲人在19世纪通过漫长的斗争赢得的，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给予的。罗马天主教在20世纪60年代还禁止阅读迪卡尔、斯宾诺赛、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卡夫卡、萨特等人的著作。齐泽克强调，西方人真正担心的不是中国在发展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而是害怕中国权威政治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发展太快，威胁西方的霸权地位。齐泽克也有一句话令人震动，他说，中国的权威资本主义体制，不仅仅是西方历史的重演，更可能是世界未来的格局。中国模式显示的是，西方民主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动力，而是经济发展的障碍。齐泽克强调，关键的问题不是某种政权是否具有民主合法性，而是集权体制在不同历史时刻的具体历史内容。

如果巴迪欧和齐泽克对民主是批判加否定，那么可以说尚塔尔•墨菲则是批判加期待。墨菲提倡政治多元化，即political pluralism。她在《民主的悖论》（The Democratic Paradox）一书里指出，真正的民主社会应该是一个允许冲突和对抗存在的社会。对抗不仅证明民主的存在，而且可以确保民主不断地趋近名副其实。墨菲有一个核心概念，叫做竞争多元主义，即agonistic pluralism。她将对抗分为两种，一种是纯对抗，纯对抗的双方是敌我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共享的符号象征空间，没有共享的话语空间。二是竞争关系，竞争对抗的双方不是敌我关系，而是对手的关系，所谓对手就是友好的敌人。他们是友，因为双方有共享的话语空间，但又是敌人，因为各自都想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组织话语空间。菲挪用了德里达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构成性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构成性外在与内在不是辩证的关系，永远不会被内在所置换或吸收。民主的构成性外在永远挑战民主，揭露民主的不充分和排他性。构成性外在是竞争多元主义出现的条件。一如特勒和齐泽克、拉克劳等人所指出的，美国社会的民主是通过排斥社会的某些阶层和群体构成的，其中包括黑人、妇女、失业者、移民、流氓无产者。在有阶级差异、社会不平等的社会里，民主永远具有排他性。关键不是构成性外在的具体内容，而是这个外在永远不会消失。在墨菲那里，德里达的构成性外在与拉康的构成性匮乏（constitutive lack）意思相近。所谓匮乏就是缺场，不存在。拉康关于真实的理论很适合用来阐述民主的缺场，因为真实（the Real）跟民主一样，所指涉的永远是自身的缺场。换言之，民主与真实的缺场构成了各种论述民主和真实的竞争话语存在的条件。在墨菲那里，政治/政治性这一概念很重要。强调政治性就是强调冲突和对抗，否定对抗，追求共识和认同，则是对民主的最大威胁。墨菲认为，民主政治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断将人类关系中势不两立的对抗转化为竞争性对抗，就像威特根斯坦所说的，竞争的各方，首先定下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然后各自根据自己的思路和战术来激烈角逐。墨菲的后结构主义民主论，旨在将民主表述为一个永远开放的对话空间。墨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朗西埃的理论，因为二者都强调政治和政治性。应该说，朗西埃是当代西方激进思想家中对民主研究最深入的。用齐泽克的话来说，朗西埃对民主的论述，给我们指明了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应该怎样生存、怎样反抗。

朗西埃在《民主的憎恨》（Hatred of Democracy）和《异识：论政治和美学》（Dissensus：On Politics and Aesthetics）等著作里指出，民主不是一种政府形式或施政方式，也不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因为所有国家实行的，都是精英政治，由少数人掌控社会，少数人决策。民主是一种社会-政治实践，一个政治主体形成的过程，一个让社会他者获得合法地位的过程。这种被朗西埃视为民主的政治实践，给新的社会主体、新的政治目标、新的声音提供空间。换句话说，朗西埃的民主概念指涉的实践，旨在表述、论证被剥夺权力者的权利（the part of those with no part），即让被排斥的社会边缘人重新被接纳，获得平等权利。朗西埃认为，以利奥塔德为代表的批评家们，虽然也为被排斥的社会他者呼吁，为他们争取人的尊严和权利，但他们只强调民主的伦理层面，取消政治层面，因为他们追求共识和认同。朗西埃很欣赏德里达的democracy to come，因为有待实现的民主永远是一个开放性的斗争、协商空间，但他指出，在德里达的民主构想里，失去了一样重要东西，那就是实践。

朗西埃跟巴迪欧一样，回溯到西方民主话语的古希腊源头。他也援引柏拉图的话来阐述自己的立场。柏拉图认为，民主社会的选举类似抽签，是由偶然性决定的。当选的人或执政者没有自然的合法性。在贵族政治体制里，权力的分配是由家庭出身、辈分、财富或智慧来决定的，因此具有“自然的”、无须证明的合法性。民主社会的政治权力，则不具这种自然合法性，当选者或执政者必须通过演说、游说、辩论、策划来向民众证明自身权力的合法性。凡是需要竭力证明的就不是显而易见、自然而然的东西。朗西埃挪用柏拉图的理论，旨在说明，当代民主社会的权力没有自然的合法性，一如当下盛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具历史的必然性一样。更重要的是，一旦社会权力不再按给定不变的原则来分配，社会的各种力量就都可以参加角逐，争夺政权。于是便产生了政治。政治就是对抗的各方为争夺权力和合法性而展开的角逐，是一种分歧、对抗、竞争的状态。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各阶级争夺社会领导权（the perpetual contest or struggle for hegemony）。卷入政治权力角逐的各方都没有自然合法资格，所以民主社会的政权既具合法性又不具合法性。

朗西埃因此对police，politics，the political，作了如下区分。如果当政者是因为出身、辈份、财富等而获得权利，如果执政资格是根据一套给定的原则和标准来阐述、决定的，那么我们面对的便是警察逻辑（the logic of police）；如果社会的权力分配不是按照世袭不变的原则来决定，那么我们面对的便是政治逻辑（the logic of politics）；当政治逻辑取代了警察逻辑时，权力就政治化了。在权力政治化的社会里，如前所述，当政者的资格便既具合法性，又不具合法性（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如此，所谓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好的皇帝民众便呼为天子，拥戴追随。一旦民不聊生，无法过日子了，人民就起来造反，把皇帝和朝廷推翻。这里面隐含的思想是，任何一个皇帝和朝廷的权力既具合法性又不具合法性）。

民主的一大特征就是它的不可消弭的内在分裂性，不具自然资格的人获取权利，这一现象本身就产生了合法性与非合法性的双重性。民主的内在分裂性更在于名与实的矛盾，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与真实民主（real democracy）之间的矛盾。柏拉图和马克思对这种分裂都有论述。在柏拉图那里，民主一方面指来自法律的权力，另一方面指个人或社会的生活方式。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如何掩盖人剥削人的社会不平等；柏拉图的民主批判揭示的是，追逐享乐和个人主义自由乃民主的真实内容。

朗西埃认为，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实践，旨在不断揭露形式民主与真实民主之间的沟，不断质疑、解构公共域与私人域、整体与局部、公民与人的界限，重新确立它们之间的区分，不但扩大公共域，增加社会平等（当国家或社会财富被占为私有，当一个国家被少数人控制，以谋取他们自身的利益时，当公民被剥夺政治权利，被沦为赤裸生命时，公与私的界限便模糊了，被置换了）。

可以说，以上六、七位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批评家对民主的论述，都是对西方民主的质疑和解构，让我们看到民主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种话语或实践，都具有不可驱除的内在分裂性或自我异化，然而，对民主的质疑和解构同时也是对民主的召唤。民主的危机不等于民主的废黜。面对民主的危机，我们要做的是思考如何救民主，如何以他者的眼光审视当下流行的民主体制和实践，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给定的框架来想象民主可能性。

齐泽克2009年在《新左派批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从起点开始》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当今世界危机四伏，如结构性失业、生态危机、生物遗传工程对人类伦理的挑战、新的社会隔离、新的社会大墙、新的贫民窟、种族冲突、战争、劳动者阶级的日益流氓无产者化，这一切使得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被排斥在民主保护之外，被沦为阿本所谓的赤裸生命。用德里达的话来说，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如此众多的人遭遇暴力、不平等、饥荒、经济剥削，被排斥在人权之外；地球上从来没有如此多的男人、女人、儿童遭受压迫，被剥夺生命权利。尤其是在资本的暴利下，在无处不在的商品关系结构和消费主义面前，人的尊严、人的精神主权和自由正遭遇空前的夺，人为利役，心由物宰，在资本欲望和商品逻辑面前，丧失主体，成为资本的附庸。这一切都在挑战、呼唤我们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轨道之外，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以外，想象新的现代性和民主可能性。

发源于西方的民主模式正遭遇双重挑战，一是来自西方内部的挑战，一是来自非西方国家的挑战。如果说西方民主在历史上从未真正实现过，那么它在非西方国家落户时，就更需要修改。一如《边缘化欧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作者迪佩史•查克拉巴提（Dipeshi Charkrabary）所指出的那样，思想总是与产生思想的地域、环境密切相关（place-related）。西方思想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既属不可或缺，又不够充分。韩少功两年前在《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一文里呼吁有志于建构民主的国内学者和思想者，革除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恶习，以务实态度认真思考如何实现民主，从实实在在的点点滴滴做起，并指出西方民主在涉远事务，涉外事务，涉专事务方面的不足。他认为后发展国家不仅需要借鉴西方的普选制，多党制，代议制、三权制，更应该吸取本土的制度资源，如中国古代的禅让制，谏官制，揭帖制，封驳权等，还有革命时代的群众路线，多党参议，民主生活会，职工代表大会，又如改革时代的法案公议，问卷民调，网上论坛，NGO参与，消费者维权等,这些都是具有民主因素的举措和实践，都可以成为世界民主资源的一部分。

的确，在中国讨论民主，既要探讨民主的一般性问题，又要思考建构中国版民主的种种挑战，思考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民主体制在中国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种种误用和内在分裂性。这也是一个有丰富文化资源和制度资源的民族对世界的应有责任和使命。民主的缺陷，民主的内在分裂，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这一切给中国思想者提供了一个大有作为的空间。George Steiner说过这样一句话，敢于提大问题，可能犯错误，但回避大问题却可能导致永远生活在狭隘浅薄的理解里。所谓提大问题，就是超越世界给定的思维框架和视角看待事物，在似乎没有关系的地方见出关系，在没有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质疑、挑战已经建立的甚至根深蒂固的概念和认知结论。例如，什么是民主？谁是人民？如何选举？怎样实现真正的民主？如何民主地讨论民主？社会民主与政治民主有何关系？如何实现国际民主？民主是否有多元模式？这些问题正如温迪•布朗所说的，也许永远没有最终答案。但是，正因为没有最终答案或最佳答案，对民主的讨论必然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空间，一个给世界各民族、各文化提供彼此尊重、平等参与的对话空间。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任重道远，而且可能是一个充满失败经验的实践过程。但失败不是放弃的理由，如果我们像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所忠劝的那样：

“再试试，再失败，更成功地失败。”（“Try again, fail again, fail better”），肯定会使民主不断趋近名副其实。我希望以上的发言，能抛引玉，激发大家对民主的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原文发表于《大学与美术馆》总第三期

编辑 | 胡炘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