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左图)   周肇祥(右图)

一、缘起

1920年5月，喧嚣熙攘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一年，北京城似乎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于西城石达子庙成立，金城与 周肇祥分任正副会长。[1]入会者达二百余人，特邀陈师曾、贺良朴、萧谦中、陈汉第等北京画坛耆老名宿为画会评议，规模甚巨。

虽然早在1915年北京即有宣南画社成立[2]、1916年西山画会乍现[3]，但这些画会尚属传统文人雅集性质的松散组织，无论从画会人数，抑或画会架构、组织形式上，中国画学研究会均为民初中国北方画坛规模最大、制度最为完整的绘画社团。以此为基础，画会招收学员开班授课，前后四次举办中日联合绘画展，举办活动时间跨距二十余年。其影响之巨，直接形塑了后来北京画坛的整体形态，以及民国北京第二代画家群体画学思想与绘画风格。这其中的奠基者，非金城与周肇祥莫属。两人当时均在北洋政府担任官职，利用自身丰富人脉介入画界共襄盛举，可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艺的典范。

中国画学研究会第九次成绩展览会纪念合影

金城、周肇祥均为政界出身，缘何却把极大精力投入画界？两人画学思想有何异同？为什么会合力主导创设中国画学研究会？却又为何最终分道扬镳导致其一分为二？

青年金城(左图)  全家福(右图)   后排左五：金城

二、政界清流

“国有四民，士为上，农次之，最后者工商，而天下讳言贾。”[4]中国封建时代士商有别，社会分层严重，鲜有彼此殊途同归的混合流动趋向。直到近代，尤其是晚明至清，社会阶层的彼此流动才渐趋活跃。[5]所谓四民之分的面貌也才渐渐模糊不清。金城与周肇祥正是得益于近代士商合流的社会流动趋势。金城出身浙江南浔，南浔本就是江南富庶之地，豪门大户极多，当地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的说法，金家的财力即属当时的“八牛”之一，其财力之雄厚可想而知。金城祖父、父亲均从事商业，且与洋商洋行多有过往，视野宏阔，观念开明。金城之父金焘于1902年将其三子金城、 金绍堂、金绍基送往英国求学，就读于 King’s College。[6]金城在留学期间遍览欧美各国之博物馆及古迹遗址，眼界学养得到极大开拓积淀。归国后于1905 年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议员，1906年改任农工商部商务司，后历任大理院刑科推事、监造法庭工程处会办、民政部咨议等职。[7]入民国后，金城先后担任国会议员、国务院秘书、蒙藏院参事等职。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且多为文职闲差。

金城 《野色芳草图》扇 18.5cm×51cm 纸本设色 1907 年 荣宝斋藏

再反观周肇祥，出生于浙江绍兴，幼年接受传统发蒙之学。自称“先外曾祖理斋公山水，为清代皖画开山。官粤东知县，初学麓台，得其苍秀。晚年追溯宋元，近抚廉州、耕烟”。[8]周肇祥雅好丹青赏鉴、嗜好收藏的习性，理应有此家学渊源。周肇祥又于髫龄随家人迁居广东，从学于落拓文士梁于渭[9]，受教颇多。周肇祥于1900年入京师大学堂，仕途先后任奉天警务局总办、奉天劝业场道署理盐运使，入民国后任湖南省长、临时参政员参政、清史馆提调、大总统府政治咨议等职。其外地为官时多为处理实务，回京后也是以闲差居多。

金城与周肇祥皆非绘画科班出身，缘何先后定居北京后均涉足画界倾心艺事？两人外地为官时的遭遇，似乎可管中窥豹一番。金城于 1905年在上海担任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议员时，沪上发生了名噪一时的“黎王氏”案。此案缘由为：一位四川官眷黎王氏，携带女孩十五名，仆人四名，行李百余件，乘船抵沪。工部局误以为黎王氏是人贩即将其拘捕，并向会审公廨控诉。身为议员的金城参与审讯。参与会审的英国副领事在审讯结束后以黎王氏系疑犯为名，要求押回捕房，而与金城一起参加会审的另一名中国议员则坚持认为证据不足，应押解回公廨候讯。金城以事关国体严辞力争，洋员则恃强凌弱百般抵赖。其间中国廨役遭西洋及印度巡捕群殴，金城见状离座弹压，却遭警棍袭来，所幸金城眼疾手快一把将其夺下，严词呵斥。此事件在当时沪上引起极大民愤，沪人罢市抵制，舆论沸腾。迫于压力，英人责令调查，一桩冤案才得以避免。参与其事的洋员自知理亏，待案件真相大白后向中国官方道歉，众怒才得以平息。[10]

金城 《耄耋图》 94cm×33cm 纸本设色 荣宝斋藏

金城在此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也备受时人称颂。事后金城仕途看似没有太受影响，但在第二年即离沪赴京为官，此间缘由理应有值得玩味之处。从时间节点来看，金城对仕途的看淡乃至漠然，即是在改仕北京之后。

同样为官起家的周肇祥，从当时的一些记载看，他在北京之外的从政经历，大多充斥着不愉快的回忆1909年，周肇祥初入仕途，就任成都巡警道，为获取政绩而大肆修街。因缺少铺路的石板即滥用职权寻隙苛罚。一次，他竟诬指城内多家中药铺夜间有人检药不开门而施以重罚，仅“上全”“同善”两家即被勒罚石板各400块，大大超过《违警律》规定的15元罚款上限。1910年10月，省咨议局第二届年会以“违纪扰民”为由对周肇祥进行弹劾，迫使总督赵尔丰不得不将周肇祥撤换了事。[11]如果说这是因为周肇祥初入官场，急于扬名弄巧成拙所致，那么运气有时候也不站在他这一边。1917年，周肇祥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其时北伐军与北洋政府军在湘激战正酣，同年 10月9日，冯国璋任命周肇祥兼署湖南省长。11月14日，湖南督军傅良佐见大势已去，偕周肇祥仓皇出逃。11月19日，两人被冯国璋免职查办。当时长沙地区为此曾流传民谣讥讽 ：“省长卷款，督军弃城，这才算文官要财，武官怕死；敌来则逃，兵溃便抢， 大都是下水思命，上水思财。”[12]临危受命到头来落得如此奚落，周肇祥的委屈可想而知。

金城 《深山古寺》 93cm×32cm 纸本设色 1922 年 荣宝斋藏

民初北洋政府时期，时局诡谲多变，内忧外乱，军阀混战，政界黑暗。无论是拥有留学背景的金城，抑或接受传统教育学而优则仕的周肇祥，在投身其中时均遭遇到相当程度的挫折与无奈，遂逐渐冷漠仕途。即便身为京官，周肇祥也曾颇为愤慨地说道 ：“魔鬼时代不图于民国新创见 之，可悲也已！”[13]“首都之社会，一极龌龊卑鄙之社会也。而欲养成优秀之人才，清明之政治，何可得哉！”[14]无独有偶，宣南画社的实际主持者，也是民初北京画坛名流的余绍宋，即在担任京官时写就十三册《孤愤客日记》，所记“悉各党内情及当时政客种种之诡秘行动，壬子入都后所记尤 多，北京政治龌龊情形，直至去年止又得十三册”。[15]可 惜因“人心可虑，火之心始安耳”[16]，余绍宋最终还是将这批堪称民国版的《官场现形记》悉付祝融。既厕身政界，又自我放逐，这种看似游离状的从政心态，在以金城、周肇祥等为代表的，于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均曾出仕的部分官员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无心仕途上进，却又嗜好丹青绘事，并且能够在艺坛获得政界所无法给予的身份确证感与自我满足感。民初的北京画坛，为金城和周肇祥提供了可以施展抱负的可能空间。

三、周虽旧邦

金城 《春明四契图》 26cm×73.1cm 纸本设色 1907 年 南京博物院藏

就绘画本身而言，金城可谓大家，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精。周肇祥与之相比则逊色许多，在北京画坛仅以善于画梅著称。1935年，由马芷痒编著、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一书出版。书中介绍当时活跃于北京的著名书画家共计 87 位，其中即简要介绍到：“周肇祥，字养庵，山水花卉精研有年，画梅尤擅胜场，平市各界一致推许，寓宣内 头发胡同。” [17]但是论及社会活动能力及政界人脉，周肇祥却未必在金城之下。

周肇祥 《绛雪寒枝》扇 北京画院藏

 1920年，金城应北大画法研究会邀请出席演讲，讲述 内容被整理后以《金拱北演讲录》之名发表于《绘学杂志》[18]，金城过世后由其子金开藩将此文改名为《北楼论画》，重新 刊发于《湖社月刊》[19]。此文可以看作是金城结合自己数十年绘画创作的思想总结。在文中，金城系统地陈述了中国传统画学的变迁过程，并且认为由晋至元为中国画学的全盛时期，详细阐释了中国传统工笔画与写意画的优劣利弊，并极力推崇工笔画为中国画学的正宗，最后提出画学三要素：“一 考察天然之物品，二研究古人之成法，三实验一己之心得。”[20]同时身处事事讲新求变，各种革命主义纷争的民初时代，金城却反其道而行之，极富远见地提出了“画无新旧论”：

世间事物皆可作新旧之论，独于绘画事业无新旧之论。我国自唐迄今，名手何蔑有，各名人之所以称为名人者，何尝鄙前人之画为旧画，亦谨守古人之门径，推广古人之意，深知无旧非新，新由是旧，化其旧虽旧亦新，泥其新虽新亦旧，心中一存新旧之念，落笔遂无法度之循，温故知新，宣圣明训，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诗意概可知矣。[21]

金城 《听蝉图》扇 22cm×59cm 纸本设色 荣宝斋藏

在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占据主流舆论的社会氛围中，这样的理性声音实则既珍贵又寂寞。面对西学的强势入侵，尤其是面对一些文化旗手如陈独秀、康有为等人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攻击诘责，金城也有非常犀利尖锐的正面回应 ：

凡百事业，既在社会上有一种地位，必然具有特殊之精神，始能磨炼而广大之，否则以口舌之长宣传鼓吹，无真实之精神，不久即退化而至劣败之地位。即以国画论在民国初年，一般无知识者对于外国画极力崇拜，同时对于中国画极力摧残。不数年间，所谓油画、水彩画已届无人过问之地步，而视为腐化之中国画反因时代所趋而光明而进步。由是观之，国画之有特殊之精神也，明矣……吾国数千年之艺术成绩斐然，世界钦佩，而无知小子，不知国粹之宜保存，宜发扬，反觍颜曰艺术革命，艺术叛徒，清夜自思得毋愧乎。[22]

金城 《古松流瀑图》扇 20cm×52cm 纸本设色 1908 年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言辞虽稍显激烈，但是很明显，金城是站在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来诠释中国画的现实意义与价值的。这里有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清末民初一些先后留学西洋或东洋的画家，如金城、陈师曾、余绍宋等人，实际对于西方文化更为了解，面对西学按常理应该更具接纳精神，但在回国后却纷纷选择站在了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他们的身份认同，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而非西方。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背后凸显的是这些既有西学背景又有国粹传承者的宏阔视野。在他们的心目中，比起那些单纯叫嚣革中国画命者，实际有着更为深刻的民族身份焦虑存在。引西润中无可厚非，但是若要以西代中，则很可能会导致国人陷入到民族虚无主义的尴尬境地。面对颇有自断文脉的时代发展趋势，这些兼顾东西的艺界精英的深刻顾虑与焦灼心态，也就理应得到基于同情之理解。同样我们以此视角审视，也就能够理解金城虽身跨政、商两界，却缘何以极大精力甚至财力投入到了传统绘画的传灯示范之中。除去亲自参与书画实践，金城还广收门徒，同为其门下桃李，堪称民国北京画坛第二代画家中之翘楚的惠孝同与陈缘督，即受学金城获益良多。惠孝同曾深情回忆到金城当年爱才惜才，提携后辈晚学的义举 ：

先是缘督与苏常二子，开画展于城南，声誉蔚起，余耳其名，固未识缘督也。北楼先生见缘督画，异其才，倩人宛转觅缘督。且为辟墨茶阁旁矮屋居之。余朝夕过墨茶阁请业，乃与缘督稔，余学山水，缘督学画人物……北楼先生开中日联合画展于日本，命余随往，同学诸子，送于驿站，缘督景岚尤殷殷规勉，盖以相处日久，不觉期望之意深也。[23]

周肇祥 《松石》 99cm×32cm 纸本设色 1937 年 荣宝斋藏

以善绘、善写、善编、善教著称北京画坛的胡佩衡，也是出自金城门下。金城的侄子金开英先生曾回忆起当年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

先伯教了很多弟子……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先伯买了一批丈八的宣纸，他给大徒弟们每人一张，让他们自己作稿，他也和他们一起画，交卷后，开了个丈八纸作品展览会，还记得是评了胡佩衡的画为最好。[24]

因此可以说后来成立的湖社，完全是金城画学思想的延续与继承。

周肇祥与之相比则并无系统的画学理论总结，也并无多 少门人弟子。[25]虽然身为京官，周肇祥却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倾心于访琉璃厂、访古寺、访石碑、访名山等身体力行的活 动之中，并有相关著述。[26]观之于行事，如果说金城是躬身践行，借故创新，则周肇祥则为访古不迭，复古维新。周肇祥更像是一个画坛企业家，以自己政学两界的丰富关系人脉，来资助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维持与运转。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之初的资金支持，即来自周肇祥的运筹帷幄 ：

民国九年（1920）春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集思广益，继往开来，当时入会者有二百余人，凡经指授无不卓然成家。前大总统徐公以其提倡国粹奖掖后进，出资相助，以成其美。[27]

金城 《仿陈汝言设色山水》 116cm×47cm 纸本设色 1923 年 天津美术馆藏

周肇祥早年在东北为官时，北洋高官徐世昌即对其多有提携，周肇祥也将其以师待之。徐世昌隐居时，周肇祥甚至不辞辛劳远涉河南为其祝寿 ：“鞠人师相卜居河南辉县，置田宅，长子孙矣。曾约挈龙樵往游，为绘《水竹村图》。丙辰（1916）九月十三日为师相六十二岁寿，乃往称觞并访苏门之胜。”[28]徐世昌于191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29]两年后周肇祥就因筹建中国画学研究会事宜“商于前大总统徐世昌者氏，得 其赞许及赞助”[30]。由此可以推测，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首要倡导成立者应为金城，提供实际赞助支持者应为周肇祥，画界的人脉与学术资源则来自金城。

周肇祥对于绘画的古与今、中与西，也有着一番与金城的“画无新旧论”颇具异曲同工之妙的评述 ：

文化与政治经济，多所关联，不能单独的迈进，若政治不良，经济不充，断无优美的文化，中国文化不论新旧，自以我民族适宜者为主，一味复古，与一味求新，皆属无当，尚望全国知识界，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通盘打算，一面检讨过去，一面创造将来，成立本位的文化，至于现在二字，就时间性言，系属极端，无从握住，倘再悠忽，不加决择，守旧的守旧，盲从的盲从，既无标准，安有本位，则世界上文化领域，中国必至丧失。[31]

金城 《梧桐松鼠图》 67cm×32cm 纸本设色 1925 年 荣宝斋藏

虽然此番表述并非周肇祥独创，同时也有迎合当时一些 文化政策之意，[32]但是联系他早在1926年就已提出“其过于追求新者，乃至丧失其故美，真可浩叹，余仍以能从旧法 而得新趣者为佳” [33]的艺术观，他的文化视野，在同侪中已属超前。同样在革故鼎新激进思潮云涌的大时代中，这种温和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承继与创造的审慎态度，其实更加切合艺术发展之历史实际。几乎同样的艺术价值观，使得金城与周肇祥一拍即合，相得益彰，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共同创办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同时画会创立的时间节点，也颇堪玩味——同样发生在北京城，波及全国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刚刚结束不到一年。“在这一运动期间，新兴的知识分子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还宣称传统的中国哲学、伦理观念、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不同于前一时期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是局部革新，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种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34]于此期间，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传统文化、习俗与制度等方面均提出了最大挑战的，即是以自由主义、民主科学等观念的面目出现的西方思想。金城与周肇祥却反其道而行之，虽然中国画学研究会会旨中的“博彩新知”，明显是一种迎合时务的文字策略，但是从之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具体活动可见，金城的办会宗旨明显还是将重心放在了“精研古法”之上。五四运动所受触动最大的实际还是那些新兴的知识人，如陈独秀、傅斯年、罗家伦等。金城与周肇祥，包括陈师曾，均是民初北京画坛的旗手人物，他们实则扮演的是中国知识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者角色。在他们身上，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底色尚未褪去，虽然也有西学经历，但是他们的民族主义立场，还是截然有别于后来一代的知识人。金城与周肇祥在民初的北京画坛，同时控制着相当复杂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如个人与社会财富等）、社会资源（如权势网络、亲属群体、社团和协会等）、个人资源（专业特长、领导能力、社会威望等）或文化资源（地位、荣誉、头衔等）。二人的合作，更是彼此所掌控资源的优势整合。中国画学研究会能够在其创设之初即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绘画社团，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正是身兼官员与画家，对于中西文化的互动以及本民族艺术定位，有着清醒认知的金城与周肇祥。

四、渐行渐远

金城与周肇祥通力合作，二人的关系在此时段正处于蜜月期。中国画学研究会在成立之初精诚团结、广纳学员，举办展览，丹青雅集，相关活动迎接不暇且声势浩大。尤其是于1921年开始举办的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前后举办四届，影响甚巨。其时北漂京华尚且为生存苦苦挣扎、“欲乞燕台葬画师”的齐白石，即是得益于在他参加的第二届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由陈师曾将其作品带到日本得以高价销售，墙外开花墙内香，齐白石在国内的艺术市场才渐渐打开局面。

金城颇具商业头脑与现代社团经营理念，行事力求务实。展览会诚然有促进文化交流的客观意义，但是展销画作也是不可或缺的目的。但这也受到许多非议，同为政界清流的余绍宋，就曾对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嗤之以鼻：

下午汪溶来，持去画一帧，云将以陈列于中日画会。余于此会不谓然，盖恶其市井气太重，不专嫌标榜也。前数日已得该会来书索画，未之应。今以汪溶（慎生）言之再三，以汪溶故致此一帧耳，非所愿也，故不标价。[35]

余绍宋维护传统的态度更为决绝，[36]士商殊途的传统陈见，甚至影响到了余绍宋对于金城身后事的评价，略显尖酸刻薄：

阅报见有命令宣付金绍城事迹入国史，不胜诧异，金特市侩之雄耳，且狡诈性成，所画除勾摹外无作，亦乃谓其有功艺术，则信乎国民之史也。[37]

无独有偶，同样在金城于1926年赴日本举行完第四次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返沪突然逝世后，《上海画报》曾做出如下报道：

金于此次中东展览会，颇招物议。以标定价格事，未免为朋侪所不满。不知个中，金固以外交家手段出之，宜乎艺术众人莫名所以矣。当未启行时，金按原润得吴缶老画数帧，扬言赴东馈赠友人，迨开会则此数画已高悬壁上，标价极低。朋侪莫如之何，以画为金所有，固无法退出会中也。其标价一二千圆者，值固昂矣，唯售时多有折扣。在金设想，此举定能将己名高出缶老之上，孰知奇妙策巧思竟随身以俱没，岂金逆料所及者哉。[38]

此间真相与流言蜚语暂且不议，正是1926年于日本举行的第四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上，周肇祥以中方组织者身份出访，这也是他的第一次东游之旅。金城则先期到达上海征集画件，然后由沪赴日。但是令周肇祥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东游竟然是他此生最后一次与金城共事。同时也为北方最大的国画社团，埋下了内讧与分裂的伏笔。[39]1927年1月，中国画学研究会分裂，湖社成立。随后《湖社月刊》《艺林越看》相继而起，两大刊物互相竞争攻讦，对民初北京画界的整体形态影响甚大。[40]

周肇祥生性孤傲，待人刻薄，为官日久，喜独断专行，好出风头。此次赴日，他先是与金城弟子多有龃龉。画展开幕时，周肇祥即对印制的相关宣传图片多有不满：“惜前日选印时，一任诸少年为之，未能慎择，颇多幼稚之作”[41]。此次赴日的中国一方代表，除去金城及周肇祥一行三人，还有先期与金城同行的惠孝同、钱瘦铁、吴仲熊、胡伯翔。[42]其时惠孝同24岁，钱瘦铁29岁，吴仲熊27岁，胡伯翔30岁。[43]周肇祥所不满的“诸少年”即暗指他们，同时也应包括时年31岁的金城之子金潜庵。6月24日，周肇祥等人应长武侯爵的邀请赴宴。长武侯爵此时并不在东京，但派其孙从广岛专程携带家藏书画至东京请他们赏鉴。周肇祥再一次发泄了他对这些年轻人学识浅薄的不满：

用笔设色，种种器物皆与宋法合。而孺子辈从旁乃云绢无光，疑非宋，宋绢密致，久而黯淡，未闻以有光为鉴定之据，可谓妄语矣。[44]

所谓“孺子辈”，自然是指随行的金城弟子中的“诸少年”之一二。周肇祥心存强烈的复古情怀，促使他总是用理想化的眼睛审视判定着周遭的文化陈迹。而苛刻严厉的性格气质，又使他对后生晚辈的肤浅鲁莽充满鄙夷不屑。展览期间，中日双方共同商议成立“东方绘画协会”，如此大事，周肇祥却于金城因外出赴约不在现场的情况下，独自作为中方代表与日方商定了《东方绘画协会章程》，并于第二天即签署文件生效。[45]一直作为中日画坛联络者的金城，其内心愤懑可想而知。兴致高昂的周肇祥后来某日外出游玩，归来时错过先前预定的会客时间。金城独自拜晤归来，毫不客气地谴责了周肇祥。周肇祥则满腹委屈地说道：“时过不我待，非其咎也。”[46]两人的关系至此已经极为紧张，因为就在当天傍晚将要启程回国的时候，金城并未与周肇祥同行，而是“与其壻先出游市，未至”[47]。明知行期却出游市中，金城绝非粗心大意所致，更合理的解释应是周肇祥先前的种种举动已经彻底激怒了金城，从而促使他不愿同周一起回国，以外出为由故意避开了周肇祥。[48]然而两人都未曾料到的是，如此的尴尬一别，竟是诀别！

五、殊途同归

第四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结束后，周肇祥经朝鲜、奉天、天津一线返回了北京。金城则直接赴沪，孰料积劳成疾，突然病逝沪上。

在日期间，周肇祥与金城父子等人关系紧张，这与他恃才傲物、自以为是的性格有着相当关联。除去此行中周肇祥与金城父子及其随行者在琐屑之事上的摩擦不断，造成分裂的诱因之外，此次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上所签订的《东方绘画协会章程》，以及归国后就成立“东方绘画协会”的人事安排（在会长、干事人选确定后，金城哲嗣的金潜庵却被挡之门外，仅是“迭次随同赴日诸人，及青年画家之成绩佳者”一起被安排为“文牍、庶务、交际、编辑四股之内，以资训练”[49]，引起金潜庵一脉人等的强烈反弹，导致中国画学研究会最终分裂。[50]

金城过世后的四年，其门下弟子，同时兼任继承金城画学衣钵的湖社画会会刊主编的胡佩衡，感念恩师忆往抚今，幽幽提笔道：

四年断梦总成尘，每队秋风一怆神。

此日明窗净几处，商量笔墨更何人。

云烟落纸洵堪矜，继绝存亡愧未能。

举世千金享敝帚，谁将规范作传灯？[51]

周肇祥则几乎以一人之力，将中国画学研究会维持到20世纪40年代末。[52]1949年1月，北平解放。1950年，周肇祥被捕入狱。邓之诚于1953年9月22日的日记中记述：

周肇祥在第一监狱糊纸烟盒，所犯罪“采补”外，有弃婢，致婢与其父自尽。又肇祥子某为吉林省副主席，私辇木材与其父变卖归己，余罪尚多，传己将押往西山斗争（昔日曾与农民争水源），由群众审判，未知确否。[53]

不仅身陷囹圄，倾其毕生心血所收藏的古物珍品，同时也被查抄充公，周肇祥所曾孜孜以求的复古世界，也被新时代的革命号角震荡得灰飞烟灭。1954年，周肇祥因疾患而获保外就医。曾经华盖云集，此时却是门可罗雀。暮景桑榆，世态炎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令人唏嘘的是，听闻周肇祥出狱而去探望他的，并非其昔日的画界同仁抑或宦海朋侪，而是他以前曾百般鄙夷过的厂肆中人：

马宝山先生听说后，前去探望，似乎还有一些未了的债务。到达周的寓所后，已是家徒四壁，只见周养庵头缠绷带，面色蜡黄，原来一部美髯（素有周大胡子之称）也荡然无存，一个人在屋中糊纸盒，屋内摆满纸盒成品与原料，凌乱不堪……两个月后，马宝山听说周已去世。[54]

对于一个嗜古如命的人来说，他应该是在空空如也的家中，看着窗外的世界绝望而终的。

注释：

[1] 关于金城与周肇祥是在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之初的正副任职，在学界还未有定论。大致有四种观点：1.周肇祥为会长；2.金城为会长；3.金城初任会长，后让与周肇祥；4.金城与周肇祥同任会长。参见：云雪梅，《金城合中国画学研究会》，《美术观察》，1999年第1期，第60-61页；吕鹏，《湖社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你啊，第29-39页。

[2] 余子安编，《余绍宋书画论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

[3] 龚产兴，《陈师曾年表》，载于《朵云》第6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4] ［明］李维桢《墓表》，引自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5] ［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版。

[6] 关于金城家世，参看邱敏芳《领略古法生新奇：金城绘画艺术研究》，台北历史博物馆编辑委员会编辑，2007年版，第15-25页。

[7] 陈宝琛，《金北楼先生墓志铭》，载于《湖社月刊》第24册。

[8] 周肇祥著，赵珩、海波点校，《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理斋公，又称调燮公，浙江浦江人。23岁恩科拔贡，29岁赴京廷试，儒学训导职，在家候选；55岁奉檄伤人，执教剡溪；两年后告归山林，返回家乡定居。

[9] “梁先生于渭，号杭雪，番禺人，光绪进士。授礼部主事。高才博学，以未获官选，得心疾，假归。不复出。画笔秀逸。求无不应。然非奇特之士，亦不爱之。疾且贫，困顿以终。其钤画章，有曰落第状元，科甲何足数，龚定庵所谓人以科传品以卑。而先生以此陨其身，悲哉。余髻龄居粤，数从先生游，得画甚多，壮而游学，箧中物为人穷尽，追念遗迹，辄为怅然，今收此帧，聊慰我思，发潜表幽，后死责也。”载于《艺林月刊》第2期。

[10] 《金北楼先生小传》，《湖州月刊》，1933年第4卷第7期。

[11] 隗瀛涛、赵清，《四川省辛亥革命史料》，引自徐翎《<艺林>杂志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8页。

[12] 龚育之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1050-1058页。

[13] 同注［8］，第34页。

[14] 同注［8］，第75页。

[15] 余绍宋，《余绍宋日记》（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前记。

[16] 同注［15］

[17] 马芷痒编著，《北平旅行指南》，经济新闻社出版，1935年，第310页。

[18] 金城，《金拱北演讲录》，载于《绘学杂志》1921年第3期。

[19] 金城，《北楼论画》，载于《湖社月刊》1927年第1期。

[20] 金城，《金拱北演讲录》，载于《绘学杂志》1921年第3期。

[21] 金城，《画学讲义》，载于《湖社月刊》1927年第1期。

[22] 金城，《画学讲义》，载于《湖社月刊》1927年第1期。

[23] 惠孝同，《写于陈缘督画展之前夕》，《三六九画报》，1941年第11卷第16期。

[24] 郎绍君，《博识多能 一代名家——胡佩衡和他的艺术》，引自胡佩衡绘，《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胡佩衡》，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5] 有关周肇祥的从艺事迹，参看张涛，《几曾回首梦留痕——民初官员画家周肇祥的复古世界》，《北方美术》2015年第5期。

[26] 周肇祥的著述极为丰富，除自任主编出版《艺林旬刊》（后改名<艺林月刊>）、《东游日记》、《艺林月刊·游山专号》外，其个人相关著述有：《蜀游杂俎》《辽金京城考》《周肇祥批注<渤海日志>》《古物陈列所记略》《在古物陈列所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琉璃厂杂记》《辽金元古德录》《虚字分类梳证《覆辑录庄教馆金石目》《宝斛楼金石目》《重修画史汇传》《辽金元官印考》《石刻汇目》《画林劝鉴录》《退翁墨录》《补正宋四家墨刻簿》《山游访碑目》《古都怀古诗》《鹿岩小志》《寿安山志》《婆罗花树馆题目记》《宝斛楼杂记》《古今画人生日表》等。

[27] 陈宝琛，《金拱北先生事略》，载于《美展》1929年第7期。

[28] 同注［8］，第203页。

[29] 贺新培编，《徐世昌年谱》，载于《近代史资料》总第70号，第29-30页。

[30] 周怀民，《中国画学研究会二十年之回忆》，载于《立言画报》1936年第36期。

[31] 载于《艺林月刊》第65期。

[32] 周肇祥所言及的本位文化，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1934年，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同年10月10日，由陈立夫任理事长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该会宗旨为：“以科学化运动检讨过去，以新生活运动把握未来，以文化建设运动创造将来。”协会为此专门创立《文化建设》月刊，鼓吹本位文化，在当时引起极大争鸣。参见陈立夫，《中国文化建设论》，载于《文化建设》1935年第1期，龚启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问题》，载于《时代公报》1934年第49期。引文即为周肇祥在1935年3月31日，参加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北平分会所举办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座谈会”时所谈。《艺林月刊》第65期。

[33] 周肇祥，《东游日记》，京华印书局，第12页。

[34] ［美］周策纵著，陈永明、张静等译，《五四运动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3页。

[35] 余子安，《余绍宋书画论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页。

[36] 张涛，《何处是吾乡——<梁格庄会葬图>中的文士与画家》，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3期。

[37] 余绍宋，《余绍宋日记》（第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93页。

[38] 削颖，《金拱北遗事》，《上海画报》1926年第155期。

[39] 民国十五年（1926）金城病逝之后，其长子金开藩偕同门二百余人，从中国画学研究会分出，于京城北京东四钱粮胡同十五号的住处“墨茶阁”，另行合组画会，由于金城自号藕湖，且金城多给其入室弟子取湖字为号，因而取名“湖社”。湖社画会于民国十六年（1927）1月15日正式成立。关于分裂原因众说纷纭，但是早在金城与周肇祥赴日举办第四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时就已露出端倪。

[40] 张涛，《从<东游日记>看“中国画学研究会”分裂始末》，载于《美术研究》2015年第5期。

[41] 周肇祥，《东游日记》，京华印书局，第9页。

[42] 《申报》1924年5月15日。

[43] 惠孝同（1902-1979）；钱瘦铁（1897-1967）；吴仲熊（1899-？）；胡伯翔（1896-1989）；金潜庵（1895-1946）。

[44] 同注［41］，第14页。

[45] 同注［41］，第21-22页。

[46] 同注［41］，京华印书局，第35页。

[47] 同注［41］，京华印书局，第36页。

[48] 《金拱北先生事略》，《湖社月刊》第1期。

[49] 吕鹏，《湖社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50] 周肇祥与金潜庵伸直为此曾在各自刊物上化名互相更讦。参见燃犀，《东方绘画协会原始客述》，载于《艺林旬刊》第63期。诤友，《读东方协会中国本部宣告感言》，载于《湖社月刊》第44期。

[51] 胡佩衡，《北楼吾师逝世四周（年）志感》，载于《湖社月刊》1934年第34期。

[52] 直到1947年，还有刊登中国画学研究会举办成绩展览会的新闻。《天津民国日报画刊》，1947年第80期。

[53]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752页。

[54] 陆灏，《听水读抄》，武汉：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作者｜张涛（中央美术学院助理研究员）

原文发表于《中国美术》2017年第5期

编辑｜郑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