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

译／朱橙

的确如此，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是我们的生物存在的一种反映，毕竟，因为我们是物质的生物体，并在我们的内在基因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的影响下发展。事实肯定并非如此，即我们的生物群体与社会组织毫不相关。问题是，我们生物群体的哪些部分与社会组织是有关的？

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

在最终的分析中，一场有关价值的真正革命意味着我们的忠诚必须变得全球化而非局部化。总体上，为了在它们的个体社会中保存最好的价值，每一个国家现在都必须发展一种高于一切的对人类的忠诚。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有关“种族”的思想被理解和被实践的方式的意义深刻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下，另一个可能更深刻的问题产生于正在发生变化的机制中，这些机制支配着种族差异是如何被了解的、它们是怎么出现的以及它们是怎样激起特定的身份的。总之，这些历史条件一块扰乱了“种族”的惯例，并对种族学——将实质上的“种族”之现实带入凄凉而有害的生活中的知识——造成了一个危机。

由此次危机而引起的产生积极变化的机会都被过去灾难的持续影响所限制。种族学已经渗透进了它运行其中的论述。它不能被直接地再表示或取消其所指，而想象它的危险意涵可以被轻易地重述为温和且民主的形式，将会夸大批判和对抗的力量。相反，摧毁种族学和超越“种族”所涉及的创造性行为，为这些行为所指向的真实的民主目标提供了正当理由。将人类从种族思想中解放出来的政治意愿必须通过如下方式来完成，即弄清楚这些尝试为什么是值得付出的。首先的任务是要提出“种族”的死亡并不是一件让人害怕的事情，甚至这可能是一个因为困难而难以赢得胜利的论证。一方面，种族等级制的受益者不想放弃他们的特权。另一方面，那些已经服从于种族思想及其与众不同的社会结构（并非所有的社会结构都是整齐地按照颜色来编码的）的人长久以来都采用他们的统治者、拥有者以及迫害者所指定的概念和范畴来抵制“种族”分配给他们的命运与安置在他们生活之上的卑贱价值观。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通过研究由不得他们挑选的不完美材料（如果他们已能选择的话），这些受压迫的群体已建立起了有关政治学、伦理学、身份和文化的复杂传统。“种族”的普遍使用将这些传统从现代性的官方历史中排斥出去，并将它们归属于原始的、前政治性状态中的穷乡僻壤。这些传统已经包含详细阐述的、即兴制作的构造，而这些构造具有吸收和偏转恶习的首要功能。但它们已经走得很远了，而非仅仅提供保护、推翻有关侮辱、残忍和轻蔑的极端性，这都不可预料地变成了团结、愉悦和集体力量的重要来源。当有关种族特殊性的思想以这种带防卫的方式被转化，以致它们为骄傲而非羞愧和耻辱提供了来源之时，它们就变得难以离弃了。对许多种族化的人群来说，“种族”及其支撑的来之不易的对立身份将不会被轻松或过早地放弃。

我们需要对这些群体进行非常仔细地规劝，而让他们认为放弃作为相互附属和共同行动之基础的“种族”是值得为之的。必须确保他们相信，在反对种族惯例中所包含的戏剧性姿态可以在不违背团结和共同体的珍贵形式下实现，这些形式都是由他们持久地服从种族路线而创造的。当没有了任何对“种族”思想的经久不消的尊敬之时，反对种族等级制的行动可以更为有效地进行。这种想法在这种政治和伦理的诉求中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工具之一。

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并不总是赞赏这些时而隐藏的现代逆主流文化的重要性。这些逆主流文化是通过长久而残酷的经历形成的，而这些经历来自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实施所导致的种族化服从。那些为反对痛苦和剥夺之不平等的次要、相异的传统已经被那些愚昧的、中立的以及怀有强烈敌意的人忽视了。一些应该多加了解的信众甚至排斥并鄙视这些构成，认为它们不够尊重、崇高、或纯粹。然而，地方文化和建立在它们的力量、战术体系之上的顽固的社会运动在追求自由、民主和正义的过程中为现代斗争贡献了重要的道德与政治资源。它们强有力的影响已经在日益全球化的大众文化中留下了的烙印。因为最初被种族奴隶制的可怕极端所调和，在正式从种族奴隶制中解脱出来很长时间以后，这些唱反调的文化仍然强势而且灵活，但它们如今在衰退，其前景也不被看好。通过全球化以及黑人的全球贸易所带来的不平衡的影响，它们的转变已经超越了认知。

在这一历史衰退的危险已被认知的地方，对公共利益的保护经常调动一种冰冷的文化的幻想、引人注目的文化发展之幻想。特殊性可以被保留，而公共利益也可以被保护，如果这些公共利益在它们最真实且最荣耀的抵抗姿态中是根深蒂固的话。这种可以理解但不充分地对失去一个人的身份之前景的回应将文化传统简化为不变重复的单一过程。这有助于巩固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在凄凉的时代提供真实的安慰，但这或者对奴隶阶层以及他们被围困的后代的不屈不饶和即兴技巧不公，或者对当代文化生活的复杂性不公平。

我们需要了解这一语境中传统思想的吸引力。在它只是被理解为一份关于死板规则的封闭式名单的地方（这些规则可以被自觉地应用而无需阐释或关注特殊的历史条件），它就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现成托辞，而非文化可行性或伦理道德自信的一个标志。确实，基于这些理由而保卫传统，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可以开启一扇通往极端保守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规范形式的大门。

在辨识和超越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将试图表明，在那些完美的异议文化正在褪色的光环中所营造出的舒适区域已经处于收缩状态，并表明文化自身并不如它们曾经那样强势、复杂或者有效。它们仍然偶尔地在辉煌壮丽的生活中闪烁一下，敦促绝望的人们站起来为获取他们应有的权利而斗争，并给予他们一种用于斗争的强势有力的政治和道德语言。但是，毫无理由设想他们将能扛得住全球化和本土化（localization）造成的所有破坏性效果，更不用说实质性的政治分歧所具有的腐蚀性力量。这些分歧来源于黑人特殊性及其重要性的本质，而这一本质与其他有争议的身份主张有关：宗教、性征、世代、性别等。

由反对奴隶制——主张将黑人视为人而不是奴隶、代理人，更不是物品——的斗争所开创的这些不同的传统已经被跨地方的力量——既是政治上的，也是经济上的——改变了，而这些跨地方力量给“种族”的象征性流行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这种情形是种族学危机的另一个根本体现。它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动机，使人们意识到当前种族思想的瓦解呈现出一个重要机会。在这里有一个脱离充满危险与破坏性的模式的机会，当“种族”在理性上的荒谬被提升为一个实质概念且被赋予一种既决定历史又解释其有选择性展现的独特力量时，这些模式就被确立起来了。

围绕种族学的种族思想以及混乱中的这些变化似乎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在试图评价它们的过程中过于兴高采烈，我们只需提醒自己：有关种族的论述的影响已经变得更加难以琢磨了，因为它们有关世界的主张已经变得让人更加绝望了。这是一种微妙的情形，而“种族”仍然是易碎的物质。

一、种族学的危机

在构成这次种族学危机的元素所组成的任何详细目录上，都必须特别提到以基因为方向的元素或“种族”的基因构造的兴起。随着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在DNA革命以及促成DNA革命的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得以重建，它们与产生于18和19世纪的旧种族思想之间的距离突出强调了种族差异的意涵本身正在发生变化。这本书是以如下思想为前提的：我们必须试着去完全理解那种深刻的转变，并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此转变来反对产生这种转变的带有瑕疵的逻辑。换句话说，这里的论证会从一个基本思想展开，即“种族”与表征的危机、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危机都提供了这样一个温馨暗示：在一项新颖且雄心勃勃的废奴主义者的计划中，它使我们自身从种族学的所有束缚中解脱出来。

追求从“种族”中解放出来对那些人来说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这些人，和生活在大西洋奴隶制结束后这一时期的现代黑人一样，在种族学所创造的持久的等级制中被指定处于一种较次等的地位。但是，这个时机并不仅仅是他们的。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为什么它应该被其他人——他们对种族思想的憎恶可以被定义——热情地拥护，这并没有太多依靠他们服从于它的方式，而是由于，在赋予他们精通种族的炼金魔法的过程中，它以另外的方式扭曲并限定了他们的经验和意识。他们可能还没被动物化、具体化或成批地消灭，但由于被剥夺了个性和人性，并因此同物种生活疏远开来，他们也确实遭受了许多痛苦。由于“种族”机制的存在，黑人和白人被联系在一起，这些机制使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疏远并切掉他们共有的人性。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马提尼克的精神病学家、反殖民积极分子，他的著作都以这些思考为框架——通过它给予人类生活的影响来观察这一凄凉的循环：“黑人被他的劣根性奴役，而白人则被其优越性奴役，两者的表现都与神经质倾向相一致。”马丁·路德·金——另一位有影响力的“种族”病理学家，其著作和法农的著述形成了对比——热衷于指出，恰恰在种族思想剥夺其受害者的人性的时候，种族思想也能够让它的受益者变得不人道。

在这里，因为含蓄地利用了金和法农——将来某个时候的对话双方——共同遗留下来的思想，一种相当与众不同的、后种族的和后人类学的、意指要具有人性的说法可能开始成形了。如果这种激进地非种族人本主义将被置于更稳定的基础之上，而非那些由马丁·路德·金的思想开放且始终如一的基督教精神或法农对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兴趣所提供的基础，它必须与之前重塑人类的令人不太满意的尝试相区别开来。它与那些传统全面决裂的尝试，其根本标志是拒绝专门在男性性别中被阐释。从这个角度看，在国家和民主中触及顶峰的、颇为珍贵而且有耐心的过程并不仅仅存在于友好的模式中，这些模式已被证明对这么多人是如此的耐用并具有吸引力。博爱（fraternity）的理想不再需要危及或为难有关自由和平等的崇高梦想。这种蓄意无性别的人本主义不会被简化为对男女之间平等，甚至两性之间互惠的要求。那些革命性的思想已经普遍地存在于这个世界。它们可以通过观念范围的改变来完成，在此范围内，基本的人类属性被推算而出。

这种转变反过来需要消除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性别分割。细微的差别在本质上变得不相关了。由它们所支撑的自我崇拜形式不必保持它们对全世界的掌控。如果那个目标看似一个过度理想化或激进的渴望，那么我们最好回忆回忆基于这些原则的重要实例，这些原则目前正是发达国家的军事组织所追求的。因为新兵征募在数量上的不足和其他的人口统计方面的变化，这些原因被迫接受这样一种可能：女性和她们的男性对手一样，在身体上是有能力肩负前线的战斗职责的，这些组织已经实施了一种局部范围内的、意义重大的军人去男性化制度（demasculinization of soldiery）。当黛米·摩尔（Demi Moore）在电影《伴我雄心》中化身为美国女兵时，西方的军事组织正在进行大量而且精确的技术研究：女性身体如何通过锻炼和训练而得以改变，以致在身体上从事军事行动的潜能可以被最优化。例如，英国国防部研究所的科学家已经为他们新招募的女兵大概制定了一种形式的基本训练，神秘地被认为是“人事选择标准”。英国军方强调，这种形式的训练不可能消除内在的身体差异，例如臀部的大小以及变化不定的脂肪和肌肉所占的比例，但是，“新式训练体制的最初结果，平均起来，多增长了2磅的肌肉，同时也减掉了6磅的脂肪”。一名英国官员说道：“野蛮的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的军事生活中并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相似的策略也可以在兵员短缺的欠发达国家见到。女性在屠杀图西人和杀害胡突人的政敌——1994年发生于卢旺达——方面所做出的积极热情的贡献向世人敲响了警钟，即反对称赞这种改变具有内在的进步性。

可能，在对政府的军国主义政策的最终否定之际，军事上无性别差异的理想可以加强我们对道德和公民机构的了解。作为过渡的一个标志，它暗示了一种可以存在于较少争斗中的普遍性。不需要对脱离具体化的行为作出让步，这种具体化的行为是与抽象的现代个性特征的统一相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尽管强烈的动机诱导我们去理解这些束缚，并将他们认定为身份认同和感情移入的来源，身体存在（世界中的人）的束缚是被承认甚至受到欢迎的。痛苦、疾病、羞辱、尊严丧失、悲伤以及关心某人之所爱的重现都可以促使形成一种关于人类相似性的抽象感觉，这种相似性足以强势到让基于文化特殊性的休戚与共突然显得微不足道了。

这种实际的、全球的人本主义的其他一些特征可以暂时被列举出来。虽然大部分思考这些问题的政治哲学家忽略了这一可能性或没能看出它所蕴含的真正的颠覆性力量，但我认为，通过蓄意而且自觉的放弃将“种族”作为一种划分和归类人类的手段，某一特殊性也可能浮现而出。这种激进地非种族人本主义表现出了对人的尊严之形式的首要关注，而在种族思想中，人的尊严是被剥夺的。它的反人类学倾向（有时是愤世嫉俗的）在其中一点上得到了非常有力的阐释，在这里，伴随它的是迟来的、返回到慢性悲剧、弱点和脆弱的思考，而慢性悲剧、弱点和脆弱在不同诗人——从莱奥帕尔迪（Leopardi）和尼采（Nietzsche）到埃斯特·菲利普斯（Esther Phillips）和唐尼·哈瑟维（Donny Hathaway）——的忧郁性艺术中已经定义了我们的物种。它的鲜明特征是由一个严酷无情的决定提供的，这个无情的决定便是让根本上易碎的、有形存在的那个困境成为理解人本主义的关键。此人本主义与人类学论述的胜利基调相矛盾，而这种人类学论述对早期的、帝国时代的种族思想予以热情地支持。

这不是存在主义者和现象主义者、缺乏远见的新教徒或自鸣得意的科学家的人本主义。确实，由于留意到了过去的人本主义和进步的思想在种族学上的结合，这种人本主义对“种族”思想是不友善的，正如它在识别进步的主张上的摇摆不定一样，这种进步并没有将持续的人种划分所具有的去文明后果纳入考虑的范围。我想要表明，通过系统地返回到挣脱人性之限制的历史（在这段历史内，“种族”思想尤为突出），我们可以获得重要的见地。这种人本主义被明确地设想为一种对种族学所经历的苦痛的回应。其详细阐释所需的最有价值的资源来源于一种有原则的、跨文化的、对处于极端情形下的历史和文学的趋近。在极端情形中，意指成其为人的界限被商定下来逐分逐日的检验。受“种族”思想启发并与“种族”思想相联系、针对不人道行为的这些研究，当然不仅仅限定于奴隶制或随奴隶制而来的种族隔离的残酷形式。它们兴起于殖民历史上的无数插曲以及那些已被证明是种族学的最美好的、胜利的时刻的种族屠杀行动。这些研究是尤为值得的，不是因为遭受极端恶行的受害者的痛苦为那些更加幸运的人的救赎提供了简单的教训；确实，我们不可能知道种族思想的受害者是带着什么敏锐的道德洞见来看待死亡的。这些恐怖行动的受害者必然都是沉默的，而如果有任何人在恐怖行动中生还，他们将会为内疚、羞愧以及不可忍受地痛苦且不可靠的记忆所困扰。他们不会是无意义的苦楚历史中所包含的道德和政治教训的最好引导者，但他们也许仍然能够产生有关现在的道德困境的重要洞见。因而，我们应该关注这些具有说服力且极端敏锐的生还者对他们命运的价值所产生的怀疑。我们必须对其口头未表达出来的传统和类型保持警觉，因为有心照不宣的规则操纵着公众阅读的期待，这些期待是围绕这些痛苦的、移动的语词和文本形成的。

但是，在矛盾盛行和伦理行为的普遍法规难以制定这一史无前例的情形时，这种作证的遗产不应该被蔑视为一种对证明文件和历史重构这些艰苦任务的分心。相较于徒劳地尝试用不可靠的航海图来定位我们自身，将这一可疑的证词当作我们的指南针并在这些作证的语词中寻找我们的方向要好得多。这些航海图由隐蔽地具有种族代码的自由主义者甚至是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所提供。如果它们没有引导我们进入这个迷失的位置，它们几乎没有提供有关我们如何脱身、并在没有受益于种族范畴或种族知识的情况下发现自己的思想。

二、消费者文化中的基因和身体

对基因大体上的隐藏力量的当代关注促成了对人类身体的感觉和理解的标准的根本变化。这一变化并不仅是最近科学发展的自动产品，而需要将此变化与更长时间以来对技术-科学尤其是生物技术的了解相联系起来。它对旧的——即本质上是18世纪的——种族类型学的地位的影响已经被大部分论及“种族”的作家不可宽恕地忽略了。

当我们离开“种族”的生物政治学并前往其更微小意义上的政治学（nano-politics）的时候，亨丽埃塔·拉克丝（Henrietta Lacks）——一名来自巴尔的摩的5个孩子的母亲，非洲裔美国人，于1951年10月死于子宫颈癌，享年31岁——的悲剧故事可以提供重要的方向。乔治·格雷医生（George Gey）——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一名细胞生物学家——在没有经过拉克丝同意的情况下从她的身体里取出了几个细胞。这些细胞生长于组织培养中，而自此之后已经被无数次地运用于全世界的科学实验当中。从她的癌瘤中分离出来的细胞线（cell-line），现在名为海拉细胞（HeLa）[1]，是首个培养的人类肿瘤细胞线。它有许多不同寻常的特性。这些史无前例地病毒细胞迅速地增长并繁殖，同时侵略临近的培养菌并出乎意料地与使用它们的实验室中的其他有机体相结合。它们作为一种“研究有机体”（research organism）很快就被投放到市场，并且已被证明是冉冉升起的生物技术行业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

拉克丝的例子使一些重要问题凸显出来，这些问题是关于从人体中分离出来的这种类型的材料什么时候以及在哪一点上可以被认为是人体组织。它选择性地被视为一种财产形式，这个财产不属于材料所来源的那个人的身体，而属于为了私人获益而售卖材料这种行为所涉及的商业利益。海拉细胞的故事也导致了一种混乱的情况，当暗示拉克丝女士为“黑人”的基因酶展现它们自身，同时使那些认为她是“白人”，或者更重要的是，那些没能从种族学上思考她的遗产或他们自己的研究的研究者们开始困惑的时候，这种混乱便产生了。这个插曲可以用来标记一点，在这一点上，“种族”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开端被错过了。海拉细胞的商业行为所传达的信息甚至超越了那个古老而熟悉的传说，在这个传说中，黑皮肤的病人有时会被雇佣来治疗他们的白人医生虐待和操纵。看起来，种族挑衅的细胞——身体中最小的关键元件——已经成为了基于物种生活之限制与特征的争论的绝对中心。

冒着听起来太过于人类中心论的风险，我认为，出于商业或其他目的的体外细胞培养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对我们理解和分析我们易受攻击的人性的方式来一次全面的再思考。和推测性的处理不同物种之间的遗传物质一样，这种变化暗示了一套全新的界线，在这些界线之中，人性将得以形成。转基因动物和植物的“工程学”——按照推测，其中的一些动植物受益于人类的基因对它们的DNA的嵌入——是一个相关现象，此现象也已经成为了有关它的潜在灾难性后果的热切辩论的主题。国际的，因而也必然是“跨种族的”关于内在器官和用于移植的身体其他部分——有时是通过可疑的方式获得的——的贸易是另一个相关的发展。来源于人类生产行为所有方面中的操纵与商业的挑战，包括鲜明而有争议的话题——一个“种族”的母亲是否可能倔强地选择养育另一个种族的婴孩——则代表了另一个关键的改变，尽管最近在有机体、细胞和生命本身的其他元素方面取得专利权的众多尝试将会使我们不得不调整我们有关生活的概念以及我们变化不定的人类本质的最终标志。

所有这些改变都对“种族”是如何被理解的这一问题产生了影响。意识到所有生命在遗传物质层面上都是不可分解的统一导致了一种更加强烈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关于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物种的特殊性的，以及新的焦虑，即它的特征正在被根本而且不可挽回地改变。头脑中有了这些征兆的发展，就难以抵制这一结论，即这场生物技术革命需要改变我们对“种族”、物种、具体化（化身）和人的种别性的理解。换句话来说，它要求我们重新形成关于我们和我们自己、我们的物种、我们的本质以及生活的思想之间关系的概念。例如，我们需要询问，在生活的这一新范式中是否应该存在任何容纳有关特定种族差异的思想的空间。

对于想象上的自私基因的动态机构来说，著名而且令人惊讶的人类大众肖像，作为一种本质上不相关的短暂媒介，并不仅仅是突然出现的染色体正统在道德以及政治上的令人不快的结果。它也从根本上暗示出了“种族”思想的一致性以及“种族”思想与日渐复杂的自然变化模式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一变化将在一个地理上分布的物种和组成这一变化的永恒改变（但根本上还是相似的众多个体）中被揭示出来。重要差异的详细说明只能在特定范围内——即物理学家伊利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所称作为的“有效性领域”（domains of validity）——被推算出来。可悲的是，无论在这些发展之后有多少有关“种族”的共识和大众化理解，它们并不意味着，以直接的外表为依据的“种族”思想马上变得多余，并同时获得了一个残留的地位，这个地位与它们之前在殖民帝国、大规模移民和大规模屠杀的时代所享用的显著力量形成了尖锐地对比。

由于积极去政治的消费者文化的确立，种族化了的外表世界被赋予了另外一种魅力。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谦恭有礼，如愈加便宜的整形手术的扩散、常规计算机的增强和视觉图像的修正。这些改变，建立在生产和强调有关电影的种族差异的长时间的技术程序之上，破坏的不仅是种族学再现的完整性。它们与其他方法相互作用，这些方法已经在黑人图像中为今天的全球交通添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奖赏。可轻易转变成商品的新奇事物的层层叠加已经在一个种族化的魅力中达到了顶点，并为某个程度上不明确的肉体之差异贡献了一个额外的标识。广告牌、银幕和杂志上的完美面孔不再完全是白皮肤了，但当这些面孔丧失了那种一致性的时候，我们被迫去准确地思考并领会它们已经变成什么了、在正被消除的旧等级制中，它们会在哪里安身、那些熟悉的种族类型的什么样的非法结合共同产生了那种特殊的面孔、那种奇异的风格或那种有犯罪倾向的姿态。这种超可见性的刺激模式为一个共同的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了签名，在这个多元文化主义中，来自一个含蓄的白人标准的某种程度上的可视差异可能被高度赞扬为一个有关合时、生动性、包含性和全球范围的标志。

全新的一批黑人模特、设计师、摄影师，以及现在，多亏了优秀的斯派克·李（Spike Lee）事务处——一个黑人广告机构——种族化标语、符号和身体的意涵这种氛围的改变贡献了许多。杰出的肖像演员诸如泰森·贝克福德（Tyson Beckford），泰雅·班克斯（Tyra Banks），当然还有李自己都补充了超人的个性和最近因黑人运动员而兴起的英雄浪潮中所涉及的明显的身体属性。这些黑人运动员建立了与新兴的全球休闲、健身和体育产品市场的联系。在那个领域，黑人已经被证明是一块重要的资产。在思索肖像演员乔·路易斯（Joe Louis）和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之际，法农所称之为的“生物学循环”（the cycle of the biological）以神秘的黑人形象为开端：或者是未加思考地敏捷的和体格健壮的或者是体制上被归于没精打采的和慵懒的。那种现代循环可能也会被认为是黑人的形而上学体系（metaphysicality）之空间的终结。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通过一种规训的监管人职务，这一监管人职务可以被具体化为身体“作为任务”的思想，发达世界中的后现代社会生活的最初场景正在与某人自己形体存在的与众不同的私人关联中上演。这在有关身体能力的理想——黑人在这一理想中被赋予了一个特别的头衔，以交换他们与思想的分离——假定有一种放大了的重要性的地方有着意想不到的结果。

最好完全弄清楚，通常与异常漂亮而且迷人但即便如此也是种族化了的身体相一致的普遍存在和显著状况在改变种族等级制的日常形式方面无甚作为。黑人与类人猿性、野蛮、犯罪、懒惰、过于危险的繁殖力等之间的历史联系仍然没有被扰乱。但允许黑人可以很漂亮这一丰富的视觉文化的出现也补充了身体在适当位置把持种族差异的界线的力量中对信心的根本缺乏。它产生了有关旧的种族等级制的焦虑，这个旧种族等级制让黑色之美的革命思想显得自相矛盾，正如它要求我们遗忘使其正式确认变得势在必行的政治运动一样。好像这些关于非白色的美、优雅和风格的图像不知何故让“种族”事件变得次要了，尤其是当它们被拍下来、过滤掉、具有某种特征或结构并被调和的时候，采用的是这些方式：挑战日益困惑的观者的有关种族界线可能会定格在哪里的感觉。在这个焦虑的背景中，新的憎恨会生发出来，不是通过残酷的执行稳定的种族范畴，而是来自令人烦扰的没有能力去维持这些范畴。因为热情地遵照更宽泛的社会模式，如果他们要揭露私人存在论中的最深层、最引人注目的真理，黑人身体的表面现在必须被纹身、穿耳和打上烙印了。非常著名地印在已去世的图帕克·谢库尔（Tupac Shakur）那动人身躯上的“暴徒生涯”（Thug Life）这些语词，以及众多六角星形、东方特征、卡通图画和一群明星——特雷（Treach），福克斯·布朗（Foxy Brown）和丹尼斯·罗德曼（Dennis Rodman），在这里只列出三位明星——玩弄的其他工具都遵照这一潮流，并具有一种附加意义，即向世界展示这些健壮的黑人身体与黑色真正相距有多远。

应该弄清楚，在黑人流行文化世界中大量存在的整形和改变遗传环境互应结果的古怪行为并没有在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这个奇怪的例子中达到顶点。他自己在身体上的转变宣示了这种创造性可能的新阶段。有趣的突变（损毁）既没有与他自我确认为一名非洲裔美国人的行为相矛盾，也没有与众人皆知的他针对非洲的反感语调相矛盾。在大批模特、运动员和演员的古怪行动中，相似的模式占据了他们更为阴险的后半生。这些人的美和力量有助于黑人从作为一个侮辱的象征到一个日渐强势但仍然非常受限制的声望之所指的后现代转化。这个群体在电视、音乐、体育、时尚、娱乐，以及最重要的广告代理中正在进行的活动进一步证明了，就“种族”而言，你所看到的并不必定是你所得到的。

所有这些发展都来源于并且促成了同样的关于“种族”的不确定性。它们有助于质疑为人所熟知的种族化外表、作为常识的种族类型学的不言而喻的明显权威。身体在“种族”的社会之眼的决定过程中可能仍然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黑人的身体现在也正在被不一样地观看——数字的和图像的。由于有了Adobe Photoshop和其他相似的图像处理技术，相比较于不可磨灭地有记号的肌肉组织，皮肤色调可以被更快捷地操纵，前者在正规的出版物诸如Vibe和The Source的表面光滑的页面中出售汤米·希尔菲杰（Tommy Hilfiger）、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天伯伦（Timberland）和盖斯（Guess）的廉价且带有商标的产品。Vibe和TheSource这些出版物在黑人文化范围内广受欢迎，但并不主要面向任何黑色皮肤的阅读大众。当站在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那条线两边的每个人都知道了“种族”本应该是什么的时候，这一危机确保了被表现为物体——在其他物体之间的物体——的种族化身体将绝不足以保证种族差异仍然是它们原来的样子。

这些适时发生的事情应该被置于同等力量的位置不固定之发展和商业全球化的背景之中。既然真实的语言学和文化差异在全球市场的压力下正日渐被磨平，种族范畴的内涵和地位甚至正在变得更加不确定。在不同的种族化群体之间的文化连续性或重叠被识别的地方，最小的文化差异提供了一种区别的主要方式。一旦主流进程经由边缘的、未开发的文化地域被转向，对文化的强调可以迅速取代之前对“种族”的日益模糊的确定的关注。在这些状况中，文化差异和种族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和充实了。文化，正如拉克丝女士的价值连城的细胞一样，变得与一种财产形式相类似。这种财产依附于一个特殊群体的历史和传统，并由任何敢于使用它的名称发言的人管制。这能在抵制所有规训力量的碎片任务之上产生奇怪的冲突。有关英国政治体系的工作提供了这方面的小的阐释。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劳工党（Labour Party）在议会中的黑人成员——伯尼·格兰特（Bernie Grant）和保罗·博滕（Paul Boateng），这些人希望将它置于其他的政治传统中——的厌恶，鲍勃·马利（Bob Marley）的一些音乐作品被视为欧洲运动（European Movement）在1996年保守党会议中的一次边缘会议的开场戏。该为这次严重冒犯马利音乐中内在的社会主义的行为负责的人是泰迪·泰勒（Teddy Taylor）先生。他是一个行为古怪的欧洲怀疑论者，但也是喜欢瑞格（reggae）[2]的右翼分子。他向媒体解释道，他“认为这首歌”（“三只小鸟”）概括出了保守党的欧洲政策。

对作为一种被拥有而非独自存在的财产形式的文化的强调刻画了这一时刻的焦虑。它调和而非解决了来自将“种族”与物化或身体的变化相联系起来而产生的问题。确实，我们必须对这些环境抱有警觉的态度。在这些环境中，身体被重新赋予了在文化委派给民族的任务中进行仲裁的力量。一种文化实践者的身体可以被号召去提供证据，即在不可避免的价值等级制里，那一种文化会在哪里安身立命。身体也可能提供突出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那一种文化将会在种族上被指定。身体不自在地流行于当代的讨论之中：一个人如何知道他所从属的那个群体，以及辨认出某人从属于这样一个集体需具备什么条件。特别群体内部的差异沿着明显的分割轴激增：性别、年龄、性征、宗教、阶级、财富以及健康。它们对种族化群体的一致性提出了挑战。在文化术语中，准确地来讲，从属需要什么条件，以及更为重要的，辨认出某人从属于一个群体需要什么条件开始变得非常不确定了。无论个体的身体是如何的不相似，共同的、在种族上具有暗示性的身体上的特征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想提供了一条进入有力形式的团结与连接的捷径，即使它们被生活偶然性和日常经验中的不同模式所有效地否定。

甚至是种族学危机的更为有害的症状也存在于我们周围。既然种族科学不再被它们在欧洲犹太人大屠杀中的积极共谋的记忆所减弱，这些症状在欧洲就愈加明显。在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和数百万人死亡之余波中生发出来的特别的道德和政治氛围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伴随着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的活生生的记忆，这一现象已经消退了。纳粹统治时期构成了20世纪历史上最深刻的道德和时间之断裂以及20世纪现代文明的矫饰。记住它成为“种族”政策的一部分已经超过50年之久了，但由战争罪审判、经济补偿和大量的国家致歉所代表的进一步的文化和伦理转变正在不可逆地进行中。它的目标是将此种族学的灾难安全地置于不可挽回的过去中，即让·阿梅利（Jean Améry）所称为的“历史的冷藏”（the cold storage of history），更多的是计划被引用或在沿途被转到其他更幸福的目的地，而不是以一种无限制的方式被蓄意地鼓动、占据或哀悼。官方的赔偿促进了一种终止感的形成，可能作为一种有关正义已经被延时地完成的标志而受到夹道欢迎，但它也有可能削弱回忆和将记忆的预防力量与将来的罪恶对立起来的有效能力。如果没有经由时间之通道加以缓和，创伤的影响可能被改变。它们也易受到各种形式的赔偿条款的攻击：实质的和空虚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物质的和符号的。

这不是文化上认可的公共的回忆职责与遗忘那些令人难以忘怀之事的私人愿望之间直截了当的冲突。集体记忆的方式、风格和情绪绝对都是重要的问题，而在新世界（New World）中的种族奴隶制的记忆并不仅仅是苦难的历史，这种历史在腐蚀或琐碎的纪念的力量下已经被贬低了。在这里，一个小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法庭剧《断锁怒潮》（Amistad）中的奴隶在经历了中间通道（Middle Passage）的恐怖后终于到达了他们在古巴的竞买地（auction block fresh）。他们被用软皮擦亮：明显是健康的，而且闪烁着健壮的身体。他们喜爱线条突出、隆起的肌肉组织，这个肌肉组织只可能通过后现代体育馆的恰当而严酷的日常锻炼获得。由于反抗对白人霸权的漠不关心和否定的成果，中间通道已经被蓄意且带有挑衅地恢复了。但它是以一种不可能且极具争议性的方式被提出的，这种方式只在代替更具挑战性和想象力的连接过程中提供安慰的泪水。情况可能是这样，那些令人艳羡的腹肌如今被认为是识别诸如斯皮尔伯格的约瑟·欣辉（Joseph Cinqué）这些英雄的超人形象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如何纪念苦难的历史这一问题上从来没有自发一致的意见。例如，非洲裔美国人和加纳人对奴隶贸易活动所留下来的加固遗址之保存事宜的处理方式之间的重要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对一些在大西洋上流散的较富裕的犹太人子女来说，这些遗址最近已经成为了朝圣和文化旅游的场所。这些明显的分歧出现在了某种东西的内部，此东西曾经被我们理解为一个单一的“种族”群体。与此同时，大量偶然死亡与冲突的图像瞬间便传遍了整个非洲大陆。对一些人来说，这些凄凉的报道宣示了对殖民帝国之有序世界的怀旧之情，并威胁要让专门发生在加固边界的新欧洲之外的某些东西变得残暴。经过了卢旺达的大屠杀，刚果和布隆迪的残杀，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的国内冲突以及肯尼亚、乌干达、苏丹和莫桑比克的腐败与暴力，靠恐怖维持统治的政府被再一次地与在老式殖民心理所青睐的“半恶魔，半孩童”（half-devil，half-child）的模式中被重新确立起来的类人猿黑人相联系起来。试图强调卢旺达和波斯尼亚大屠杀的许多策划者都接受了最高标准的西方人性教育的这一事实还没有达到同样的突出效果。对这些策划者中的一些人进行战争罪审判或因参与大屠杀而违反人性进行审判已经激起了更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更早的大屠杀的种别性和独一无二性以及“种族思想”的中心地位。此“种族思想”已被反复地展示为一种证明更多最近发生的插曲是有道理的工具。

有趣的是，南非真理委员会（Truth Commission）的重要工作已经促动了对南非种族隔离历史的一种理解。此种族隔离强调它在政治上的吸引力以及它和纳粹时期的罪恶统治的具体的历史联系。有了这些被加以强调的联系，南非种族隔离的有关文化和部落差异的详尽理论可以被迅速简化为种族学的本质。此种族学最初证明了这些理论是正当的，并分派秘密兄弟会成员于20世纪30年代期间潜回欧洲，寻求一种有关当时正在被积极创建的理想白人文化的合适的种族内容。

那些颇具迷惑性的温和术语“种族特性”和“文化”的平均混合作为区别的论述中的主要元素浮现而出，此区别正挣扎着通过维护部落从属关系的力量来用“种族”取代残忍的诉求。这些及时的概念在更加专门化的语言中流通，但有关它们赋予了社会分割任务以更大的精确性的任何感觉都是误导的。通过将它们（这些概念，术语）呈现为非法试图去混合原始而不相兼容的群体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对这些群体而言，更聪明、更世俗、更真实地殖民政府将会让它们保持对立状态，或仅仅允许它们在市场上相遇，文化主义者的方法仍然具有使仇恨与残忍驯化和规格化的风险。最近，后殖民历史的展开传达出了一则少有怀旧而多具挑战的信息：如果“种族”的身份地位即使在南非也能被转变，在地球上其政治和政府方面的卓越不能被否定的地方，国家支持的种族身份被公开而且肯定地引导进入现代公民文化和社会联系的核心的地方，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种族”的身份地位可以在任何地方被改变。如果它和那一样是变化不定的，那么种族身份所包含的又是什么呢？

各种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种族思想的广泛出现是种族学危机在另一个层面上的体现。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种族思想不能被简单归类为生物学主义的或者是文化的，但它似乎具有过去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印记。在英国，如今热爱国家的新法西斯主义者仍然处在二战记忆的阴霾中，一方面欣赏丘吉尔，另一方面又崇拜希特勒，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诉求中，他们被撕裂开来。法国民族阵线（French Front Nationale）包括一队完整的大屠杀的否认者和殖民残暴的道歉者，但它也在1997年5月大选中成功抵制了黑人和犹太人候选人当选。这些候选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休埃特·法特娜（Hugette Fatna）——这个组织负责法国海外领土事物的秘书——自豪地宣称：“我是个黑人，并为此骄傲......我是个自由的妇女，而且我接受我与别人的不同。”好像她那时的领导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作为一个种族主义者，发表民主谴责要求她收回她所说的话。在其他地方，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敢死队中的健谈老兵最终抗议道，从个人来讲，他们自己并非倾向于反黑人的种族主义。在意大利出生的比利时播音员乔治·鲁朱（Georges Ruggiu）面临一项审判，罪名是违反了人性，结果被逮捕并被控以共谋1994年图西人大屠杀的罪名。他在千丘自由广播电台（Radio Mille Collines）上的煽动性节目极为著名地将胡图攻击比作法国大革命。因此，在他们与“安格鲁-撒克逊”的地缘政略野心在非洲的代理人的有计划的灭种抵抗中，讲法语的凶手似乎已经把他们自己想象为他们所依附的法兰西民族的一个延伸部分。杰拉德·普鲁尼尔（Gérard Prunier）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法绍达综合症”（the Fashoda syndrome）。

这些令人不安的多样种族化政策的倡导者被迫熟练掌握有关种族和文化的技术、人类学语言。他们的意见也可能受到机械式决定论和神经质超爱国主义的影响。即便如此，这些与过去种族学的明显联系不应该被允许去掩盖这一事实，即由种族思想的这次危机所产生的语言是区别于其前任的。当面临这些新现象时，我们所使用的能召集反种族主义者的反对意见的东西必须包括不仅仅是确立秘密的世系，这个秘密世系将这些当代群体和他们的彻底邪恶的、真正法西斯主义的先辈相联系起来。普利莫·利未（PrimoLevi）所称作为“纳粹所致的沉默的犹太人离散”（the silent Nazi diaspora）——精确道出了其特征——的东西继续着手它的战略工作。但很快，鼓动希特勒主义的碎片记忆将不足以让它的激进主义分子感到难堪，更不用说击败他们了。纳粹主义和其他相关说法的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已经找到了新的追随者和，更让人担心的，大量新的在各种各样不可能的地方实践的模仿者。那种特殊的政治风格及其理想化掌控的魅力将在后来被探索。由于在感情上、心理上和历史上与第三帝国[3]事件的距离增加了，他们的人数也增长了。

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这一形势，在这个形势中，日益削弱的道德或政治抑制反对再次援引“种族”为一种将人分类成各个等级并且在他们分离的集体身份周围树立不能逾越的鸿沟的主要工具。那么，为什么将这种形势描述为种族学的一个危机而不是它的无上光荣呢？这种形势之所以是一个危机那是因为“种族”思想已经丧失了其大部分可作为常识理解的可信性，因为参与生产和再生产“种族”思想的详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工作比以前更加明晰了，因为它已经被剥夺了它在道德和知识上的完整性，还因为现在有机会来阻止它的复兴。受到基因学影响的推动，“种族”——正如它在过去被定义的那样——也变得易受一种更加复杂而较少决定论色彩的生物学主张的伤害。这也因而愈加令人失望了：这个领域中的大部分有影响力的新近工作在最终冲刺和仍对一个问题持模棱两可态度的选择中变得不知所措了。这一问题即是，“种族”思想能否在一次关键修正中生存下来，这个修正是关于人类和他们持续变化的社会本质之间的关系的。

不管是在生物科学和伪科学这些更专业的语言中，还是在文化和常识的通俗习语中得以明确的表达，“种族”这个术语在我们的脑海中呈现出种种具独特抵抗性的自然差异。它立于之外并反对大部分企图，即使其从属于压倒性的同一性，此同一性过分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持续背叛了他们共同的物种生活的悲惨困境。这种过分明显的、几乎陈腐的人类同一性的被低估的力量，如此的接近而且基本上一成不变以致它经常忽略未被注意的，也证实了种族学推理的危机呈现出一个重要机会。在这个机会之处，它指向撇下“种族”以及将其丧失功能的使用丢弃一旁的可能性，当我们驶出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它本来备受期待会行得通——的时候。

存在这样一个危险，即这个论证将被理解为仅仅是为了纠正我们自己有关种族主义的破坏性错觉而产生的一个相当过时的辩解。自从“种族”这个术语最早被创造出来，那种论证的强制性已经是一些有关这些事宜的自由主义的、宗教的、社会主义的和女性主义的声明的一个经常性特点。尽管我很重视那种政治上的系谱，但我想准确地弄清楚，在这些传统中，思想这条线是在哪里偏离了它那崇高的先辈的，这些传统如此广泛地促成了反种族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所有之前的论证都遵照这一相同的基本体系。它们假定特别的、奇异的和特定的东西与它们更加重视的一般的、普遍的和超然的东西相对立起来。相反，我所青睐的方法试图拆散这些不愉快的情侣。有关激起种族专制主义的奇异和特殊性之主张的无法辩驳的力量，这个方法很少涉及。取而代之，它直接关注的是这些同步等式的另一面。它建议，我们应该再次关注人类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勉强的特殊性被反复邀请来消解它自身。如果我们只能面对而不是逃避这一全面方式（在这个方式中，之前排外人性的具体表现被调整以适合于种族化代码并被殖民与帝国权利的行动授予资格），我所处的位置使我认识到，这些邀请会更加合情合理并具有吸引力。换句话来说，在这里被谨慎提出的人本主义的另一种解释不能简单通过某种行为而达到，即任何避退到高尚的习惯和有关自由思想，特别是有关司法主权和国家主权的不加修饰的设想之中。这是因为这些谋略已经被一段历史污染了。在这段历史中，这些谋略没有能力承受向它们最勇敢最恰当的雄心让步的种族思想所具有的生物政治力量。它们最终的失败、沉寂、堕落和逃避必须成为中心。它们可以被重新解释为一种基于人性边界之上的斗争的症候，因而促成一种通向粗制滥造的门槛的倒历史（counter history），这道门槛是关于人的任何其他概念都必须经过的。只有在大规模的预料到“种族”的思想和种族学针对最好的现代性之希望与谋略的破坏性主张的历史后，这一目标才可能实现。还原政治文化是这些行动的模糊目标。

种族学危机的另一个令人好奇且困惑的结果是一个形势。在这个形势中，一些大大相异的政治利益之间在保留这个概念和重新赋予其解释力量的过程中能相互协作。在种族纯粹性和不可沟通的文化差异应被正视且受到尊重的相关要求的名义下，奇怪的结盟和机会联系已经被建构起来。牢牢抓住“种族”并顽固而且缺乏想象地在它具体指定的独特规模上继续观看这个世界，这样一种欲望有助于奇怪的政治联盟以及不同类型的种族学思想者之间较不正式的联系的形成。在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以及他们想要保留这一概念并使这个概念再膨胀以致再次变成一个中心的政治和历史参照点的共同欲望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对这个时刻的维度以及兴起于不同的地方背景之间的重要区别非常清楚。我们应该认识到“种族”已经被赋予了各式各样的口音。兼容和翻译的难题在文化的全球化背景下翻倍的增长。在这一文化中，如果地方规则想要保留它们的历史权威和阐释的力量，那么它们可能不得不抵抗共同多元文化主义的侵犯。例如，美国独特模式的色彩意识除了可能是对上文提到的全球在健康、健身、休闲和体育产品方面的市场之发展的一种束缚之外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某些共同的特征，如依附于白人的形而上价值的奇特威信，确实重新出现并且持续行进，但它们也将会容易受到这次危机的长时期影响的危害。一些独特的地方模式毫无疑问地继续存在，但它们错置时代的长期存在则加重了这个问题。在交流变得即刻的地方，种族内涵的危机被这一方式进一步加强了，即“种族”思想的附属物发展的不均衡，而且仍然主要地与发展过度的语境相联系。

我们不能太过经常地提醒我们自己：“种族”概念——用于常识性的日常语言中去指明有关类型和世系的连通性与共同特征——是一个相对新进而且绝对现代的发明。尽管认为邪恶、残暴和恐怖伴随着将近18世纪末的科学种族主义的到来而开始的想法是愚蠢的，但忽视那一时刻——在有关人性及其本质的现代思想发展中作为一个转折点——的重要性也是错误的。甚至前科学阶段之前对“种族”逻辑的理解翻倍增加了让它们的拥护者自由作恶并认为此种行为对他们自己和对别人都具有合理性的机会。一旦混淆且不成体系的种族思想渴望成为某种更加协调的、合理的和权威性的东西，那个难题就被加重了。这个出发点是重要的，因为它视“种族”的接合点与合理性和民族性为一体。这是一段时期的开端，在这段时期内，对围绕“种族”的科学、科学家和科学论述的尊重开始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并精心安排以身体为中心的新的多种多样的知识和权力，即福柯（Foucault）所视为“政治解剖学”（political anatomy）的东西。

这种改变是如何被殖民贸易和政府的命令所影响的，以及如何通过日益增长的帝国意识而成形的，它是如何被发展中的人类学科学认可并继而受到后者的挑战的，如何被种族科学的灾难性后果不信任的，如何被只为在沃特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所引发的DNA浪潮中获得另一个命令口吻的纳粹大屠杀的余波所沉寂的，有关以上这些问题的故事是为人熟知的。但这一过程中的最近阶段——我们已经见识到的这一过程不能简单且直率地被简化为生物学解释的再现——还没有得到充分地理解。

三、超越新种族主义

几年前，一个由学者组成的松散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英国哲学家马丁·巴克（Martin Barker）的影响力尤为巨大——开始，在有关种族差异的论述被运用到政治学的方式中识别到了变化了的模式，谈及他们所称作为的新种族主义的浮现。这个种族主义是被它强烈的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所定义的。尽管过去的种族学在它对生物学既是定数又是等级制这一说法的威严肯定中显得傲慢自大，但这个颇具说服力的新变种公开地对“种族”可以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这一思想表示不爽。相反，“种族”意识被认为是与民族性思想紧密相连的。真正的、历史的民族有分离的文化充填物。它们珍贵的同质性赋予它们以力量和威信。在“难消化的”大量外来殖民发生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危险变得显而易见。首先，文化上的冲突是清晰可见的。当然，与他们的“东道主”比起来，这些懊悔的外来移民并不被视为是次要的、不重要地或者不令人钦佩的。他们可能不被认为是低于人类的动物，但他们确实是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的。跟随他们的错误输入而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只能通过恢复均衡与稳定来解决，而均衡和稳定产生于他们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自然、历史和地缘政治学要求人们应该坚持自己的所属并在他们于世界中独特的文化的因而也是民族的存在模式相匹配的环境中感到非常舒适。有关文化生态学的神秘理解被发明出来以合理说明这些分散的民族和种族身份的生存。德国人在他们的森林中成为一个民族，而英国人则是一个航海活动影响了他们本质的内在特点的民族。就一切情况而论，不言而喻的真理碎片滋养了鲜血和归宿感的幻想，这反过来要求一种有关民族性的详尽的地缘政治绘图学。

PaulGilroy，历史学家，英国伦敦大学教授

中译文发表于《大学与美术馆》总第三期

注释：

1 人宫颈癌传代细胞

2 瑞格：源于牙买加的流行音乐，含有民间音乐，黑人布鲁斯音乐，摇滚乐的成份，带有一个强有力地强调非传统的特点。——译者注

3 第三帝国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1933-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