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璜生、沈森
面对当代文化的语境与现场，中国的美术馆亟须一套新的研究方法和学科理论，以对应于国际博物馆美术馆学科理论及观念的新发展。前段时间，笔者在山东烟台美术馆“2018美术馆发展论坛”的主题演讲中提出“新美术馆学”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针对于传统“美术馆学”的。“美术馆学”在过去是博物馆学研究的一个子系统，借用的是博物馆学的研究及管理规则与理论，在国际上，美术馆学基本是被涵盖在博物馆学科之中，一般称为艺术博物馆学。而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美术馆与博物馆既性质接近，又因分属于不同的系统，包括管理系统、行政系统，甚至学科系统，故美术馆学又可能成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独特性的研究系统和理论系统。加之中国的美术馆学研究系统起步较晚，研究的理论系统及方法学、管理学等方面尚未完善深入，从目前的情况上看，看似相对独立的“美术馆学”远远没有达到“博物馆学”的系统化与规范化。
回视中国的美术馆发展，它普遍存在着社会基础和美术馆文化基础薄弱的问题。美术馆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应有的责任，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也许是一个很急迫也很现实，并需要深入思考的事情。美术馆作为对知识进行接受、复制、处理、传播、再造、储存，甚至制造生产等的机构，首先应该有自己的学术定位和运作方向，面对纷乱的信息和资源，具备提供思考判断新内容的可能性。但今天的情况又有所不同，美术馆在寻找当代意义的过程中，思想与理论也要不断的向前推进，不仅是机构建设的问题，更要面向新的理论问题展开。
具有“当代意义”的中国美术馆建设也就20年的历史，而且可以说这20年是一个突变期，其在机制、功能、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97年，在广东的广州和深圳，先后出现了三个有一定规模且功能较为齐全，运作模式有一些改进的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深圳何香凝美术馆、深圳关山月美术馆。而几乎同期，上海美术馆搬进新馆，2000年举办国内第一个具有真正国际意义的双年展——“第三届上海双年展”。这些标志着中国的美术馆朝着规范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可能。“美术馆时代到来”这样的说法虽然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一种事实是明显的，即美术馆作为一种存在力量，在中国的当代文化，当代艺术生态中产生着一些作用，也催发着中国艺术生态的多元发展与国际艺术界更开放的对话与交流。
于是，美术馆的研究与运营面对着国际博物馆学、美术馆学的当代文化情境，“新美术馆学”的提出，可以使美术馆管理者和研究者有意识地朝着与国际同步的方向努力，并提出中国式的美术馆学前沿理论思考。“新美术馆学”应该超越传统的美术馆学，站在一个更加综合的学科角度研究美术馆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从文化的问题意识出发，既研究传统的美术馆变迁和制度发展，也研究当代美术馆在发展过程中所引出的展览、收藏、公共教育等一系列问题。
“新美术馆学”所涉核心问题可以说：一是关于“人”，“人”作为主体的问题；二是关于“空间”，多向度的“公共空间”问题；三是关于“制度”，制度批判与权力反思的问题。
一、“人”作为主体
首先是“人的问题”。谈论博物馆从物到人的转向，通常会简单的把“人”视为博物馆的“观众”，也就是以“观众”为主体。诚然，观众、公众问题是“人”的问题，但是“人”的问题不仅仅是观众、公众的问题。“新美术馆学”对“人”的强调，应该是建立在“大写的人”的基础上，即对待“人”的态度、方式、目的与意义。
首先，论作为“人”的艺术家。“新美术馆学”关注艺术家，并不局限于关注艺术家的创作成果。例如从前美术馆收藏“物”，过于注重个体的人以及单个艺术作品，以“物”来构成艺术史。“新美术馆学”从叙述“物”转向关注艺术家的“人”，关注“物”的生成与“人”的关系，关注生成过程与环境。这并不是说传统美术馆在注重“物”的时候排斥了艺术家，艺术家一直是美术馆和美术史关注的对象，但是在今天，对人的研究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新美术馆学”关注的不是单纯的个体艺术家，而是有关作为艺术家的“人”的身份，包括文化身份、集体身份、社会身份、时代与区域的身份等，它注重于“人”的身份主动建构于被建构的过程，艺术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不等同甚至是超脱于艺术作品与艺术家之上，我们认为这是从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后殖民研究等综合研究视角切入的问题。
“新美术馆学”应该有它主动建构的成分，传统美术馆学总是被动的看待艺术问题，把艺术问题放在一个封闭的笼子里，或作为白色空间中被观看关注的对象。“新美术馆学”对艺术家的关注与对公众的关注是十分关键的，并且应该有建构主义色彩的。美术馆应该主动出击，用自身的叙述来塑造当代的人，有主体意识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美术馆变成了行动者，它既可以做一些文化建构的宏大问题，也可以参与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讨论。新美术馆不但提供这样的平台，还应该是一个对话者，在不断地追问中塑造自己的形象。
“人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作为“人”的公众。在新美术馆的语境下，公众作为美术馆履职和公共服务的对象，是美术馆运营的核心。公众的需求对美术馆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新美术馆有新的任务，面向人与人、人与展场及空间的关系展开，同时拓展精神空间与物质空间，为公众提供自由度和可选择性，这些关系是“新美术馆学”需要研究的。这意味着，所有工作的方式都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根本”体现在从初衷、途径直至接受，公众的诉求将始终作为试验、校正和检验的标准。因此，美术馆的主动性必须与公众的主动性相结合，那么，如何引导公众成为对自己的主体性有清晰认知的新型美术馆观众，是“新美术馆学”在公众政策上的一个研究重点。
美术馆的责任是鼓励和培养“人”的自我认知能力和感知能力。以美术馆的空间平台为依托，促进无论是艺术家、文化人，还是普通公众，成为有学术品格、审美眼光、人格精神、自由民主理想的个体，美术馆应为社会提供有艺术高度和思想品格的精神产品，为健全每个完整人格“大写的人”而努力。于是，新美术馆应该是行动主义的，既强调平等又主动出击，它参与社区问题和文化问题的讨论，有着开放的机构色彩。
二、多向度的“空间”
“新美术馆学”要处理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空间的问题”。“新美术馆学”视野中的空间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公共空间”，包括精神空间与物理空间。“公共空间”虽然不是新的概念，但对于当前中国的美术馆而言，却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核心职能，其重要性等同于展览、典藏、教育、研究等传统功能。如何使美术馆成为开放的“公共空间”，一方面是其本身如何建构，比如如何辐射到社区，消解美术馆的空间边界，使其成为一个无围墙无边界的、融入社会的特殊公共场。另一方面是对空间中的公众培养，这便又和前面提到的“人”的问题相关联，“公共空间”的实现最后也要落在空间中的“人的关系”的建设上。这一关系的本质是“开放”，以及内含于此的民主、平等诸应有之义。当然，“空间”本身也是多层次的，包含它的物理形态、精神形态、社会心理形态等等，都与“公共空间”的实现密切相关。
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在上世纪曾提出“无墙的美术馆”的概念，实际上无墙的美术馆落脚点不在美术馆，它有一个更高层次文化诉求。“无墙的美术馆”只是一种“虚指”，马尔罗的法文用法是“Le Musee Imaginaire”，即“想象的美术馆”，这里的美术馆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尤其是伴随媒介问题的发展，比如摄影技术的出现，艺术和文化有了新的载体，它也就脱离了美术馆的单一形态，“无墙”是讲开放的艺术史问题，更是开放的文化问题。马尔罗作为前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这个比喻是对文化建设和扩展文化概念的呼吁。从文化问题出发，把艺术研究和文化研究从美术馆的坟墓里解放出来。美术馆应该成为社会民主化的一部分，这也是“新美术馆学”的重要意义所在。
美术馆是思想碰撞、个性表达、精神交流、生活乐趣的所在。“无墙的美术馆”是对文化问题的重新认识，扩展出去，美术馆是文化的推动者，也是文化生态的建设者。这里的一个例子是中央美院美术馆的第三届CAFAM双年展：“空间协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这个展览通过怀疑策展人制度、反思博物馆空间权力、以及打造文化问题的“公共空间”完成了对美术馆的救赎。展览不单单是传统意义的作品呈现，而是在机构、艺术家、评论家、文化人、公众之间进行的文化艺术问题平等交流与对话，“公共空间”就是要建立人与人，机构与公众新型的关系，具有超越意义的人文关怀和社会介入的特征。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公共性”的物理空间问题。在传统的美术馆中，我们更多的是习惯于规定性的陈列方式、参观路线、表述次序及路径，规定性的出发点与公众期待。而在“新美术馆学”中，我们应该研究、注重的是物理空间的开放性，学术表述、陈列展示的多样性与开放结构，在这样的开放结构中形成“物”——作品之间的开放性关系，形成开放性的表述功能与意义生成，使观众能以开放、自由的心态介入这样的公共性物理空间——具有开放性意义的“白盒子空间”。
另外我们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在以前的美术馆里边，以“物”为主体来进行空间处理和视觉呈现的话，物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可以重新组装叙述的部分。前一段组织一位重要艺术家的展览时，我们将他的作品变成了一个个零部件和一组组语词，力图重新阐释和构造出新的意义，这是一种“物”与空间、与意义生成的新的结构关系。而“新美术馆学”关心作品与作品的关系，作品与空间的关系，空间与公众游走视线与心理反应的关系等等。在此之中，策展人的意识与视野赋予了空间另一层意义，策展人往往以其行动者的身份代表着美术馆的立场、态度，但其本质上又是一个中介，作为“新美术馆学”研究的各项建制的一个枢纽，调节、引导不同关系的生成。并且，这种引导应是一种良性可持续的、非专权的，与“新美术馆学”反思与批判的“性格”相一致的。
于是，美术馆的空间是多向度的和参与性的，它承担着公众舆论，维护公共福祉。事实上，美术馆超脱于围墙之外并对文化生产发挥更关键的作用，从学术领域到文化政策与政治领域，新美术馆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案例。
三、制度批判与权力反思
“新美术馆学”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制度问题”，美术馆的公共化意味着它将被视为独立文化议题、文化政策与理念、意识形态与全球重大问题表达、讨论甚至争论的场所空间。对“治理”和制度的认识扩大了美术馆在文化历史活动中的参与性，也加强了人们对美术馆文化功能的认识。美术馆需要规范化与体制化的运作，制度化权力又包括行政、策展、展览、资金分配、藏品管理等诸多面向，新美术馆需要自我批判意识，并在返身观照中完成权力的让渡与制度的更新。如对策展人制度以及展览体制的新思考也会带来新的实践，策展人与公共文化项目、与艺术家、美术馆之间的关系，以及展览涉及的主体间性问题，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研究的。
其实，20世纪80年代起，美术馆逐渐被认为是一个权力空间和文化标志的空间，以及知识生产和文化生产的体制化阵地，成为社会研究新的关注对象和理论思考的对象。对美术馆体制问题的批判、对策展方式的质疑、对权力体系的消解等，这都集中反映了后现代文化理论找到了一个新的思考对象。由于美术馆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与相关诉求的影响，有必要履行一些重要的公共职能，同时又须努力保持自主的尺度，于是从一个权力框架内看美术馆成为一种必然。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模型就提供了这样的范例，诸如对监狱、医院、疯人院、禁闭所的考证，为美术馆空间权力开辟了新的思考、批判、质疑视角，这是一套权力——空间的知识体系。我们也认可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对博物馆“诞生”的描述，他对博物馆作为一种规训机构所扮演的角色感兴趣，70年代之后的批评性博物馆理论已经发现了美术馆所做出的种种决定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制度中潜在的权力问题。同时，博物馆也是言说文化产品和社会空间的一种方式，“新美术馆学”需要考虑这种“语言转变”之后对美术馆的影响。
联系中国的当下，“新美术馆学”需要向内展开，它必须批判性地关注美术馆的实际操作问题，也要关注美术馆运用过程中的制度问题及相关当代文化理论问题。此外，“新美术馆学”不再是稳固的，而是反观性的，它置身于批评现场，需要批判思维，它考量权力场域、政治场域、艺术平台共生制约关系，也特别关注当代意义的多元文化概念，“新美术馆学”一定是基于机构研究的跨文化研究。
“新美术馆学”正是以这样的新思考、新实践为中国新的美术馆时代注入理论与实践的动力，相信它也将为我们主动参与国际博物馆、美术馆以及文化理论的对话提供一种有所作为的思想武器。
原文发表于《美术观察》2018年第9期
编辑 | 胡炘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