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旅人认出那微小的部分是属于他的，却发现那庞大的部分是他未曾拥有，也永远不会拥有。
世界构筑于人的观念，每一个地方，在人的头脑中，都有特定的意义，它们可能是家乡或异乡，是亲切的或危险的，令人向往的或令人恐怖的，每一处有意义的地方，都成为我们存在的环境并构成我们存在的意义。
——意大利作家伊塔罗·卡尔维诺（1923-1985）《看不见的城市》
1986年，旅居巴黎的保加利亚功勋艺术家马林·瓦尔班诺夫（万曼）在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建立万曼艺术壁挂研究所，带领施慧、朱伟、谷文达、梁绍基等青年教师以华夏文化的深邃精神为依托，进行中国艺术文本的现代性演绎，展开中国学院式当代艺术的实验创作，其中三件作品入选瑞土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以独具匠心的东方神韵、博大雄浑的气度和现代性艺术语言以及精美的手工技艺，在国际艺坛初次亮相就引起世界瞩目和震撼。万曼先生的艺术教学与创作凸显了一种大胆的跨文化、跨学科的实验精神，是中国艺术院校中比较系统的当代实验艺术教学。一位热爱中国的外国艺术家以清醒、理性和信心十足的文化解构姿态为我们开启了因国家长期落后而自卑，被封闭百年的传统文化艺术宝库。虽然当时我们对西方现代艺术理念和当代艺术语言仍处于朦胧状态，对于“我们”、对于“他者”都还需要潜心了解和认知。万曼先生以超前的“他者”之从容和跨界的态度，为我们指引出从文脉和根源上进行古老文化复兴和重建的方法。
万曼先生可能会很遗憾，他曾经在北京就读过的一些院校没有接纳他在首都传授他的思想和艺术，他也一定会很欣慰，因为浙江美术学院时任管理者的魄力，万曼工作室才得以在杭州建立。不仅因为这里有着“兼容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弘扬中华文化”为办学宗旨的特殊背景，还取决于这里是中国重要的丝绸和编织中心。工作室的建立让万曼先生呕心沥血，在杭州短暂的岁月，他就让他多年在东西方文化相融道路上辛勤耕耘的硕果在东方大地生根发芽，也让学院直接与世界接轨，在文化交汇与融合及信息传递上缩短差距减少误读，也让后继的艺术探索者们在“他者镜像”的直接映衬中自信地梳理自己的文脉、分析文化的基因，并尝试以当代的艺术语言催生传统的活力。不管当时中国的文艺政策方针如何定位，总体的开放趋势使中国艺术在“他者”的诱惑和冲击中小心地探索着本土的现代性演变。
万曼先生1932年生于保加利亚，1953年来中国北京留学，1959年与中国妻子宋怀桂及女儿回国，并在索非亚美术学院创建壁挂艺术系，1975年移居巴黎。万曼先生寻求壁挂艺术的独立形式，注重编织语言的纯粹性表达。中国悠久的缂丝艺术和东欧编织传统造就了他精湛的技艺和姻熟的手法，同时，多元文化的滋润与前卫的现代艺术思想也加强了他在艺术沿承和创新上的坚定信念，这使得他在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世界壁挂艺术的变革运动中显现出独特的魅力，为现代纤维艺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国际艺术之都已经从巴黎转移到纽约，但巴黎仍然是欧洲的艺术胜地和思想的摇篮。
在现代主义时期，以“他者”建构来证明自我的优越性已经成了当时艺术创作的一种时尚，当下几乎所有激进思潮的一个主要的理论资源是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3和拉康C. Jecues Lacan,1901-1981]等关注的“他者”（autre/other）理论。对“他者”的诠释直接揭开了人们对自我理解的角度和深度，它彻底地颠覆了自古希腊以来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特别是西方的殖民扩张及其产生的后果使他们有机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他者”群体，同时，以进化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也出现了危机，这些都提供了西方中心主义者关注“他者”的可能。上个世纪末，在全球化进程与末世悲观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多元文化氛围中，再次引发了在后殖民语境下的“他者”问题的关注。这表明，“他者”问题是西方中心主义理性思考主体的问题，这也最能体现对于西方文明而言的“他者”，是如何在西方话语的文化霸权主义语境中被筛选、厘定和过滤。万曼先生及一些东欧艺术家以“他者”的身份在他乡——西欧进行艺术创作，这有冷战时期文化阵营的考量，也有欧洲内部暧昧的“他者”间的对抗与合作。在这特定时期，理性与宽容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带带有浓重的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的西方中心论的需求。因此，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哲学语境中，本体以“外”似乎消失了，在海德格尔早期思想中可以印证这样的判断，他说：“死亡引领的不是朝向无限而是更深地坐落回自身之中。”而维纳斯在思想上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尤其是其心概念“主体”更持颠覆态度，以此引发出对被传统存在论思维所抑制的差异性层面的形而上解放的关注——“他者”不是界限，不是视域，也不是本源，而是它们的条件：“他者”的绝对正在于他比所有的他人更他性。当然，“他者”问题不是或不仅仅是黑格尔的或基于黑格尔之上的“承认”问题，因为，他人只是途径，即使自我恩赐他人以主体地位，是一个“出离”主体才使主体得以存在的主体之后的“后主体”。
中国文化在历史过程中，面对“他者”时，向来有吸纳、消化、调节、适应的能力。1840年鸦片战争为始，面对西方列强——“他者”，中国完全丧失了过去的文化与经济优势！鸦片战争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成中国一时之大事，“我者”与“他者”之间第一次有了无奈的整合，自此以降，“我–他”的易位步步展开，“维新运动”、“五四运动”等文化革命使中国上下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传统，对西方“他者”由畏生敬，演绎为崇洋媚外，性灵不居！岁月飘忽，中国原有的“我者”自我遁逸，异化为历史遗留，剩下只有一些狭隘的族群意识和情绪化自恋的民族主义！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美学思潮此起彼伏，建立了不同的方法论范式，为人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思维空间和视角。可以说，源于欧洲建构在现代美学思想上的现代艺术对造型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对于时代图式的生成有着巨大贡献。其思想与方法亦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艺术的发展亦得益于此。1928年，卓越的教有家蔡元培、林风眠先生，选址杭城西子湖畔，创建我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以巴黎美术学院模式奠定了中国现代高等艺术术教育的基石，学院初期的院长林风眠曾经留学法国和德国，学院初期的教员百分之八十都是从国外来校校任教的，如俄国雕塑家卡墨伦斯基[Kamlensky]、英国艺术家伟达[Wegrtat]，法国留学归国的艺术家：李金发、王静远、刘开渠、王子云、程曼叔、周轻鼎等。中国以此为依托开辟了现代艺术教育和现代艺术研究与交流的道路。留学归国的艺术家和一些艺术社团，如决澜社（1931年）、中华独立美术协会（1934年）等众多艺术团体，特别是新颖的西式艺术教育把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从发源地传播到中国。透视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在中西艺术交流与碰撞中留下过很多履痕，虽然对于“他者”的误读与错位认知频频出现，特别是后来教条的现实主义思潮阻碍了中国艺术现代性的研究，也制约了艺术多元化的发展。但对于“他者”的解读一直没有放弃，如七十年代末的星星画会、野草画会以及“八五新潮”，今天来看它们虽然有些幼稚，但正因为它们的存在中国才开始萌生新潮美术，中国艺术才出现一些“现代”的端倪。
浙江美术学院的教育思想自其创建伊始就保持着艺术上的独立、开放和自由。记得1986年油画系秋游，肖峰院长和蔡亮教授带来一位外国艺术家——万曼教授。当听到他纯正的普通话时，我们全班同学都异常吃惊。当时学院学术氛围活跃，万曼壁挂研究所的建立，其前卫性的跨学科机制，特别是在瑞士洛桑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国际影响，对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产生重大启迪。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万曼壁挂研究所带动了中国当代艺术研究跨越其简单的模仿西方，开辟了学院式当代实验艺术的谨慎研究。研究所就在油画系和雕塑系之间，巨大的织机旁会聚着学院的精英，他们都是来自国画、油画、设计等不同学科专业的优秀青年教师。图书馆大厅悬挂的巨型现代壁挂作品成为很多人争先摄影留念的场所。在这里，师生可以与来自巴黎的现代壁挂、纤维艺术、软雕塑、装置以及行为、观念等现代艺术进行无语言障碍的直接对话。正如施慧所说：“那时的我们怀着对现代艺术的无限向往聚集在万曼先生的周围，虔诚的心仿佛张白纸，期待着万曼先生的开启。那时的我们用惊异的双眼扫描万曼先生的每一张草图，内心激动而忐忑，朦胧中感受到一种新的艺术时代就要到来的气息。”研究所夜晚的灯光，万曼先生慈祥的面孔，在校园中的身影一定留在了当时学子们的记忆中。万曼先生还倾其所有为浙江美术学院在巴黎国际艺术城购置画室，并频繁往来于中外，进行艺术对话，宣扬中国艺术。遗憾的是1989年的夏天，病魔使他过早地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他梦中与现实的文化家园！
前些日子在整理校对他的手稿时，他高尚的品格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他的艺术思想，他的跨越文化的现代性思考，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寄予的厚望，使我内心悠然地为其炽热的艺术情怀所感动！他写道：
“以本人最近三四年间在中国所累积的经验与二十五年来在西方工作的经验作比较，我相信以上分析的真实性。而我所得出的结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找到现代壁挂艺术的新思想的发展前途”
“……经过与中国同事们的努力合作，我们在壁挂艺术领域中，找到解决思想性与实践之间存在问题的正确方向。我们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基本的经验，解决中国艺术创作中的个体与集体之间的问题。其成果是明显的，国内外都对艺术家们的作品十分感兴趣。全因中国同事们的天赋、勤奋和团队精神，艺术家们得以在短时间内既能寻求属于本土的发展道路，而又能与现代世界艺术的发展保持联系。我深信致力于壁挂艺术的中国艺术家特有前途，祝愿他们成功和勇敢！
“正当二十十世纪末的来临，艺术传统深厚与人类文化遗产丰富的远东地区存在着种潜力。在众多东方国家中，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最为深厚。现在一代的和下一代的艺术家具备了使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先锋艺术中心的潜力，特别是在现代壁挂艺才的领域。中国艺术家们具有特别的优势，假如他们能够真诚地为将来而努力，过去积累的经验将会帮助他们拨开迷雾，寻找出新思想。但是他们绝不能踏上‘仿造思想’及‘精神商品化’的道路，要走牺牲自我、成熟的创造之路。不能流于传统的表面或只顾乱翻历史中诱使自己退步的层面，要朝着艺术道路上那必经的漩涡上升前进。实现这个思想目标取决于中国的艺术家们，而我相信他们能做得到。”
由此看出，一个“他者”却以赤子之心把“他”与“我”合而为一，积极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在文化的冲击和艺术碰撞中来审视西方强大的自我中心意识和文化霸权。二十年后历史回望，万曼先生让我们今天可以更理性地、更认真地思考一如何增强文化反省力的问题！因为任何民族、国家都需要通过“他者镜像”背景下的文化反省能力的培养，获取前行的力量。一个文化能否走向成热并发展无穷，正取决于是否彰显这种反省的能力。在全球化中国日益走向开放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审视当代中国艺坛，中国艺术存在严重危机，那些充斥于坊间的机械模模仿欧洲，美洲的艺术风格，从异域文化的逻辑中猎求灵感，在粗糙的形式背后，宣泄着肤浅的异化情感，这又怎能说清楚它是反映中国的现实生活，还是翻版西方的垃圾？在今天艺术领域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似乎啊缺失了某种意义，甚至违反了艺术的本意。对过分重视与世界接轨，采取浅显媚俗的方式贩卖中国富豪，以至不惜抛弃传统、漠视当下，极力去与经济联姻的中国“当代艺术”，是否只有这样的艺术，才最有可能把中国的艺术引向世界？其间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这与当年万曼先生的厚望已经偏离，这些现象促使我们去检讨和反省。放眼世界，对任何一种文化来说，自我的认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后解构主义思潮下的“他者镜像” 应是中国艺术家反思传统、创造未来的财富。因为在西方主流意识的视野里，中国图像仍作为被凝视的“他者”而出现，西方主流文化出于其自身构架的需要，作为弱势的“他者”而被凝视为对立参照，中国图像被其任意臆解。况且，中国当下对于艺术的判断标准，体现出的也更多是“他者”的“他者”之艺术精神的衍生，致使中国性与西方现代艺术判断相杂糅的奇异判断构成一种互动性的准主体间的演绎。
在“西学东渐”的拿来主义中，我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受惠于西方文化的膨胀力量，西学在中国的待遇逐渐地演变为集体的无意识状态。而视西方作为“他者”的存在情境，很难变为如同对立的西方主流视中国作为“他者”的情境相对等，潜在的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强弱对立的服从法则。我们如何构建视“他者”为西方的主流的判断构架？路途遥远，因为话语的中心与边缘问题，已非那么简单。至于当今境域，中国艺术工作者需要消醒地面对现实。首先，我们自身面临着传统与时代、信仰与理性的严峻挑战——是固守已有的僵化思想和文化传统，还是企求新的发展？其次是如何超越的简单盲目的西方模仿，建构与本民族的特质和现实生活相适应的艺术。此外，应如何抑制政治干预和权利的泛滥，以及坚守艺术的责任和和理想，小心被商业操纵或投怀送抱！这在西方价值观俨然已是主流的阴霾世界，蜗居在当下如此险悉的文化生态中，中国艺术家如何寻求调适，毋宁是值得密切注意的现象。
二十多年前，万曼先生站在艺术无国界的学术高度，不仅在潜心拯救西方，也在用行动挽救东方、激活沉睡中的中国艺术，更展现了一位高尚艺术家的品德和人文关怀！在当时中国艺术幼稚的西风浪潮中，他的“他者”行径，因为语境的错位，那时其少数的追随者也未必全能在三四年间领会个中的良苦心意。特别是他的突然病逝使其许多艺术计划和梦想未能实现。虽然他更大的夙愿还没有实现——曾计划仿照“巴黎国际艺术城”在杭州成立类似的机构。因为1965年巴黎艺术城建立以来，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此的逗留使巴黎恢复了文化与艺术中心的地位。他在计划中说：“如此，杭州将会成为一个国际文化与艺术中心，以便给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亚洲、在美丽的杭州工作与创造。其目标在于西方与东方思想交流与合作、和平思想的交换和对和平稳定的贡献，以及提高中国的知名度和重要性。”但值得慰藉的是2009年，在万曼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万曼艺术的中国传人，著名艺术家施慧教授分别在杭州、深圳和上海组织策划和举办了“万曼之歌——马林·瓦尔班诺夫与中国新潮美术”学术文献展和“第五空间·纤维与空间艺术”等学术活动。这让我们可以重温万曼先生昔日的智慧思想和光彩鲜活的现代纤维艺术。
当前，中国社会物质的富足和与之相应的文化精神的窘况，直接影响到艺术创作上的滥觞和现代维度的艺术判断力的缺失。因为各种缘由，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中国艺术在现代性上的研究还有很多误区，很多功课还需要加强！而如何拆解“他者”之迷思，从“异我指涉”转向“自我指涉”，是值得我们关切的问题。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缔造成全球人类共同文化，先行者万曼先生的艺术无国界思想、跨学科理念给我们重要启迪！正如著名学者许倬云教授的“我–他”观点：西方文化已为今天中国人视为主流，“他”已转化为“我”，却又未真正在中国生根。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组成的重要部分，是人类经验不可或缺的部分。当前要务，如何重新整顿世界文明共同遗产中的这一大片，融入世界未来的共同文化，使其内涵更丰富，更开阔。这些思想与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主体离心化思想理论是相呼应的。如能做到中国与今天的主流文化之间没有“我”与“他”、“主”和“客”的分别，这是一个巨大而持久的任务！因为“我”与“他”都必须有其超越自我且内在于自我的“他者”存在的气度和境界。
作者|单增（2003年留德归国，现任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纤维与空间艺术工作室副教授，万曼壁挂研究室成员）
选自施慧 高士明主编《万曼之歌——马林·瓦尔班诺夫与中国新潮美术文献集（上）》
编辑|郑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