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年11月12日晚6-9点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报告厅

主持：王郁洋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副院长 

主题及讲者：

什么是基因编辑

汪阳明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古睿学者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介绍和思考

王皓毅   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人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伦理与法律论争

彭耀进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

基因编辑技术的治理:历史与现状

高璐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爱丁堡大学、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基因作为艺术媒介

魏颖     中央美术学院科技艺术研究员、策展人

身份问题：我们何去何从

玛尔塔·德·梅内泽斯    著名生物艺术家

圆桌讨论：基因编辑的技术、哲学、法律和艺术维度

王郁洋：现在开始今天的讲座和研讨。首先对今天来的讲者和来宾、同学表示热烈的欢迎。

2019年第三届EAST科技艺术季已经在11月3号开始了，本次科技艺术季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中央美术学院视觉艺术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承办。本届科技艺术季以新时代全球科技艺术全景为主题，主题下包括四个分主题分别是：“重观机构”、“重思教育”、“重访数字系统”和“重构科学”四个板块。我们邀请了12个国家的50位艺术家、理论家、科学家、30位知名企业家一起开展这个话题的讨论。包括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四个展览，同时还有工作坊、讲座等，关注科技与艺术的同学或观众可以在我们网站上看到整个活动的介绍和活动具体的细节。

今天讲座“可编辑的未来”，从海报名字上可以预知讲座主要的一些内容，主要涉及到：基因编辑相关的科技基础、法律制定、伦理创作、艺术创作的一个混合的讨论。

接下来介绍今天的主角：

博古睿学者、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 汪阳明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皓毅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院 彭耀进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副研究员 高璐女士；

中央美术学院科技与艺术研究员及策展人 魏颖；

来自海外著名的生物艺术家玛尔塔·德·梅内泽斯。

接下来请第一位讲者汪阳明老师作他精彩的讲演。

汪阳明：我的讲座是关于基因编辑的基础知识。大千世界精彩纷呈，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他们的不同是如何造成的，接下来让我们这些科学家在这儿去思索。

决定我们有共同特点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基因——DNA，我们都是继承了祖先传下来的那一套染色体。人类46条（23对染色体），每一对当中有一条是妈妈的，有一条是爸爸的，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地方一定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

染色体以分子的形式存在，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附着物，如果拆解来看是大的分子。DNA以非常简单的形式排列起来，4个非常简单的AGCT， A和T亲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两条DNA分子才能互相包裹在一起，由于互相配对的原则使得DNA在生命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进行复制，遗传信息才得以不断地复制和扩充。

感谢两位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他们在50年代检测出DNA的结构，直接促进了今天分子生物学的进展。也因为他们的贡献，G和C、A和T也被称为沃森、克里克的配对。

DNA的信息如何转变不同的点，这些性状来源于生物当中最重要的原则，也是克里克当时提出来的，所谓的法则，DNA会被转成RNA，其中有一个是U，AUCG，又被翻译成蛋白质，蛋白质是20种氨基酸串联在一起，所有生命奥秘都蕴含在这些字符里。人类大概有30亿个字符，如果变成书就是175本书，262000页，我和你，人和人之间的区别是1‰到5‰的差别，几百亿字符的差别，作为我和你之间很多的不同。我们和猩猩之间的差别也就是1%左右，但是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差别。

反过来看所有的东西就是简单字符的串联，蛋白质也是简单字符的串联。如果以一种悲观主义的角度来解析生命，我想生命不过就是一串一串的字符，但是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就说多么神奇，一串串单调的字符书写了如此美妙的生命！

所有生命的奥秘都蕴藏在这些字符里边，甚至一个字符的差别都可以造成不同的差别，基因编辑的基础就是改变字符。最主要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或者是造福人类角度讲，研究基因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对人类有利的是提高作物和牲畜的品质和产量；最重要的是治疗疾病。

如果要编辑一个基因组，首先要找到我想要编辑的地方，用它替换我们想要编辑的字符，但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如此困难，因为需要在262000页的书中找到那个字符并提取出来，需要非常精准的技术，这种技术如果要广泛使用，必须高精度和低成本。人类从知道DNA结构，做梦做了30多年，又经过了一系列的发展，从1988年到2019年，二十多年的技术发展，最终有了平台和实验室可以做这样的技术。

这个技术有多种形式，其中一个叫CRISPR。CRISPR来源于微生物，需要一个蛋白质再加上一个核糖核酸RNA，RNA其中一条链可以和DNA一条链配对，成为精准的GPS定位仪，结合之后就可以找到RNA配对的地方，就完成刚才我说的找到那个文本。Active蛋白切开，原来的文本删掉，再替换成我们想要的文本，我有一个大概的计算，人类30亿个字符，相当于在1300多公里铁路上找到一根订书钉，或者在赤道上找到一支画笔，非常困难，但是通过这个系统可以精确找到一个位置，并且去编辑它。

必须感谢很多科学家，包括上面提到的三位科学家发现这个系统，并且证明是繁育系统，所谓繁育系统就是刚才的切掉系统的基因体。中间三位艺术家改造成基因编辑，可以切割DNA；后面还有很多科学家，包括华人科学家张峰和George Church第一次用到人的细胞，使得今天这一切成为可能。

还有像哈佛的David R.liu进一步在CRISPR上进行改造，改造成更加精确的突变的DNA，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切割DNA，切割会导致很多错误，精确编辑会使错误非常少，严谨的科学家都知道背后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性更糟糕，但是他这样一种阐释非常成功。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人类疾病当中有超过50%是由单个基因突变导致的，更加精确的编辑方法可能会更加有效。

这几个科学家都是值得记住的。

有了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做很多很好的事情，可以拿人正常的细胞特别是干细胞进行基因编辑改造成类似于病人的细胞，进而模拟疾病，做药物筛选，找到可以治疗的药物。

还有是对于一个吃货而言，如果通过基因编辑的技术，可以让猪的产量更高，生产得更快，我们就可以解决目前猪肉贵的问题。当然在座恐怕都不买猪肉，所以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你们食堂有没有涨价大概也不知道。

还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有一种镰刀性的细胞贫血症，严重的情况下可以致死，实际上是一个基因的突变造成的，基因上的A变成G，基因单体突变导致的严重疾病，可以在人身上拿出血液干细胞，因为所有红细胞来源是干细胞，用基因编辑的方式将CRISPR还原成A，再将正常干细胞放回到人体中，就可以解救这种疾病，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有的时候突变一个，可以补回去一段来修复这样一些功能。

但是不仅仅可以让我们做这些好的事情，还有很多坏的事情。比如我的想象力非常低下，坏的事情没有想太多，讲两个特别主要的坏事情：

第一可以把细菌和病毒改造成超级细菌、超级病毒，专门针对某一类人进行残害，我不想讲，但这绝对是一种可能性。第二可以Creating human with defectc。所谓的defectc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但是可以判断是残疾或者是低能人，没有基因编辑也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更加难以判断的是一些根本不知道是坏还是好的事情，所有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父母都希望你成功，不一定想要成为梵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成为非常坚强的钢铁战士。如果针对这些品质把人类改造成这样，到底是好还是坏。这是一个问题。当然我说的好像我们真的能做一样，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对自己的报告做一个总结：致良知：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王阳明）。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王阳明。谢谢大家！再次感谢博古睿给我机会。谢谢大家！

王皓毅：大家好，我叫王皓毅，来自于中科院重点研究所，我们是一个国家实验室叫做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跟生孩子、干细胞和生命比较有关系。

今天很感谢刚才阳明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基因编辑，我就从基因编辑的一个特别应用讲起。阳明刚才讲的已经很好了，我希望留给大家一点时间思考一个问题，每个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是由大概4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人体，绝大多数细胞都有一个细胞核。细胞核里储存的是刚才阳明说的染色体，我们携带40万亿细胞，每个细胞都有细胞核，每个细胞核是由30亿字母组成的这本书，每个细胞携带这些书，这是我们平常不太想的事情。

人的细胞粗略分类有200多种，200多种细胞里分为体细胞，所谓“体细胞”是指正常的皮肤细胞、肌肉细胞、神经细胞、维持正常功能的细胞；另外一类细胞叫做“配子细胞”，只有配子细胞能够把你的这本书传给你的后代，而且不是传整本书是传一本，46条染色体里23条传给你的后代，体细胞完成所有生命功能，但是不会传给你的孩子，这是两者根本的区别。

配子的细胞核跟体细胞的细胞核区别还在于配子细胞核只有23条染色体，体细胞是46条。精子和卵子结合之后各带了一个细胞核，每个细胞核有23条染色体，形成受精卵，一开始没有融合，随着发育融合成一个核变成一个新的生命。细胞核可以想象成一个毛线团，里边的染色体是一根根毛线，再拆开拆成很细的纤维，最后把染色体拆成分子特别长的DNA大分子缠在蛋白质上面，所有46条染色体上的DNA序列就是汪老师说的30亿个字符排列的序列，就是这本书。

随着受精卵产生，又会从1细胞变成2细胞，1生2， 2生4，4生8，变成16个细胞，变成一个小的细胞球，细胞球开始产生空洞，从一个细胞变成有角色分工的区别，有一些细胞会变成胚胎，有一些会变成胎盘，这个过程对于人来说是发生在7天（一周）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都还没有进入妈妈的子宫，还是悬浮在输卵管和子宫里面，变成一个成熟的囊胚的时候就会着床，进入到妈妈的子宫壁，侵入进去形成胎盘开始发育，后边是在妈妈子宫壁里发生的事情，变成胚胎，逐渐长成胎儿。

根本的问题在于胎儿以及身上所有的细胞都来自于这个受精卵，这个过程中这个细胞分裂了无数次，每个细胞都有细胞核，他把这个细胞核里储存的30亿个字母抄写一遍平均放到两个细胞里，DNA大分子是双链，非常适合被抄写，两个链打开抄一遍解开变成两个拷贝，平均分裂到两个细胞里边，所有生命起源，生命组装说明书都写在这个细胞核里，在不断地细胞分裂过程当中形成胎儿，所有的DNA原则上跟这个受精卵细胞序列几乎是一样的。如果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这个时候的细胞基因，这个孩子将来身上所有的细胞基因都被改掉了。抄写多少遍都是一样的。

这是直观的：小鼠的胚胎，大一点是雄、小一点是雌，融合之后分裂，变成2、4、8，变成囊胚，将来成胎儿就这一小团细胞，非常非常神奇。

怎样操作？这是一个动画，刚才说的受精卵，在显微镜底下用一个玻璃砧板吸住，用更细的针透过显微镜插进去把红色的东西注入进去，就是基因编辑蛋白，分子的GPS，进去之后做的事是把受精卵里要改掉的基因给改变掉。这是一个真实的图，显微镜里边可以看到的怎么操作。

这个东西可以怎么用？举一个例子：阳明老师说了可以用来做什么好的事情，这个例子是我们自己做的工作，猪肉涨价之前做的，有一定的先见之明。当然我知道大家对转基因有各种恐惧，这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我们把这个基因的一个非编码区，在不改变任何基因也不改变基因序列的前提下只改变一个字母，使猪的生长速度比普通的快20%-30%。经过改变之后猪的生长速度明显提高，经检测猪肉的质量跟原本的没有差别，唯一没有做的是对于味道的一个双盲的实验。技术的力量非常大，如果从一开始改变它的基因，就可以产生一个你希望的东西。

美国科学家把一个跟角相关发育的基因突变掉，使公牛不长角，公牛打架造成非常大的管理成本，不长角降低了公牛受伤的事件。

今天主要说人的基因编辑，回到这张图：体细胞基因编辑相对整个领域社会都有比较好的共识，在已经有的好多基因治疗的现有监管框架下，符合各国管理条例是应该积极推动的，对于体细胞基因编辑治疗的临床前研究，以及临床的研究。

阳明刚刚讲很多人的疾病是因为基因突变导致的，如果能够有好的技术把病人受影响的细胞基因修来，理论上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做呢？当然应该做。但是，一个重点是体细胞再怎么编辑它不会影响你的子孙后代，假如说你把我的一个基因改了，即使我再去生个孩子他也不会改变这个基因，你改变的只是我的肌肉细胞、神经细胞，但是没有改配子细胞，如果今天改的是精子或者是卵子，或者是精子和某一个人的卵子形成的受精卵，改变的就不只是你自己的基因，改变的还有孩子的基因，而且改变的是孩子身体上每一个细胞的基因，意味着他的精子和卵子也被改了。只要他继续繁殖、他继续跟人结婚生孩子，人为改变的东西会一直传递下去，而且会传递到不同种族、国家和文化背景里去，意味着这件事情一个根本的红线是到底编辑可遗传的部分还是不可遗传的部分？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够记住这个根本的分界。

人体内的基因编辑有两个核心概念要分清：第一个概念是改变细胞的DNA序列到底影响的是个人，还是后代？可遗传还是不可遗传？第二这个编辑的目的是为了治疗还是为了增强。什么是治疗？根据目前医学界定义人类的范围，通过基因编辑或者是药物治疗恢复到正常指标的功能叫做治疗，如果本身极限是普遍公认的正常水平，比如智商、身高、肌肉力量，就是在一个正常区间内的，你要变得更好就是“增强”。

说完这些之后我简单讲一下这个Gene-edited babies的事情： 他选了一对夫妇，爸爸是艾滋病的携带者，经药物控制后，艾滋病感染是非常低的；一个健康的妈妈。依据我们国家辅助生殖管理规范，这种夫妇不可以做辅助生殖。他首先违背了这个规范，把父亲的精子注射到母亲的卵子里边，同时注射可以改变基因的工具改变胎儿的基因，胚胎从受精卵在体外长成一个囊胚，从囊胚里取了少量的细胞测序列，确定胚胎发生基因改造。然后把胚胎植入到母亲的子宫里边，孩子生下来了。

评价这个事情首先要知道他到底编辑了什么基因，他选择的基因叫做CCR5，是在很多免疫细胞表面的一个蛋白，这个蛋白有它自身很重要的生物学功能，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为人所熟知的功能，它是某一类常见艾滋病毒进入人的细胞重要的受体。可以想像它是一个门把手，艾滋病要到这个上面才能有效地进入到细胞里。长时间研究发现在欧洲尤其是北欧有一些人群有很高的比例，天然地携带了基因的突变，百分之十几的人携带的基因上本身缺失了32个字母，导致受体蛋白不能发生功能，艾滋病毒难以侵染。按照正常的逻辑，这个基因是坏的，去掉就可以不得艾滋病了，这也是一个逻辑，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来做这个实验，这个理解太粗糙，也太不负责任了。基因组有30亿个字母，1‰左右是不一样的。同样一段基因在不同人的这本书里，整体体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一段32个字母的缺失在北欧人群经过长期进化、繁衍，这本书的其他章节允许32个缺失。如果同样的东西换到汉族人的这本书里可能没有办法产生同样的预期。不能简单地说这些人是健康的人，所以我换一个是安全的，这是很重要的点。

另外一个点是CCR5本身有正常免疫功能，刚才我说了三个因素：1.基因本身；2.基因组整体序列；3.环境。这个基因在很多其他它侵染中有防御作用，如果被破坏了，当这个孩子将来遇到需要CCR5抵御疾病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小鼠里的研究都证明在小鼠去除这个基因，会导致小鼠有一定的问题或者一些特殊的敏感性，这个CCR5存在就在于它有重要的功能，而不只是坏的效果。

Gene-edited babies把胚胎上面成胚团之后取一两个测序，证明不是发生改造胚胎。每一个人的胚胎都有两个基因，一个来自于父亲，一个来自于母亲。这两个基因一个是发生了字母的插入，一个发生了4个字母的删除。这两个基因都跟天然的32个缺失不一样。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也不能认为32个缺失可以等同于这两个普遍性，也是不一样，不可以直接用在人身上。

第二这个胚胎一个基因型删除15个字母，另外一个是野生型，没有经过改造，这个胚胎原则上不能有任何抵御艾滋病的优点。从任何角度来看这个胚胎不可能对人有任何好处，只有潜在的风险。知道了这两个生命有人造缺陷还植入并产生出孩子来，这就是一个跨越了任何国家和文化的一个红线了，几乎所有人都是不认可的。最终检测了孩子的胎盘、脐带血的序列证明确实发生了基因的突变——人为构建的突变，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为改造自己的基因组，而且这个基因组是可以遗传的，将来这个孩子再婚配、再生育，他的孩子也会携带人工制造的基因改造。

用我自己的话说：一百年以后，今天发生的很多事情可能都不会有人记得，但是一百年之后这件事情还会被不断地提及，会写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

大家记住一件事情：一定要区分可遗传/不可遗传。谈科学绝对不要泛泛而谈，一说转基因就认为不好、危险，说基因编辑危险，这不准确。要讨论基因编辑用在体细胞还是可遗传配子；基因编辑用在治疗还是增强，即使是治疗、不可遗传也要区分是什么适应症，风险和收益对比如何，所以科学讨论一定是就事论事具体讨论，当有一个专家告诉你这个东西我都懂，这个东西一定好或者是一定不好，八成这个人要么是不懂，要么是骗子。希望大家明白科学问题一定要具体讨论，如果泛泛地谈一定不是正确的讨论方式。

最终用一句话结束：Great power comes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现在人类有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自己这个物种，以及这个星球上所有物种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研究，作为大众有责任讨论和参与，不要以讹传讹制造恐慌。谢谢！

彭耀进：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彭耀进，我和王皓毅老师是同一个单位的，但是我们两个的研究完全不一样，他是做自然科学研究的，我是做人文社科研究的，主要是在生命科技领域和生物医学领域做伦理和法律交叉的工作。

刚才阳明老师和皓毅老师基本上把科学这一块介绍的非常详细，深入浅出地给大家讲了什么是基因编辑，基因编辑用到人的生命和体细胞之间的区别。

我主要讲的是在人的生殖系——生殖系是指生殖细胞或者是胚胎进行基因编辑，里面会出现大量的科学问题，科学问题刚才老师已经讲了，我主要是从伦理和社会的角度、法律规矩的角度探讨这些问题。

生命的进化

实际上，地球上的生命已经进化了几十亿年，进化几十亿年到现在人是非常渺小的，人在不断地探索世界或者探索生命，人类对生命的认识是不断地从最开始的解读到现在的基因编辑修饰，可能到未来我们可以去创造生命。整个过程中，不光面临着很多的科学问题，也面临更多哲学上的问题或者是法律监管的问题。

1665年人类通过显微镜去看的一些细胞、植物细胞、细胞壁，2000年左右基因组计划，再到后来会有合成生物学，通过合成生物学不断合成基因，有可能未来合成一个生命。

人类在不断创造、认识生命的过程中会发现实际上出现了大量的伦理社会问题、包括今天探讨的基因编辑的一些问题。

去年10月份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大家基本已经了解。我们不断地去对他进行控诉或者更多的是谴责，也有人提出说实际上基因编辑或者基因编辑人的生殖系，放长远看，比如未来一百年或者是几百年是有一些好处的。我们可以用基因编辑编辑胚胎，探索生命的奥秘：进行相应编辑之后治疗一些疾病，尤其是遗传性疾病；预防常见疾病；现在有一些人会因为患上癌症或者是艾滋病、心脏病，通过基因编辑可能会达到一定治疗的效果，增强人体体能。提到增强智商、身高，未来某一天基因编辑之后人类可能活到三百、四百岁，这是有可能出现的。

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双螺旋。沃森在1998年提出一个论点说：“如果人们能够知道如何编辑人类的基因或者是DNA，使人类变得更好，为什么不去做呢？”这么顶级的科学家提出的问题，什么叫“更好”？需要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什么叫“更好”？

伦理和社会关注

什么叫更好？更深层次面临着伦理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基因编辑生殖系、基因编辑配子或者是基因编辑胚胎应用到人体有损人类尊严。人类尊严很简单，德国科学家康德说“人类尊严指的是我们只能将人作为一种目的来看待，而不是作为工具……”任何治疗人或是对人有帮助的或是促进健康的、恢复健康的治疗，都是将人作为目的去解决的。基因编辑婴儿、基因编辑人的生殖系，是不是损害了人类的尊严呢？

如果为了治疗胚胎或者是下一代的疾病是不是就是将它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工具呢？如果将胚胎进行编辑之后，是为了达到一个我们父母的想法，身高增加或者是智商增强，这样的话是不是有损人的尊严呢？

同样有很多人反对“自然性”。基因编辑婴儿或者是非自然的，回过头来想想什么是自然，什么是非自然的？自然更好还是非自然更好？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个世纪70年代试管婴儿出现之后，当时大家认为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非自然的？人都是应该正常交配之后才能出生，如果用试管婴儿是不是就非自然了，但是现在回头看全世界已经有800万试管婴儿。

还有一些“设计婴儿”“增强的担忧”，或者是优生学的担忧，未来会把一些基因或者是基因包进行基因编辑之后使智商增高，需要支付多少钱，变美变帅需要支付多少钱，这样是不是把小孩或者是后代作为“商品”买卖呢？当然这样的担忧不是对技术本身的担忧，是对技术应用到社会之后对社会后果产生的担忧，这样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刚才有老师提到可能会出现贫富差距拉大，未来社会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有钱人并不是有钱，现在的贫富差距是金钱上的差距，可能未来将从金钱上的差距会转化成基因上的差距，叫“基因富人”统治了基因成人和自然人。

还会出现一些对病人和残疾人的歧视，很简单的一个理解，站在讲台上是两个小孩，一个小孩是没有经过基因编辑，可能情绪管理不好，或者是流着鼻涕，我应该很自然地爱他，突然旁边有一个又会跳舞、智商又高，看任何书一眼就能记住，跳舞跳得好，也不流鼻涕。我生第二个宝宝会不会像王皓毅老师的宝宝那么可爱，我是不是应该做基因编辑，这样反过来对我自己的宝宝内心上有歧视，但是最本质是父母应该爱你的小孩，关心宝宝，他出生是什么样都应该爱他，这样是反向的歧视问题。

大量的社会伦理的问题，每个人，包括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是非常关注的。国际社会到底是如何进行相应的监管呢？

之前有一个日本哲学家对30几个国家法律法规进行统计，有29个国家明文规定禁止相关生殖系基因编辑，但是结果发现中间有一些国家虽然禁止，但是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包括我们国家，我待会儿给大家讲我们国家也在不断地修改法律，提高伦理审查监管力度，有一定的改进。还有一些国家包括俄罗斯、阿根廷没有明确的监管机制，连监管都没有。

美国不是通过强制性的监管，而通过整套法律机制或者体系进行监管，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美国研发主要通过联邦经费，NIH联邦经费不支持基因编辑、基因编辑胚胎的研究、临床应用，私人经费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美国在刑事法和其他监管没有规定，如果理论上某人去做了相应的研究产生了基因编辑婴儿是没有任何法律能够制裁他或者进行判刑的。但是美国的侵权责任法非常强大，基因编辑宝宝或者婴儿或者是他父母发现出现一些问题，可以把医生或者是机构直接告到破产。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科学家或者机构愿意干这个事情。美国虽然没有强制性的法律做后盾，实际上是在民事法上解决这个问题。

受二战纳粹德国的一些影响，当时德国大量人体实验出现，因此德国吸取了当时的教训，在《宪法》、《胚胎法》强调保护胚胎，因此在德国进行人生殖系基因编辑尤其是生出小孩，即使是基础研究都是严格禁止的。一旦发现，会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罚金。

在法国也是严令禁止，而且法国罚得非常高，30年750万欧元，谁敢干这个事？但是法国这一规定在预防临床疾病研究除外。

英国人喜欢监管自己，因此英国在1990年推出了《人类受精与胚胎法案》已经预示到未来可能会出现基因编辑婴儿的事件，因此强烈监管整个包括胚胎以及干细胞、配子的相关研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管理局来管理相关的研究以及临床应用。

接着刚才两位老师说的，任何的科学探讨都要逐案的一个个审批，逐案解决这些问题，英国在这样的监管制度之下科技发展的非常快，而且能够在国家的立法上推动立法，推动整个程序的合法性，推动科技的进步，从而解决了人类相关的问题。

以色列是强烈禁止，一旦发现会判4年有期徒刑，如果有国家咨询委员会认为相关研究是可以获得许可的，就可以得到刑法的豁免。

关于我国，我梳理了一下，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之前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在一些层级比较低的法律，在比较高的法律还没有相应规定。

2019年开始逐渐有大量的立法出现，立法动向表明我国将会在这方面进行严格的监管，包括7月1号《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民法典》、《生物安全法》都进行了相应的规定。这个过程逐渐解决了我国立法层级太低，惩罚力度太小，出现不同部门之间职权不明晰，各个部门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伦理规范界限不明确等等，通过大力推动可能会解决这些问题。

未来法律规制是什么？

科技发展给整个社会、伦理、法律提出了种种挑战，这样的挑战应当用怎样的法律规制体系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思考诉诸于国际法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很遗憾国际上没有相关的国际法或者达成一定的共识。之前看到那张地图，已经表明有的国家没有规制，有的国家规制的很松，有的国家非常严格，当要出现一个国际法，必须大家达成一致的同意，现在没有，国际法不可能在这方面解决一些问题。

没有国际法，我们是不是放弃了国际合作呢？非也！因为基因编辑婴儿的问题，不会限于某一个法律或者限于某一个区域，如果娶了一个外国媳妇，这些都可能出现基因编辑，被编辑的基因跑到国外去了，或者是从国外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承担国际科技治理的责任和义务。

是不是要进行强制性的法律呢？进行对比可以看到，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很多国家都在刑法上禁行禁止。我国目前没有在刑法上面禁止，最严格的是警告或者是行政处分。我们是不是应该像其他国家那样引入一些强制性的刑罚呢？我的观点是基于现代科技不是很完善，伦理争议、社会争议非常大，我们应该在刑罚上解决，或者是刑罚上入刑。有人提出，未来相应的科技发展到一定层次或者科技发展到逐步安全的时候，有人有需求做一些治疗疾病或者是美化自己身体或者是未来美化自己未来宝宝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放开，我认为完全可以学习英国的方式。通过一个管理局监管从基础到临床的研究，国家已经成立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对随着科技的发展去评估科技到底是不是达到了可以临床应用的程度，我们要不断地探讨刚才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最后可能会达到一定的共识，由机构颁发一些许可证书，进行相应的临床应用。

可能未来50年、100年，基因编辑的未来是完美的或者是美好的，也有可能基因编辑的未来不是那么美好，我们拭目以待。谢谢！

高璐：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今天受邀来到美院，这是一个让人梦寐以求的对话方式：有科学家、有法学家、有艺术家，我算是STS学者，研究的就是技术的社会问题。去年王皓毅研究员在人大的一次报告中将“基因编辑”比喻为原子弹之后的第二个人类的科技危机事件，这个比喻真的很恰当。许久之前就有社科学者对基因编辑开始关注了，我们总觉得有的时候很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讨论是非常隔靴搔痒的。因为我们没有对技术本身和科技本身的认识层面的深入整体讨论，很难确定长远的具有历史和伦理深度的体系。即使是现在国家开始准备建立国家级科学伦理委员会，但是要怎么去做，也是一个让很多人挠头的事情。

我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室工作，我们希望从历史的角度考虑一下，我们今天有基因编辑原子弹，但是以前有其他的突破型技术进展的时候我们又是怎样去应对的，我们能不能够从这些历史中寻找到一些智慧，这是我今天讲座的一个开始。

时间回到是20世纪70年代，重组DNA技术发现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的分子生物学家Paul Berg在斯坦福的实验室里第一次实现人类不同物种间基因片断的拼接，那是1972年。那时候的爆炸性虽然不比现在，应该也是非常巨大的一个震撼！

当时他们尝试把猴病毒SV40噬菌体与噬菌体DNA组成一个核酸分子放到大肠杆菌里，实验的人员担心猴病毒SV40包含原癌基因会通过大肠杆菌转移到人的身上，实验员们不太敢做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20世纪70年代还处于冷战之间，美国和苏联铁幕两边的国家都在比狠，看谁能最快找到一个先发制人的技术造成一些危害。在冷战时期科学家们这种冷静性、反思意识会更强。

我曾经做过一个历史研究，讨论20世纪60年代末一群科学家反思自己的社会责任，叫做“激进科学运动”。在那段时间科学家们总是不停地去反思自己的社会角色是什么样的，他们本身的工作除了有可能直接给社会造成害处以外，还发现这样的一个技术平台可能有潜在危害。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样一个发现更加引起大家的关注。所以在1974年的时候，有8位顶尖的生命科学家给《自然》杂志写了一封信，说DNA重组技术在继续往下做之前，要对它进行充分的评估，呼吁我们可能需要暂停，并讨论一下这件事。

很快Paul Berg被美国任命为研究所组长，他们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讨论DNA重组技术的风险需要怎样一个审慎的调查才能继续下去。

他们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讨论“风险到底是什么？”第一，评估的是这项技术潜在的危害、相关的防范措施以及在这些措施之前科学家应该自愿主动地禁止涉及相关的一些实验，这是一种表现谨慎的态度；第二，那些计划连接动物DNA、质粒DNA或者是噬菌体DNA的实验人员应该意识到，许多动物细胞DNA包含致癌的病毒RNA片断，提醒科学界能做的边界在哪里；第三，他们建议NIH成立咨询委员会，评估重组DNA实验潜在的生物学危害和生态学危害，并采取措施把这些重组分子在人群及其他群体中的传播可能性降到最低，这是风险管控的方式；最后，他们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沟通和共识，于是提出1975年在加州举行阿西洛马会议（Asilomar Conference），就是后来华盛顿的基因编辑峰会。这次阿西洛马会议被人们认为是当代生物技术治理的一个起点。之前对分子生物学的理解是有限的，触及到的风险更加有限，它成为科学界成功自我调解、自我约束的典范，由于科学家是最早感知到风险的人，所以由专家开启了一种预警模式。

1975年2月会议在加州Asilomar举行，一共有150多名科学家参加了会议，大多数来自于美国，还有一些律师和媒体代表等等。他们讨论了针对重组DNA、DNA重组其他风险分为了若干组、若干类型讨论潜在的风险在哪里，实验室的防控应该怎么做，如何通过严格的管理禁止危险的实验、微生物泄漏等等，Paul Berg发现，为什么这个讨论这么长时间不容易跟公众交代，因为我们讨论的大多数是实验室内部和实验室里面的东西如果泄漏出去怎么办，眼界有点儿狭窄，科学家并不愿意真的放弃这个技术，直到有一个法学家提到尽管科学家是被允许自主管理的，如果在实验室中做的行为能够对其他人产生伤害的话，他也会负有一定的法律责任，于是他们在这些推动之下，发出了一项《阿西洛马重组DNA声明》。

声明主要说明4点问题：

1.对科技初步发展达成共识，有安全措施下进行；

2.确立了指导方针和准则，在实验设计阶段就应该考虑潜在的生物危险，风险问题和相对应的措施；

3.应该暂缓或者严令禁止一些实验利用重组DNA技术制造可能比较坏的结果；

4.同时提出生物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的行动指南。

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从Paul Berg第一次在《科学》发表文章到会议结束NIH发表行动指南之中的16个月内，很多实验室自愿暂停了，他们放慢了脚步等待共识的达成。这其实给了科学家一个能够利用的时间，赢得的是后来分子生物学黄金发展的30年，还有大多数人对整个科学共同体的信任。

同时科学共同体在新技术的不确定下的主动预警，也是阿西洛马会议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但是预警不可以满足我们的目标，尤其是科学和商业契约越来越根深蒂固的时候。

对于会议达成的一些成果有人有过批判：有人认为对风险的认识太局限了，只看到了线性模式下一项技术被局限应用之后可能的一些社会风险。同时，比如哈佛大学有一些人认为在20世纪后半程，分子生物学发展到转基因等这些技术遇到很多比较大的生物发展壁垒，就是因为我们在一些技术发展初期并没有把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可能产生的影响纳入到整个风险治理的体系中去，考虑的风险和厉害关系太狭窄了，没有涉及到道德、法律和很多社会问题，甚至是导致后来的阿西洛马会议的预警模式，成为后来争议的一个导火索。

为什么把这个所谓的重要会议放在这儿来讲，就是因为以这个会议为标志，一个以美国为首的科学治理模式的开端就此揭开。

在阿西洛马会议之后，很快NIH发表了DNA重组技术的指南，六年之后又发表了一个《风险治理领域的红宝书》。这个联邦政府技术评估也代表了当代社会，标志着一个风险治理制度范式的确立，将风险放在一个可管理的线形模式之下去理解。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可管理的线性模式呢？因为它认为风险评估代表的是一种科学的理性，在这种科学理性的基础上可以对风险进行政府层面的管理。在我们预期到可能的风险点之后就可以应对一些可能的危害和对风险的沟通。

在红宝书之后美国的FDA、EPA都利用这种范式设计自己的管理模式，同时很多国际组织也是如此，公众作为整个过程中被最后告知的一群人，被认为是与专家相比的弱者，他们可能在整个技术范畴过程中并没有扮演角色。

即使到今天我们还是背着这样一段历史，这样一种传统的风险管理模式走入新的基因编辑时代！我们用这样的一种制度来应对今天这种突破性非常大的人类基因编辑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我们无法在这个范畴中解决的难题。

其实从黄先生开始，我们已经发现了有可能要出事，确实引起国际媒体巨大的争论，在2015年的4月年轻的中山大学副教授黄教授，他无论在中国的伦理管理体系中还是在国际伦理管理体系中都没犯错误，他把一个地中海贫血症的配子细胞做了编辑，并销毁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国际媒体和学界一片哗然，他们决定在2015年底在华盛顿举办这样一个会议，他们当时讨论的很清楚——想再重复一次人类基因编辑的阿西洛马会议。

与40年前不同的是，之前中国可能是一个无声的、中国科学家是默默无闻的群体，过了40年中国不仅在生物领域、基因编辑领域走到世界的前排，在很多其他领域也更有发言权了，我们变成了新的制度范式制定的重要参与者。

与阿西洛马相似的是，这次峰会的举办也是一个国际共同体的意愿，他们期待通过国际会议塑造这一技术发展的共识，峰会主要任务是讨论和人类基因编辑相关的科学伦理问题。会议非常盛大，跟阿西洛马比起来人数更多，参与的人更加全面了。当然受到的批评也非常多，比如迪诺在会议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他说：“我认为科学家的自我管理是一点也不足够的，甚至可能会出更多的问题。很多批评也在讨论这次华盛顿峰会中除了讨论技术可能性，未来的可能性以外，在人类伦理、法律、社会领域还讨论了是不是我们应该暂停一下？讨论我们应不应该做胚胎细胞的编辑？是不是有了国际整体规范和约束再去做一些决策和做一些实验，其实这样的一个提议最终并没有达成。”同时有人说基因编辑本身就带有一些优生的问题。

几天讨论之后，华盛顿峰会和阿西洛马一样发布了一个《声明》，确定了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体细胞、生殖系细胞技术研究中的边界在哪里。

我们现在来看，在2015年华盛顿峰会三年之后贺建奎事件就发生了，这个时候科学家觉得很打脸。很多人觉得华盛顿峰会甚至是对基因编辑的一种松绑，当然我们并不能将贺建奎案产生归结为峰会的不成功，但是和40年前相比反思技术在逐渐增强，然而人们反思技术的能力越来越弱。如果继续延续这种简单化的风险治理模式治理新的生物技术，恐怕难以达成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和阿西洛马会议相比，基因编辑面临更多的变化，现在很多生物学实验室不仅仅是在政府资助中，还在企业中，在一些无法控制的领域中，如果阿西洛马之后科学家们希望把研究发展到极致，目前这条管道是将生物医学商业化发展到了极致，如果不加以调解可能会在基因编辑问题上给我们造成一些更大的麻烦。因此，简单地套用这样的一个线性化的治理模式，甚至是一种退步！

有一个说法叫做科林里奇困境，人们知道这个技术是什么之前并没有意识到会有怎样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你想控制技术已经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怎么应对这样的难题呢？这几年尤其是在欧美已经尝试着做一些新的风险治理的范式，比如说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建构性技术评估、道德物化等等，我们不在简单线性风险治理的思维下制定治理的目标，是为了能够根据社会需求引导科学的发展，甚至重新定义科学发展，重新定义科学的方向。

我们可能对于基因编辑的讨论应该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人的完整性、人的存在论和本体论的问题，这才是我们想要探讨的一个Editable future谢谢！

魏颖：感谢刚才的几位科学家、科学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哲学家们给大家的一些介绍。因为央美开设生物艺术这个课程，所以我想邀请这些资深的科学家和SIH学者过来，这对美院的同学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我的题目叫做“基因作为艺术媒介”，当代艺术发展到现在，有一个新的方向叫做科技艺术，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现在比较热的人工智能、新材料、太空技术。

要讨论基因作为艺术创作媒介要回到上级目录，我现在教授的领域是生物艺术，英文是BioArt，这个词是生物艺术家爱德华多·卡茨提出的，去年我们曾邀请他来央美做讲座。1997年他提出了《生物艺术宣言》，跟当时现代主义的一些艺术家一样，他给生物艺术一个定义，归纳起来就是：操纵、修饰、创造生命以及活体的过程。

爱德华多·卡茨的代表作品绿色萤光蛋白兔。这几天在北大做绿色萤光蛋白技术基因编辑工作坊，这是现在分子实验室里边非常常规的一个操作，在2000年做这样一个兔子也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只不过当时引起全球媒体报道、舆论非常大的报道，包括很多民众的控诉或者是支持。

我作为一个策展人和教育者肯定觉得如果艺术跟生物学交叉只能这么狭窄，要求所有学生如果要做生物艺术只能跑到实验室，去做转基因或者是基因操控，我们也没得做了。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定义，叫做“泛生物艺术”，把这个领域更扩大一下，我觉得艺术和生物学的交叉不仅仅是将生物学作为一个技术用到艺术领域里边，其实有很多维度可以去使用。

在艺术层面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生物学可以作为材料，可以提供很多新材料给艺术家，传统的印象里面艺术创作就是用金属、木头等，现在的科技发展可以把一些细胞、动物细胞、微生物、昆虫等很多动物的代谢物产物应用到创作里边，作为当代的年轻艺术家，大家可以用的材料、范围拓展非常多。

第二生物学可以提供大量数据。比较典型的是我在开一门课叫做“艺术与脑科学”，人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脑部会有不同的状态，如果能够监测到人的主体脑波判断他当时的情绪，可以产生大量的艺术创作，包括现在的数据可视化的形式，数据来源可以是人体的很多数据。

第三是生物学作为图像。我们提到一个词——机器之眼，在生物医学里边有很多工具可以给艺术家提供观看世界的方式，传统的艺术家看待世界就是用裸眼，但是通过一些设备，比如说高速摄影、显微镜、望远镜甚至红外成像，用其他物种观看世界的方式，最后在作品上能够表达的方式也会更加丰富，这些是生物学能够给艺术带来的一些交叉的不同维度。

另外，生物学可以作为一个概念发生器。像“进化”这个词一开始就来自于生物学，最后在社会学里面得到很大的应用。现在在文学、文化研究里边谈到的“后人类”也是因为对于人本身包括基因研究，对于人的主体性产生了一些跟以前不同的看法。

回到基因如何作为艺术媒介？大家怎么使用基因进行创作？我分了两个部分：基因这个东西左边是Digital World，可以不发生在物质世界里边；右边是Physical World，变成大千世界各种各样的物质，艺术家也可以用基因产生的物质进行创作，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数字世界里的基因，作为象征符号存在。艺术家本·弗莱这个作品《染色体21号》，2016年这件作品在央美展过，是把染色体21号4800个剪辑基因直接铺开，红色的是外显子，淡红色是没有功能的内含子；灰色是人类未知的领域，看这张图可以了解人类对自己的了解程度是什么，有一些单调的颜色，包含了人类对于自己的理解，这是非常简单的对于基因的应用，是非常线性直接的，只存在于数字世界里边。

第二是在物质世界中的基因——通过中心法则把基因转化成一些实在的物质，举美国艺术家的例子，作品的名字叫做《陌生人印象》，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图像第一反应是什么——3D打印了一系列的面具，右边是展陈形式，上面是这个人的面容，下面是艺术家所收集到的一些信息。这个艺术家在一个等待的过程中偶尔看到照片的框里边有一根头发，艺术家很好奇为什么这根头发在这个画框里边，这个人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对于艺术家来说这个人是陌生人，时空上再也不能相遇，于是他想做这样一系列的创作，去纽约不同的地方采集陌生人的生物信息，通过测序还原他们的面容。艺术家做了一系列的尝试——地上捡了烟蒂，这个主人可能是非洲裔的人，是一个男性，瞳孔颜色可能是棕色，这些都是生物特征，可以被检测出来。他做了一系列的还原，这个作品叫做《陌生人印象》，这就涉及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假设他人的生物信息这么容易被得到，未来基因隐私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这是比较诗意的一个作品。

最后，我想再讲一下卡茨的转基因艺术创世三部曲，是基因艺术的典型代表。这一系列的作品是在2000年左右创作的，第一个叫做创世纪，第二是绿色萤光蛋白兔，第三个是第八日。三部曲是有逻辑的，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艺术家肯定是有宗教倾向的，因为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圣经里面的典故：第一件叫做《创世纪》。艺术家自己有一些文学背景，对语言和文字非常痴迷，左边石碑上引用了《圣经》的一段文字，翻译成中文就是“让人管理海洋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他把这条句子的英文转成摩斯代码，再转成一段基因，规则是他自己制定的，再把这段基因转到大肠杆菌，放到这样的一个房间里，在里面设置一个紫外灯，由因特网上的观众一起参与，自己在网上看到这个网站摁一下，紫外灯被触发会产生扑灭，大肠杆菌就会自己改变。投影是不停被改变的大肠杆菌，展览结束以后，世界面目全非，他们不停地接受人类上帝对它的洗涤。这样展了几个月之后，艺术家再把一些大肠杆菌拿回来，这段基因再回复到摩斯代码、再回到英语，可能已经面目全非了。这是艺术家第一次尝试。

第二件作品《绿色萤光蛋白兔》非常有争议性， 2000年艺术家把水母的绿色萤光蛋白转到一个兔子的基因里。当时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背后的故事。今年3月份798有一个展览“准自己——生物艺术、边界与实验室”，我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的过程展示了一面，艺术家创作荧光兔只是作品的第一步，他跟科学家合作做出这个兔子，技术上很简单。他本来想把兔子带回芝加哥的家里边作为宠物，然后失败了，因为法国的基因监管比较严格，被拒绝了。科学家说不行，不能带到外边去，我们不放，就做了一系列的社会介入，给兔子起名叫阿尔巴，做了一系列社会运动“解放阿尔巴”，要把阿尔巴从实验室里解放出去，在巴黎街头巷角贴海报解放它。当时引发了1/3巴黎市民的关注，大家都想这是什么东西，一系列的媒体报道开始跟上，舆论开始疯狂报道，有一些赞成，说这个艺术家非常天才！有一些开始唾骂他，说这个变态，去改变别的物种的生活，他有什么资格？当时大量的主流媒体对这个作品进行了报道，他自己很自嘲做了一系列作品，跟标志物做了一个对比，这个系列也是相当于故事往下发酵的过程。

艺术家自己开了一个网站，全世界的网民可以去网上谈论对于这个作品的看法，收到稀奇古怪的评论，可以看出每个国家、每个文化、每个教育程度对于转基因生物的意见，有一些非常支持、有一些非常反对。

最后阿尔巴兔子进入流行文化，神探福尔摩斯大众游戏、电影、MTV里边，他有一个片子当时也在展场放，当时各种片子里出现阿尔巴的形象，大众对于转基因的看法、妖魔化或者是觉得很酷。最后这个事情收尾收在诺奖，卡茨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科学家致辞的时候PPT里用了阿尔巴的形象，整个事情形成了一个闭环，由技术开始，最后在技术发明者那里结束。所以我们看待这件作品，它不仅仅是艺术家创作了这样一个生物本身是一件作品，可能有更多的层次。

最后一件是三部曲收尾，他把所有转基因生物放在一个环境里边，包括转基因的老鼠、转基因的斑马鱼，生物和转基因的植物，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他在里边放了一个摄像头，相当于人可以用上帝视角观看她创造的转基因世界，她叫《第八日》，各种各样的生物都是转基因的，人作为非转基因看这个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异类还是不可接受？也是艺术家的初衷。

这是对于他的转基因三部曲的一个简单的概述。我想说这样的作品不仅仅是做出来一些物体，而是说引发公众舆论对整个事情的反思。

刚刚介绍的卡茨是很著名的生物艺术家，这一代生物艺术家大概崛起于2000年左右，他们的活动区域基本在欧美，当时出现很多技术热点，1997年是克隆羊多利，都在讨论克隆、转基因技术、干细胞。2000年左右也是基督教很重要的结点，在这个时间结点上，创造新物种跟基督教的教义有一些微妙的张力，当时也是这批艺术家会被疯狂地进行媒体报道的原因。

如今，我发现生物艺术重心慢慢转移到亚洲，新一轮技术是基于基因编辑，包括神经科学、微生物组织这些，在中国当下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些技术？欧洲、西方有一个宗教背景，他们在创作的时候有跟神创论的冲突，但是我们由于无神论，我们怎么去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生命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这个概念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讨论生物艺术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讨论？当下是有因特网和各种讯息发达的时候，全人类需要作为一个整体去回应技术迭代所造成的危机和困境，我们在座的很多是年轻艺术家，我希望这个讲座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小的触动，对你们未来的创作哪怕是有一点点的影响也是非常值得的。

下一位讲者艺术家玛尔塔，她是葡萄牙非常著名的生物艺术家，从事生物艺术创作二十多年，接下来会讲一些创作的个案，也是对大家比较有帮助的。

玛尔塔·德·梅内泽斯：首先感谢诸位邀请我来做这个讲座，由于时间有限，我就直接切入主题，首先这是一幅保罗·高更的画名字叫做《来自何方？我们是谁？我们去往哪里？》另外一位是达·芬奇，我把他看作是一个艺术家，同时他也被看作是一位科学家，实际上他的这些作品无所谓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因为当时所谓科学的创作方法和研究方法是并不存在的。通过绘画的方式去了解水的形态、树的形态、透视的一些方法和知识的构建，某种程度上的科学方法在当时那个时代是同样重要的。

同时，人类也一直对周边的生物产生重大的影响，有一些物种如果不是人类的干预或许就不会存在。有时候人类对于周边生物物种的影响并不一定出于一些实际的用途——我们去更改一些食物、庄稼的基因是出于实际的用途，但是把狗改造成PPT上的样子，并不是为了狗而考虑，也不是为了任何实际的东西考虑。

尽管我们自古以来就在影响身边的物种，但是我们在达尔文和孟德尔发明进化论、遗传理论之前，我们并不在理论上了解我们对周边的生物做了些什么。

在詹姆斯·沃森、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DNA双螺旋结构之后，基因操控技术得到了指数性爆炸性的增长。从这儿以后不仅仅是物理学在影响我们改造世界，生物学也成为一个主要改造世界的手段。

现在有了“果蝇”头上不是长触角，而是长了它的两个腿；也有不长毛，但是长着更多肢体的鸡；当然还有会发荧光的老鼠。克里斯特这个新的技术在基因操控领域带来更高的效率、更大的精确性、更低的成本。

我一直非常热爱艺术，原因之一就是当我们周边的技术和知识发生改变的时候，当艺术介入知识和技术的时候总是让我们在哲学的形而上的角度上去反思这些技术和知识本身的变化。

我很高兴地看到世界各国艺术机构开始越来越多的将生物学理解为一种艺术创造的手段和方法。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展览、艺术节、会议以及艺术家驻留项目，他们会把越来越多的活的生命作为一种艺术的方式进行展示。

现在回到我自己，作为一位艺术家从事基因操控领域的艺术，我也有我的方法论，我的方法论并不是一个纯科学的方法论：

首先是一个理解的过程。起于同情心或者是同理心，我需要站在他人的角度上理解他人的视角，这可以让我的视角变得更广，在我积累了很多同理心之后，就把一个口径缩得更小的过程。然后我就会产生一些具体的想法，这些想法有很多是一种发散性的过程，我会将这些发散性的想法落实成一个一个的圆形，最终这些圆形会在展览中得到测试。

我不会和固定一家实验室或者是固定的一个生物领域合作，我也不会固定使用某一种材料。比如说我这件作品叫做《自然（Nature）》，领域是进化生物学，《知识树》是组织培养科学；《蛋白质肖像》用的是蛋白质组学的科学理论；另外一个作品是用微生物学、植物科学。

作品《Decon》用了生物修复或者是生物抚育技术、微生物学；作品《合艺术》用了技能型磁共振成像技术以及细胞生物学；作品《家庭》使用爆破软件、荧光技术、题外试管杂交技术；作品《Immortality For Two/永生》主要是运用免疫学的科学手段。

当然我也并不是永远都在做这种尖端科技的一些作品，就像魏老师说的那样生物艺术主要是和活的生物打交道，有的时候我也简简单单地种植一些植物，不做任何基因操控，有的时候我只是把一些物种放在一起……

在基因编辑技术之前，我大量的作品并不主要是做基因操控，后来也是随着基因技术到来，让我意识到过去很多不能做的东西，现在就可以做了。

第一件作品的名字叫做《物种起源后进化：果蝇和沃尔巴克试体》（Post Evolution-Drosophila/Wolbachia），我作为一位艺术家邀请了一位科学家和一位哲学家三个人一起合作了这个项目。

整个作品是在讨论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DNA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对这些DNA做些什么？

我不会把这个全都读了，这是这位哲学家的语言，诸位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拍下来回去读。大概的意思是一种关于自然的哲学，这位哲学家提出我们要去重新思考我们现有的一些知识和概念，我们是用这些概念去做很多决定，然后去定义很多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些概念都需要去重新思考本身是什么。

接下来是这一位科学家（微生物学家）的视角，关于果蝇以及果蝇的共生体叫做“沃尔巴克试体”之间的关系，果蝇和“沃尔巴克试体”是共生的，如果通过微生物技术去改变果蝇的基因DNA序列，会和它共生的沃尔巴克试体之间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对整个二者的关系、各自的存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他所感兴趣的话题。

另外一件作品叫做Origin of Species/Maiz《玉米系统发育树》我和这位来自墨西哥的科学家进行合作，探讨玉米作为墨西哥的国家庄稼的一个文化身份。

玉米和墨西哥的国家身份、国民身份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我们去操控改变玉米的基因，那么会获得什么样的影响，墨西哥的国民认为玉米有某种属性是他们来定义的，人们会吃很多玉米，改变了基因之后对于人们吃玉米的方式，食物链的方式，墨西哥的经济整个大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第三件作品仅仅是一个概念，我还没有跟任何实验室进行合作，是关于地球上的生命真正出现的前提条件是氧气，当然氧气这个概念跟现在大气变化有很多的关联，在地球发展历史的早期，是由于出现了蓝藻大大地提升了整个地球的氧气水平，才让后发的这些生物的出现成为可能。我想做是还原到那个时期，蓝藻的一种生物基因的状态。

接下来并不是要谈Nature，而是要谈另外一件作品，让我重新思考Nature的创作。

这两只老鼠，很多人肯定以为刚刚有毛的小白鼠是比较自然的，但实际上从1920年开始这个种类的老鼠就被经过严格的基因筛选用作实验室老鼠，每一只这样的白老鼠基本上它的基因序列组合都是完全一样的，实际上它是一个经过基因操控的老鼠，它看似更加的自然，其实并不是自然的。

另外一只看上去没有毛的老鼠叫做裸老鼠，实际它反而是更加自然的，因为它仅仅是在基因链上有一个基因发生了自发性基因突变的结果，这种老鼠在1980年代以来也在实验室里面用作实验。

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一种免疫的基因缺乏，这种老鼠它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们同时只能接触经过了严格消毒的各种各样的食物，也只能接触它们自己同类的老鼠，否则因为它们的免疫系统没有发育完全，它们就会出现死亡。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鉴于我们现有的关于基因的知识和技术，我们对于基因操控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以及这些决定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艺术家网址：www.martademenezes.com）

提问一：首先感谢今天能够在这个场合听到各位跨界老师们精彩的演讲，我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生。魏颖老师和高璐老师的演讲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我发现两位演讲者的演讲有一个点可以串联起来，高璐老师向我们介绍基因编辑技术以及面对着大量的伦理问题，这样的伦理问题在科学家的讨论会上会把讨论局限在实验室里，而不能放在更大的社会学的角度、道德以及历史、人类发展的角度去谈。

我想问高璐老师，您觉得艺术家介入这样的伦理讨论会面临怎样的局限？以及艺术家的知识局限、技能的局限，但是他又可以给科学家们带来哪些科学家们不能做到的事情？

高璐：首先谢谢你的提问，你的串联很有价值。我刚才讲到的，科学家有可能并不太满意，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真的做了很多努力告诉科学家群体以及科学家以外的人我们将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技术事实，可能的技术风险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所沿用的一个技术风险的治理范式是七八十年代确定下来的，而且有着比较大的局限性。我今天讲这个案例就是想让我们回到当时制定这个范式的时候，当时的技术条件是怎么样的，当时的认知条件是怎么样的，当时还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转基因审定探讨，没有疯牛病引起的巨大公众和科学关系的危机，我们在风险社会还没有触发的时候设定了这样一个范式，亟待当下去反思它。

我并不太了解生物艺术家做了什么，但是今天玛尔塔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你问我她做这样一个引起公共讨论的问题有什么不足之处？我觉得更应该看到的是好的一面，他们的这种批判是非常深入，同时又能够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的，用艺术的形态展示给你之后，因为大多数人能够跟艺术作品产生对话和共鸣，从而令更多的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去参与，去涉及到技术未来的畅想或者规划中去。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生物艺术都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团结的力量！

王皓毅：我想提一个不同的观点，作为艺术家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合作，我也可以做艺术，也没那么难。换句话说科学也没那么难。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科学家要就事论事，艺术家同样要就事论事。你做艺术创作的时候也要多考虑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作为科学家要考虑科学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认知和社会进步，同样艺术也是一样的，如果艺术家可以任性的话我们可以更任性！

彭耀进：艺术家比较任性，艺术家更多和公众差不多，面临做科研的时候艺术家和任何其他公众没有区别，而艺术家是做什么工作呢？我认为是通过艺术的层面去表达，和公共的理解可以有一个get，科学家和公众的理解也有一个get，科学家做科普的时候可能用一些通俗语言，艺术家工作的时候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获得大家更多的关注来讨论这个问题，另一个层面是如果我想做公众、科学中间的媒介是不是应该让更多的公众接受这个理念，或者是把实验室的东西搬出来，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提问二：想问一下王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刚讲到基因编辑婴儿的案例您说他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从反方向去想确实是引发了大众更高的关注。我们甚至不知道原来这个技术几十年前就可以达到的，如果人类因为害怕伦理或者未来的发展而不去尝试和勇于迈出，只是一味的逃避，但是这个事未来一定会发生，但是越早发生不是更加能引起人们更多的预防？

王皓毅：我不同意你的逻辑，我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引起了关注，发生一个坏事，领导亲切关心，人民群众踊跃互助，然后坏事变好事，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坏事就是坏事，当然好与坏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

就科学来说，我们只能说在目前的人类共识不仅包括科学家，还包括伦理学家、法学家、哲学家，大家一致认为这件事情不应该现在做的，这里面有非常多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我们可以详细地阐释。但是具体到基因编辑婴儿这个没有任何科学贡献和探索的事件，在小鼠、灵长类猴子里做了很多次实验，所有人都知道可以做，大家不做是因为科学界、伦理界、法学界、哲学界统一认为现在不该做。你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做，至少在当前社会是最大公约数的错误。

彭耀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研究所的同事形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像人肉包子一样，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但并没有人去做，不能说他做了一个人肉包子就有了突破。人是生活在社会上的人，人从哪里来？去向何处？人不是独立、孤立的，而是在社会中间，做任何事情要考虑到自己的家庭，甚至社会代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关乎法律、伦理、社会的问题，在现阶段大家还没讨论出结果的时候不能踩底线。当然伦理会随着科技、社会、时代的发展有变化，在未来一百年后如果大家接受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再去做这个事情，就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的感情了！

提问三：我是雕塑系的学生，我想向几位科学专业的老师提问：您来看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应该有怎样的后续，这两个婴儿是不是像正常人一样拥有他的人权？这些实验受害者需要人权吗？他们有繁衍后代的权力吗？或者我把这个事情想的太严重了，他不会对人类的基因池产生那么大的污染？

王皓毅：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事情发生第一时间科学界的同行发表声明在强调一点：第一，一定要保证这两个孩子的隐私权，不希望以后变成一个动物一样被别人去关注；第二，我个人不认为会对我们造成任何的危险，我们每个人都被自然界在编辑着，每个健康人携带着至少50个以上的基因是等于基因突变掉的，2万多个基因有50个是缺失功能的，各种运气我们活着，并且看起来正常。基因突变婴儿所遭受的突变虽然是人为的，但是他们的突变跟我们携带的突变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并不代表这件事情是对的。一旦先例不被遏制，被社会公众接受并成为普遍行为，就会产生影响了。如果有大批量的人携带人工改造的基因进入人的基因池就会有很大的潜在风险。这两个姑娘，我觉得她们应该享受任何正常人一样的权力，很大可能不会有太严重的问题，但这不能降低这件事情本身的恶劣程度。

汪阳明：一开始我就讲这个事情，第一，不能偷偷摸摸地做，应该公开；第二，不能急急火火地做，得慢慢做。公开做、慢慢做，大家充分讨论，这是我一贯的观点。如果有风险，人类一起面对，如果有好处人类一起分享。

提问四：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基因技术发展到现在，基因改造的难度成本大大降低了，如果大家在家里车库里也能做基因改造，创造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监管应该是怎样的？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工AI自我学习能力会不会创造出艺术？

高璐：先回应第一个问题：你的担忧挺对的，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在车库里的科学家到底有没有实验室的能力？美国的网站上有卖的，可以买一个回家自己玩基因编辑，几十美元、几百美元就可以买到，这确实是大家现在普遍的担忧。我又要说原子弹这件事，当年大家觉得国际间能够和平解决问题，即使近四五年爆炸了两颗，到现在还是享受着和平。为什么？因为作为原子弹的重要资源铀是很难被拿到的。但具有普遍应用能力的低门槛又能造成巨大伤害生物技术，现在却没有这样的一种平衡能力，其实是风险巨大的。

有一些讨论说贺和黄这件事，如果在知识树上往这个方向做，技术突破的难点壁垒打得越来越薄，最终会让犯错的成本降低，如果这样的一件事是不是都不应该去做。

汪阳明：我不谈监管，我谈技术上能不能行。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其实任何一个所谓的好的基因都有坏的一面，包括我刚才讲的贫血症基因突变那个病人，这些人在疟疾横行的地方反而能够生存得很好，生物的复杂度远远超越其他的复杂度，如果有一些傻人想要在自己家创造历史，他们可能会尝到恶果，这是我警告他们的，我只警告，不负责监管。

王皓毅：第一，基因编辑不能泛泛地谈，基因编辑技术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应用并不简单，要应用到胚胎，要有一整套辅助生殖团队帮你做，但是做微生物，基因编辑大肠杆菌相对容易一些。我想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技术的发展肯定是越来越容易操作，成本越来越便宜。举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我们知道玩火很危险，可能会烧掉屋子，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点火，都有打火机，但是不会去烧屋子。最终决定好坏的不是技术本身，也不是技术的难易程度，而是社会共识、监管、伦理有没有跟上，这是整个社会的责任，科学家的责任是让技术越来越好用，越来越便宜。社会伦理的监管、艺术家的宣传是帮助我们怎样更好地把人性好的东西展示出来，而不是把人性坏的东西展现出来。

玛尔塔·德·梅内泽斯： AI可以创造艺术，但是不是好的艺术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我想对之前的观点给出一些回应：第一，有人向科学家问问题说应该如何治理、管理、约束艺术家在科学实验室里的行为，你们应该问我们艺术家。艺术家在科学实验室里所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实验室的伦理学委员会批准的，我们没有做任何超越伦理的事情。实际上艺术家的伦理心比法律所允许的更加保守。就我所知大多数科学家在这方面也是比法律所允许的底线更加保守。

第二，关于生物基因黑客或者是编辑技术，尽管现在人们很担心，人们更多关注美国生物基因编辑技术，对欧洲、亚洲关注比较少，好像亚洲和欧洲生物黑客自己比较少跳出来，美国人说得比较多。好像认为基因编辑技术很简单，担心人们在车库里给自己的朋友、家人后代进行基因编辑，尽管基因编辑技术已经更加精确、便宜、快速，但对于一般人而言并不容易。你想要运用核糖核酸进行制导，进行哪一段基因的编辑需要大量的背景知识，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

彭耀进：我们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如果从刑罚上解决，第一要罚得很重；同时，王皓毅老师刚刚提到火的问题，如果有人纵火人们看到肯定会举报，基因编辑也一样，如果有人看到就举报，这是一个制度。另外用技术解决技术，现在大数据AI这种技术能够解决相应的问题。尤其是前期，如果在车库里做相应研究和应用的时候会大量收集数据，大数据检测到你在百度、谷歌收集这些东西，定向抓捕这个人，通过技术解决技术，制度的设计、技术的设计能够解决相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