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1907-1989)，初名永顺，江苏徐州人。自幼喜爱绘画，1920年拜画家钱食芝为师，1922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25年考上西湖国立艺术院油画研究生，随法籍教授克罗多专攻素描和油画。同时自修国画，研究美术史论。1932年，回乡在徐州私立艺专任教，举行第一次个人画展，并创办“黑白画会”。1938年，开始从事抗日爱国宣传画创作活动，历时5年。1942年，在重庆参加当代画家联展，作品《牧童遥指杏花村》《风雨归牧》等受到好评。1943年，到国立艺专任国画讲师。1944年，在重庆举行李可染写意画展。1946年，应徐悲鸿之聘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1947年，拜齐白石为师，同年春又拜师黄宾虹。1948年，在北平举行第二次个人画展。1949年以后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一生治艺严谨，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融汇外来艺术之长，具有探求开拓精神。山水画自成一家，风格雄浑博大，笔墨苍劲有致。构图上山水树石自然洽和，风韵生动。
李可染，1907年出生在江苏徐州市郊一个平民家里，取名永顺。“可染”，是读书时先生代他取的，寓意孺子可教，素质可染”。李可染不负期望，几十年后，果真成为20世纪中国画大师、美术教育家。
抗战时期，李可染辗转到了大后方重庆。画家的故事，从这里开始讲起……
《嘉陵江边》
茅屋得名“有君堂”
1937年，侵华日军逼近徐州。眼见故乡硝烟四起，枪炮声逼近，在徐州民众教育馆任职的李可染只得匆匆撤离。他来到武汉，加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美术科。
1938年10月，武汉危急，第三厅迁往重庆。来渝后，李可染居住在沙坪坝的金刚坡。尽管战火纷飞、风雨兼程，他却从未停止过对国画的思考。这一时期，他明确地提出对传统中国绘画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其画风也有较大转变。
1943年2月，陈之佛邀请李可染到国立艺专任讲师。李可染就去征求文工会(1940年，第三厅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作者注)主任郭沫若的意见，郭沫若表示同意。
那时，艺专位于江北盘溪。学校在那里租了两个大院子，但还是不够用，不得不在其周围搭建一些简易茅屋供年轻男老师住。这种茅屋一排十来间，每间不足10平方米，只够安放一张床，一张书桌。办学与住宿条件虽然不好，但四周自然环境优美，给了师生较大的安慰。
李可染到了艺专，就住在学校旁边的茅屋里。搭建茅屋用了从竹林中砍来的竹子，特别的潮湿。有一天，李可染惊喜地发现屋内墙边的竹桩旁竟然发出了竹笋，过了些日子，那竹笋长成了一株碧竹，这让他欢喜不已。他想到了古人“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典故，便给这间茅屋取名“有君堂”。
在李可染现存作品中，我们发现最早钤“有君堂”朱文印的是1943年的《执扇仕女》、钤白文印的是1945年的《放鹤亭》，这两件作品都是在盘溪创作的。有专家说，李可染40年代作于重庆和北平两地的作品，不管是山水还是人物，多半或署款有君堂”，或钤印“有君堂”，不见别的斋号。
李可染在国立艺专任教期间，心情特别好，创作颇丰而且精品不少，包括被后人视为其代表作的《执扇仕女》《放鹤亭》等。课外画余，他还时不时与学生一起开展唱京剧活动。他擅长操琴，许多同学都感受过有“可染伴奏”的快乐时光。
《牧牛图》
徐悲鸿多次要求换画
对于李可染在盘溪时期的艺术追求，徐悲鸿有这样的评价：“徐州李先生可染，尤于绘画上，独标新韵，徐天池(名渭)之放浪纵横于木石群卉间者，李君悉置之诸人物之上，奇趣洋溢，不可一世，笔歌墨舞，遂罕先例，假以时日，其成就诚未可限量。”几十年后，徐悲鸿的看法得到了印证。
能够得到徐悲鸿的赏识，李可染颇为感动。虽然他没有拜徐悲鸿为师，但他一直把徐悲鸿当作老师看待。说到李可染与徐悲鸿的逸事，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大约在1942年，海外一个国际团体到重庆参观，由文工会接待，为布置会场，借了李可染的一批水彩画去挂。这些作品画的都是金刚坡一带景色，被徐悲鸿见到了，托人带信去找李可染，说要以自己的画交换李可染一张水彩。李可染回答说：“我的画还很幼稚，徐先生是美术界前辈，他喜欢哪张就拿哪张好了，我怎敢同他的作品交换呢？”
不几天，李可染就接到徐悲鸿的来信，说已取走他的一幅风景，并以自己的一幅“猫’画相赠。在1945年的联合画展上，李可染所作《牧童遥指杏花村》挂在进门处。开幕之日，就挂上了“徐悲鸿订购”的红色纸条。
有一次，徐悲鸿又提出与李可染交换画作，这让李可染受宠若惊。他说：“我的画，徐先生看起哪幅拿就是了，何苦要换。”但徐悲鸿还是坚持与他交换。
当时徐悲鸿也住在盘溪，距国立艺专约2里路，李可染常去拜访他。在徐悲鸿的家里悬挂着一幅齐白石所画的《残荷》，给李可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可染在徐悲鸿那里饱览了他所珍藏的画册、画片，以及七八十幅齐白石的作品和齐白石手书的行述(自传)，不禁心生景仰。这个时候，他万万没想到，有一天会拜在齐白石门下。
在与徐悲鸿交往的过程中，李可染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林风眠与徐悲鸿都住在盘溪，住所相距不远，但彼此并不往来。他们同在法国留学，甚至是同一所学校，并且回国也是乘同-艘船。李可染觉得奇怪。他试探过二位老师的口风，彼此并无过节，只是没来往而已。他想，我能不能让两位大师握手呢？此后，他两边说项，二位口气有些松动。一天，他陪林风眠去看望徐悲鸿，徐悲鸿听说林风眠来了，颇感意外，倒履相迎。这次会面，大家尽欢而散。临别时，徐悲鸿说，3天后，我设宴招待你。很快，徐悲鸿如约设宴，艺专的好几个学生出席作陪。
抗战胜利后，李可染接到两个聘书，一个是北平艺专的，一个是国立艺专(学校已决定迁返杭州)的。这叫他很是为难：北京是文化古城，又有故宫的收藏，还有自己仰慕的齐白石和黄宾虹；而国立艺专是他的母校，有他的老师和朋友。但最后，他选择了北平。
《花果山》
白石老人青眼相看
在北平，因为是徐悲鸿介绍的，齐白石对李可染倒是很客气。1947年春天，李可染带了20多张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去拜见齐白石。
当时，齐白石已名满天下，况且又是83岁的老人，对于一般性的应酬，他只是礼节性地敷衍一下。他正在躺椅上养神，画送到手边，接过来随手翻看了两张。最初他是半躺着的，看了两张之后，便不由自主地坐了起来，再继续看，眼里便放出亮光来，身体也随之站了起来，边看边说：“这才是大写意呢！这才是大写意！”
齐自石晚年有个习惯，认画不认人。看完画以后，他才将注意力转移到李可染身上，问：“你就是李可染？”李可染忙回答说：“是，是。”齐白石高兴地赞许道：“30年前我看到徐青藤真迹，没想到30年后又看到你这个年轻人的画了。”徐青藤即徐渭，是明朝著名的花鸟、山水画家，其画以用笔豪放恣肆、潇洒飘逸而闻名，对后世有极大影响。齐白石生平十分推崇徐渭，由此可见他对李可染的赏识。
接着，齐自石满含深意地说：“但我看你的画像是写草书，我一辈子都想写草书，可我现在还在写正楷……到了该告辞的时候，李可染起身，齐拍石却要留饭。李可染客气，一再推辞，惹怒了老人，他朗声说：“你走吧，不送你了。”这时，齐家人忙暗示，留下吧。李可染才急忙说：“好好，留下留下。
齐白石喜欢李可染，有心收他做徒弟。一天，他问李可染：“可染，你愿意拜师不？”李可染忙说：“您老早已是我的老师了，难道不是吗？”齐白石不开腔了，其后一直闷闷不乐。家人仔细了解后得知，原来是因为李可染不拜他为师。他说：“可染因为画得好，不愿意拜师了。”后来，有人和李可染一说，他才恍然大悟，于是跑到齐白石家撒了一个善意的谎：“齐老，我没有什么东西孝敬您老人家，所以才不敢拜师。”齐白石一听，笑逐颜开：“什么钱不钱、礼不礼的呀，我有钱！只要你一句话。”“哦，这样呀，我拜我拜，我马上就拜。”就这样，李可染与齐白石的第三子齐子如一同磕头，拜齐老为师。
据说，李可染拜师不仅没给老师送礼物，反而还得到老师的礼物——齐白石画的《五蟹图》。上面题有文字：“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书画可以横行天下矣。
李可染跟随齐白石10年，学了不少东西。齐白石每次画完后，一般都在画的背面画圈，表示画的质量，有画3个圈的，也有画4个圈的。画4个圈，表示他认为这幅画质量最好，自己最满意。他总是让李可染挑圈多的画拿去。
1957年，李可染要同关良去东德访问。临行之前，他去看望齐白石。齐白石拿出一盒珍贵的印泥送给李可染。这是他用6两黄金买的6两极品西洋红，共两盒，他自己用了一盒。齐白石说：“你这次要走好几个月。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见得到。要是见不到了，你用这印泥的时候就会想起老师了。
未料想，齐拍石一言成谶。李可染从东德访问归来，齐白石已经过世了，一别竟成永诀。
《黄山纪游图》
可染山水笔墨有声
“文革”中，李可染厄运缠身。他被批斗，被关进牛棚，却处之泰然。他把写检讨书当作练书法，一笔一划认真至极，旁人都不理解。多年后，他才告之，那是在练字。后来，他被送到文化部湖北丹江口五七干校，先是拔草，后来守传达室、接听电话。这一时期，他不能绘画，不能写字，更多时候，只能“内省”,就是在心里思考。
“文革”结束后，李可染欣喜万分，请人刻了两方印，一方为“白发学童”，一方为“七十始知己无知”。春天来了，他想远足写生，然而他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而且又有足病一趾。他听说截去重叠的脚趾，就可以走路，于是要求做手术。医生劝他：“算了吧，您老已经70了，何必呢？”他再三坚持，最后，医生只得给他截掉3个脚趾。动了手术，还躺在医院里的他，就开始策划要去的地方了。
1977年夏，李可染在夫人邹佩珠、弟子李行简的陪同下，踏上了采风的路途。他们登庐山、上井冈山——三上黄洋界。每到一处，他总是不顾一切，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写生作画当中。回京之后，他创作了巨幅《革命摇篮井冈山》。同年，还创作了《襟江阁》《清漓风光图》等巨幅作品。第二年夏，李可染又开始了黄山、九华山、泰山、三峡之行。到黄山后，他顶风冒雨登上玉屏楼和北海，在山上居住了一个多月，观察、体味、摹写、凝思，日后他的许多黄山作品大多孕育于此。
因声名在外，各种来访者也纷至沓来，李可染不堪其扰。他不得已，只好在门旁贴一启事：“年近八旬，身体多病，而社会干扰日无暇晷，实有损老人健康和工作。现遵医嘱谢绝来客和笔墨酬应，同志关爱，当见谅勿罪，实不胜感谢之至！”但“恶客’还是挥之不去。李可染晚年，有许多作品都是躲”在北戴河完成的。他每次去，都是一下车就理纸磨墨，极少有时间到海边散心。
1989年12月5日，中国国画研究院的同志来家里谈工作，李可染与之谈了大约一刻钟，就说：“我要休息一下。”语毕，靠在沙发上，脸色煞白。李夫人闻讯后急请医生来，但已无力回天。
12月22日，李可染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治丧委员会的悼词中写道：
他面向祖国壮丽河山，写生于大江南北，辛勤耕耘，立足生活，借鉴传统，多方探索，使古老的山水画获得了新的生命。
可染先生对中国山水画的理解是：江山就是祖国，画山水就是“为祖国山河立传”，因此，他的画就是他诚挚、坚贞的爱国热忱的体现。
可染先生的山水画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促进了民族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成为中国画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可染先生作为杰出的艺术教育家，他那精湛的创造、刻苦的实践、明澈的画理画论、质朴无华的作风，春风化雨般培育着后人，形成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出现了一个活跃于画坛的“李可染学派”。
可染先生不仅是在中国画坛辛勤耕耘七十余年的一代宗师，而且在艺术观念的开拓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影响早已越出美术界，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评价。
作者｜姜孝德
原文发表于《红岩春秋》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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