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吴作人1950年创作的《特等劳动英雄李永像》近年来屡次在大型展览露面，它被看作是国家美术史叙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但关于此作品过于政治化与符号化的解读却并没有挖掘其后的美术史意义，经笔者研究发现，《特等劳动英雄李永像》的创作与国家1950年的英模表彰大会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的“英模速写”运动有着直接关联，而吴作人的创作显然成为了这一次“英模速写”运动的典范，他尝试探讨并最终确立了一种新中国“劳模图式”，并在随后的岁月里被众多艺术家所筵席。
关键词：吴作人；《特等劳动英雄李永像》；英模速写运动；劳模图式
引言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藏吴作人1950年创作的《特等劳动英雄李永像》近年来屡次在大型展览中露面。作为美术馆藏品虽然它的展出频次很高，但却尚未有关于此画的研究存在；而在吴作人艺术生涯叙事当中，在其个人年表1950年这一栏，我们甚至也看不到关于此画的任何记录。但实际上来说，《特等劳动英雄李永像》却极具时代典范作用，不论在宏观的美术史叙事中或是吴作人的艺术生涯里，它都承载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的 “英模速写”运动
1950年，对于新近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来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1949年，随着“华北大学”三部的融入，在老国立艺专的“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下，纳入了来自解放区的美术教育思想即“延安学派”。新中国的建立，文艺思想政策与方针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论是曾经处于国统区的艺专教员还是来自解放区教员，他们都需要尽快学习与贯彻“文艺二为”以及“第一次文代会”中提出的精神，并将此落实到实际的美术创作中。
这一年，在国家层面中，为了嘉奖与表彰为解放事业与新中国建立在各个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的战斗英雄与劳动模范，中央政务院决定于9月25日在北京召开表彰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不仅是新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表彰与奖励大会，同时也是一场盛大的政治检阅与革命总结活动。中央美术学院全院师生上下对此次表彰大会表现的非常积极并且极为重视，据《人民日报》1950年10月8日刊载新闻称“中央美术学院全院师生工警，于四、六两日分别听取了战斗英雄魏来国、彭彦雪、李殿冰、田广文、刘虎成和劳动模范赵占魁、赵桂兰、李永、李凤莲、赵国有、张树义、李顺达等人的报告。徐悲鸿院长号召全院师生工警向英模们学习，并要充分利用造型艺术，来描绘和宣扬英模们的丰功伟绩。王朝闻副教务长更具体地指出了英模们的事迹就是优美的叙事诗、小说、连环画，因为事迹本身就充满了说服力，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学们并在两次演讲会后，请英模们参加小组座谈，更亲切、更完整的英模面貌，映入到同学们的心目中。”[1]徐悲鸿本人亦在文章中提及此事，他写到“我们又在本年全国英模大会期间，写出近百幅战斗英雄与劳动模范速写，雕刻家滑田友王炳照两人，亦塑成英模像多种，中央美术学院皆为制模传布，一九五一年全国展览会中均能展出。”[2]另外，从1950年第5期《人民美术》杂志上可以大体了解这次英模速写活动的成果，《人民美术》杂志刊登了包括：徐悲鸿《空军学习模范曲以祯》、吴作人《四川澎溪植棉劳模贺松庭》、王式廓《二野战斗英雄桑金秋》、李桦《天津化工厂创造改造技术模范刘宝忠》、董希文《四野战斗英雄赵兴元》、周令钊《子弟兵的母亲、农业劳动模范戎冠秀》、韦启美《海军工作模范隋树德》等人的速写作品。这些作品大体都是以速写的形式绘制的英模头像或半身像。
这次速写运动是如何在美术学院进行的呢？依据一些留存作品以及旧照片大致可以钩沉出当时的场景，从1950年徐悲鸿为战斗英雄苟富荣画像的照片上来看，苟富荣坐在较高的椅子上，徐悲鸿及其右侧的人（为王式廓）正在为苟富荣作画。照片传达出两点信息：第一，当时为英模作速写并非只是一人对一人，而是一个英模对应多个老师或学生；第二，从徐悲鸿及其学生所用材料来看，这次活动已经不仅限在速写层面，有些人已经着手进行油画创作了。从其他的一些留存的材料可以很充分的论证以上两点信息，例如关于李长林的速写作品徐悲鸿、王式廓皆有之；女战斗英雄郭俊卿的速写则包括艾中信、王式廓、吴作人等。而徐悲鸿以油画形式绘制英雄模范肖像就有《骑兵英雄邰喜德》、《郭俊卿像》、《李长林像》等。
吴作人 郭俊卿像 1950
从以上史料上来看，这次英模速写活动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全院上下的一件大事记，并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
二、从“英模速写”到《李永像》创作
对于吴作人自己来说，1949至1950年也是较为特殊的时间节点。这段时间吴作人参与了几次重要的美术大事件，首先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其次他组织了全国第一次美术作品展览会；而且还在会师后的中央美术学院担任教务长一职。吴作人在这段时间深切体味到“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艺方针，以及党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正是他多年追随徐悲鸿先生所探索、所追求但始终还没有得到完善的写实主义的深化和发展”。[3]
“英模速写”运动作为中央美术学院1950年的一次美术大事件，吴作人作为领导干部理应处于积极引导的位置,吴作人目前留存有多幅“英模速写”包括《陶俊岐像》、《郭俊卿像》等，另外尚有几幅未定名的油画稿。按照以上的线索推测，《特等劳动英雄李永像》的完成应该就是与这次“劳模速写”运动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
吴作人 陶俊岐像 1950
吴作人在“英模速写”运动中不只画了一位英模，但他又为什么要选择将李永作为最终油画创作表现出来，而并不是其他的英模呢？
（左）1950年 李永全国群英会上 （右）1950年9月25日 毛泽东号司机长李永 家属提供
从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与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前后的中央新闻中可以佐证，这里有很多关于李永的报道。譬如“1950年9月22日，各地英雄模范代表抵达北京，代表们在车站受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各人民团体的领导机关以及北京市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5000余人的热烈欢迎。董必武、林伯渠、陈云、聂荣臻等先后致欢迎词，战斗英雄代表刘梅村、工业劳动模范代表李永、农业劳动模范代表戎冠秀等致答谢词，他们一致表示，能够参加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感到无限光荣。”[4]随后“26日上午，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分别召开，战斗英雄刘四虎、张英才、张明及女战斗英雄郭俊卿等发言; “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长李永，新纪录运动的创始者沈阳第三机器厂车工赵国有，铁路劳模代表、新中国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等在工农兵劳模代表会议上作了报告。”[5]以上两则报告说明李永是工业及铁路领域的典型代表，即使在几百人的英模队伍中他依然是典型之中的典型。而在10月4日、6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英模报告会上，李永也前往做了发言。这给了吴作人与李永深入了解与见面的机会，作为以“写实主义”为倡导根基的“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成员，吴作人的创作必须要建立在写生的前提之下，李永的到来在艺术创作上又恰恰符合吴作人的要求。
李永驾驶“毛泽东号”
但《李永像》的表现即使是油画创作又与其他人的英模油画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例如徐悲鸿的油画创作只是在原本素描的基础上填上了颜色，而《李永像》的表现是将李永置换到一定的环境中了，可见《李永像》的完成最终又超出了这一次速写运动的范畴。这件作品极有可能是吴作人在为李永绘制速写之后，又自己搜罗有关“毛泽东号”的素材最终完成的一张油画创作。
吴作人 《特等劳动英雄李永像创作速写稿》
这样的推测基于以下四点考虑：第一，油画创作中的李永面貌特征极为细致入微、活灵活现，富有神采，并不像是摹写照片就可以表现出来的。第二，依据一张李永驾驶毛泽东号的照片来看，这张照片的拍摄角度采取仰视视角， 而吴作人的创作是采取平视视角，如果要通过写生的方式进行完成，吴作人必须搭梯子进行绘制，这种情形是极为不现实的。第三，按照1954年，吴作人创作的《齐白石》像可知，吴作人在创作过程中就采取了先绘制齐白石素描头像，再绘制创作草图，最终完成油画创作的方法，这或许是吴作人一贯创作人物像的工作方法与流程。而从目前保留的《特等劳动英雄李永像》的相关材料来看，吴作人虽并没有保留一张李永像的素描头像稿，但尚且留存有一张创作草图。这张创作草图与最终创作略有不同的是，第一，它省略掉了毛泽东号上的毛泽东形象。第二，如上文推测，他把仰视视角改为了平视。其他基本与油画创作一致。这一证据可以印证第二点中笔者对于吴作人创作的推测。第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李永驾驶机车方向盘的手臂与李永的左半侧身型显得又极不自然，似与右半部身形与头部发生了脱节，极有可能李永握方向盘的这只手是吴作人靠着想象完成的。
三、吴作人图式中的“毛泽东号”与“李永”
《特等劳动英雄李永像》油画定稿创作呈现的是一正向左侧前进的“毛泽东号”机车，车上有一位驾驶员，在驾驶员的后半部列车厢内似为一铲煤工。画面中的三个基本信息最容易被注意到即：毛泽东号、ㄇㄎ—304号、驾驶员形象。
由于距离当时时间久远，这些基本信息今天已不甚明了。其实“毛泽东号”机车在新中国铁路史与解放战争史中都占有重要位置，它为第一代（1941年大连生产） 型号为ㄇㄎ1-304号的蒸汽机车(ㄇㄎ名称取自“Mikado”或南满州铁道命名方式“ミカ型”（Mika），ㄇㄎ为民国的注音符号，民国政府当时以注音符号为机车命名，目前台湾地区仍然沿用这一注音习惯)。毛泽东号煤水车总重155.42吨，构造速度80公里/小时，隶属于哈尔滨机务段。1946年，哈尔滨机务段工人们，将该车修复。当年10月30日，这台机车被命名为“毛泽东号”机车。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号”机车承担着运送部队和战争物资任务，为战时军需解决了很大的负担。李永从1947年就开始担任该车的第二任司机长，并执行完成了很多艰巨的任务。1950年，李永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推选为全国劳动英雄。9月22日，参加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汇集到丰台车站。受中央政府选派，李永亲自驾驶“毛泽东号”机车，载着这些来自各地的英模驶向北京。
吴作人 《特等劳动英雄李永像》 布面油画 160cm×128cm 1950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吴作人在画面中巧妙地将英雄人物、领袖标语、共和国功勋事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成功的创作了一种新的“模范图式”。这张绘画在绘制成功之后，就留存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作为教学典范被重复观摩与参照，成为后世学习的著名案例。
徐悲鸿在1951年发表《新中国一年来美术上之成就》一文，嘉奖此画，他说：“若以美术眼光观之，就我个人狭窄之见，一九五零年度美术上之产品，当以董希文氏之《革命干部帮助翻身农民拖犁耕作》、吴作人之《劳动英雄李永》、戴泽之《土改时之飘儿会》及《和平签名》、冯法祀之《诉苦》、滑田友、王炳照之《英模像》以及中央美术学院集体创作《美帝侵华百年史》、周令钊之《林则徐斥责英领事》、邵宇之《上饶集中营》连环体之追写，皆可记录。”[6]《特等劳动工人李永像》是徐悲鸿在绘画领域唯一点名表扬的“英模类”作品。这是因为，吴作人对于“英模”的表现不同于其他人，这并不是说别人的写实能力不及吴作人，而是因为他更注重将“英模”还原到特定的工作场景中，而非“英模速写”运动的写生行为而就止。吴作人的这种尝试构建了一种英模绘画的新范式，而吴作人对于主题内容的敏锐把握，也成为表现铁路题材的先锋，引领了接下来的一批有关铁路题材的宣传画创作。
作者｜尹鼎为
原文发表于《荣宝斋》2015年11期
编辑｜郑丽君
注释：
[1] 朱寿光 洪斌：《中央美术学院和燕大等校邀请英模代表作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10月8日。
[2] 徐悲鸿：《新中国一年来美术上之成就》，原载1951年4月1日北京《新建设》第三卷第四期。
[3] 萧曼 霍大寿：《吴作人》，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222页。
[4] 《全国各地英雄模范代表抵京》，《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第1版。
[5] 《全国英雄模范两代表会议第二日分别集会听取典型发言 刘副主席聂代总参谋长向两会代表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9月27日，第1版。
[6] 徐悲鸿：《新中国一年来美术上之成就》，原载1951年4月1日北京《新建设》第三卷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