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博物馆学的藏品研究是博物馆学的重要话题，国内外学者多有论述。苏珊·皮尔斯（Susan M.Pearce）对博物馆收藏实践和藏品符号学分析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刻的研究，认为在物质文化视野下，收藏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并和物的收藏史存在对应关系：还可通过符号学的方法对博物馆藏品进行阐释。虽然在新博物馆学影响下，博物馆开始注重对人的研究，但以物为对象的研究在博物馆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苏珊·皮尔斯的研究可以为国内博物馆藏品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

关键词：博物馆，藏品研究，苏珊·皮尔斯，收藏模式，符号学

一、国内外藏品研究综述

（一）国内研究综述

苏东海先生曾提到，对物的研究一直是博物馆的基础研究，博物馆的多功能研究也是以物为圆心开展的。【1】在他看来，物件是博物馆存在的本质。在博物馆物的意义方面，苏东海曾从博物馆物的认识论、知识论、情感论、价值论、发展观、经济观六个方面论述了博物馆物的特殊存在形式及价值。【2】由此说明以博物馆物为对象的研究依然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国内博物馆学界对博物馆藏品的的认识和研究也更加深人和系统。

首先，关于博物馆藏品概念，宋向光曾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博物馆界对博物馆藏品概念的研究成果，他使用国际层面的“物证”一词，把博物馆藏品界定为“博物馆根据收藏标准和履行特定工作程序收藏、管理的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证”【3】。其次，在博物馆藏品的意义方面，宋向光曾从“自我”“历史”和“现实”三个层面深入分析了博物馆藏品的意义，阐释了博物馆藏品意义的实质是社会行为的物化。【4】此外，关于博物馆藏品在博物馆中的地位和作用，宋向光认为应该从“以博物馆藏品为讨论的基点和出发点”转向“从博物馆的整体的角度讨论藏品在博物馆中的地位和作用”【5】。近年来，关于博物馆藏品概念的演变，徐玲提出了新的观点，她认为博物馆藏品概念的演变是不同时代博物馆“物”“馆”之间关系变化的反映。【6】

随着近年来博物馆人类学的兴起，开始有学者把关注点从博物馆内的物件转向博物馆标本的采集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先清的文章《物件的文化：中国学者的早期田野采集志反思》【7】，文中提到了苏珊·皮尔斯的书《收集》（On Collecting）【8】中有关采集的研究所涉及到的维度的内容，引发了对博物馆收藏领域新的思考。

（二）国外研究综述

很多国外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对博物馆藏品提出看法。其中，美国的罗素·贝尔克（Russel Belk）强调藏品的物质性和消费性，他将收藏的概念定义为一种消费形式，并且认为收藏使强调消费和物质有了合法性。皮尔斯的学生保罗·马丁（Paul Martin）认为，收藏是一种“化妆舞会”，在日益焦虑的时代可以提供安慰。除此之外，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还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讨论收藏行为，表明个人的收藏行为与童年经历有关。而约翰·福里斯特（John Forrester）在分析弗洛伊德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收藏是人们一种建立个人的身份认同的行为。因此可以把收藏的欲望看作驱使表达个人特殊性的功能，并把收藏视为体现个人性格的线索。【9】

英国学者苏珊·皮尔斯在博物馆学相关领域写过大量的文章，对博物馆收藏和藏品研究作出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其中，就物件（object）来说，皮尔斯提出可以通过三个角度来考察。第一，物件可以被当作人工制品（artefacts），这关系到体现物质文化在社会中如何共时地发挥作用的实用主义的视角。第二，物件可以被当作符号（signs）和标志（symbols），创造分类和传输可读信息。第三，物件可以根据含义（meaning）来研究。【10】

实际上皮尔斯提出的物件研究的三个角度分别是从功能主义、认知主义、阐释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的。首先从物件的功能主义来看，物件被人类所创造或者被赋予人文含义，进而在物质文化、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等领城发挥作用，物件也因其功能的发挥来实现其意义；其次从物件的认知主义来看，由于物件功能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物件的分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方便了各类物件功能的发挥和对物件本质的认知最后从物件的阐释主义来看，历史的原因造成物件含义的差距，对物件含义的阐释成为研究物件的重要方式。总的来说，物件研究的视角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深人获得新的突破，对博物馆藏品的认识也是随着人文学科推进而深化的。

二、物质文化视野下的收藏模式与实践

（一）物质文化

“物件研究（the study of objects），通常又称为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11】，是一门涵盖内容广袤的学术领域，它既涉及人类学、历史学的内容，又跟考古学、博物馆学密切相关。曾小英曾引用皮尔斯的观点阐述了物质文化研究的历史和过程，她梳理了物质文化研究的过程从简单的物件研究开始，“这种研究通常以物件所属的学科，如艺术史、地质学等，为其探讨的基础，帮助人们了解博物馆拥有什么物件，以及为什么、如何拥有它们。”【12】同时，皮特·瑞弗斯（Pitt Rivers）提出新的看法，“认为物件研究的目标，应是物件的意义，及收藏行为与收藏品之间的关系如何形成物件的意义。”【13】随后考古学家们开始注重对博物馆藏品的收集和研究，之后又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影响下，物件研究逐渐深人和全面。

此外，朱丽亚·哈里森（Julia D. Harrison）在《1990年代的博物馆理念》（Ideas of museums in the 1990s）【14】中提到物质文化研究的发展可能拯救了博物馆的人类学。她认为，物质文化的复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新的学术对物件的兴趣使物件及其社会关系得以被重视和研究，这些研究为博物馆里物件的思考提供框架；第二，一些博物馆展览引发的公众争论引起了人们对物质文化和博物馆更大的兴趣，大家开始更多地关注博物馆权威的问题和策展人在展览中决定和解释信息的权利。

物件和藏品都是物质文化研究的一部分，物件本身和被当作藏品的物件具有本质的差别，当博物馆的藏品在进人博物馆成为藏品的角色之前，还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苏珊·皮尔斯在《阐释物件和藏品》（Interpreting Objects and Collections）【15】的引言中提到，所有被收集的物件开始于藏品之外的身份，之后它们成为了藏品，然后进入了一个有文献资料、陈列展览、照片和出版物的博物馆。关于物件的研究相比于藏品研究来说时代更早，而藏品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在物质文化研究中找到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皮尔斯在《博物馆物件》（Museum Objects）【16】中曾说过，“物质文化”是被用作收藏性的一个名词，也就是说，物质文化本身就与收藏密不可分，物质文化研究与收藏研究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内容都跟物件相关。

（二）收藏模式

收藏者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和品味决定了对于藏品的选择，收藏个体的差异也导致了收藏方式的不同。苏珊·皮尔斯在《收集的再思考》（Collecting Reconsidered）【17】一文中根据收藏者与藏品的关系，提出了三种收藏模式：纪念品式的收藏（collections as souvenirs）、拜物式的收藏（fetish objects）和系统的收藏（systematics）。李子宁在《从殖民收藏到文物回归：百年来台湾原住民文物收藏的回顾与反省》【18】这篇文章中也就皮尔斯提出的这三种模式进行了分析。

首先，纪念品式的收藏主要来自于个人和他们的历史生活。这些物件的本质是过去经历固有的一部分，它们拥有把过去带到现在的力量。但是纪念品代表着个人的过去，很少有人对其他人的纪念品感兴趣。纪念品式的收藏把一个大的复杂的经历向更小更简单的规模转变，以使人们能看懂。它们使公众的事件私人化，使历史成为私人拥有。纪念品在观念上与浪漫主义相关联，在这里物件从属于第二角色，也就是说，重要的是物件背后的意义而不是物件本身。

其次，是拜物式的收藏。拜物式的收藏不是有组织的，而是由收藏者自己安排的。他们需要的是尽可能多的物件，而不是有代表性的样本。拜物式的本质在于物件和它的收藏者之间的关系，在定义收藏者强烈占有欲和对物件虔诚的态度上，物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纪念品式的收藏截然相反。拜物式收藏的分离特点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很少被展出。但是有迹象表明，这种拜物式的收藏在社区中比较普遍，从而我们也开始关注其社会意义的要求。尽管纪念品式和拜物式的收藏有本质上的不同，但两者都试图建立一个私人宇宙，并且都将物件脱离其产生的社会关系，否认过程和冻结时间的影响。因此在博物馆，他们被认为是没有关联的和静态的。

与前两者截然不同的是系统的收藏。系统的收藏取决于收藏者认知的外部世界的组织原则。拜物式的收藏通过物件的积累来完成（accumulation of samples），而系统的收藏通过选择代表性的物件来完成（selection of examples），所以重点在于物件的分类，把标本从它们的环境中提取出来并放人同类的关系中。系统性收藏吸引观众进入它们的框架，可以说在系统的收藏中有双向的关系，包括藏品的收集和观众的参与学习。系统性收藏的本质是人们根据分类的观念和外部世界的连续性建立起藏品系统，而持续不断的建造过程反映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鉴别和态度。

虽然苏珊·皮尔斯说明了不同的收藏模式的特点和差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收藏者和藏品体现了多个模式的元素，在现实情况中，收藏的模式往往不是单独存在或固定不变的，很有可能随着历史变迁而转变。

（三）历史与实践

上文提到的多元的收藏模式体现了收藏者或博物馆因不同的收藏目的或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收藏模式的差异，也反映出收藏行为在历史进程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莎伦·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的《收集实践》（Collecting Practices）【19】中，麦夏兰对收藏实践的发展史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可以发现，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体现了某个有代表性的收藏模式。

首先，在中世纪至文艺复兴之前，收藏在社会中还没有广泛流行，大量的珍宝集中于皇家、教堂等地方，为特权阶级所享有。这些作为收藏品的物件因其来源、历史等因素往往具有纪念品的收藏价值，在这一时期，纪念品式的收藏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主流收藏模式。同时因其收藏品主要来自少数人的历史生活，所以这种收藏模式往往具有私人化。

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学术精英掀起了一股收藏的热潮。他们的收藏远离皇家宝藏或宗教遗物，而且开辟出专门的空间和陈列柜用于收藏和展览。物质文化的繁荣、古代文献的传播、航海旅行中新的发现，通讯和交流形式的成熟，这些都是促进这一时期收藏繁荣的历史因素。这一时期的收藏行为致力于带来新发现并赋予其意义，这也符合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发展需要。然而这种收藏缺少组织性，却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注重物件的占有和积累，体现了拜物式收藏模式的特点。

到了17世纪，关于如何组织并将物件形成有意义的藏品的新想法开始取代之前的一些实践。系统观察和比较物件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关键特性，原先与宗教有关的分类习惯被类型学所大量取代，藏品分类方法进步，变得更科学合理。博物馆在收藏行为中的作用得以加强。这些收藏实践表明，物件是有意义的，把物体从它们既存的世界中移除，并把它们安排在指定的空间里，可以领悟出它们的意义和秩序。从这一时期开始，收藏模式开始朝着系统的收藏方向转变，进而建立起藏品的系统和参观的框架。应该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其他的收藏模式并没有完全消失，而非系统的收藏也一直存在。

虽然在麦夏兰对收藏发展史的阐述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对应的主流收藏模式，但这种对应也是相对的，因为每一个时期的收藏模式都不是单一的，可能存在多种收藏模式的交叉，而且收藏模式也很有可能随着发展而转变。可以肯定的是，在收藏发展史中，不管是个人还是博物馆的收藏，都在逐渐走向民主化和大众化，正如迪迪尔·马略厄夫（Didier Maleuvre）所说，这是一个收藏的民主化和“博物馆渗透文化意识”的时期。【20】

三、符号学视野下的博物馆藏品研究

皮尔斯在她的大量著作中提到用符号学的观念、方法来分析博物馆物件，她认为，符号学的分析框架对理解物件运作的方法很有帮助，其中，在她的文章《作为意义的物件：或叙述过去》（Objects as meaning：or narrating the past）【21】里，她就以英国陆军博物馆（National Army Museum）中收藏的一件红夹克为例，利用符号学物件分析模式对这件藏品进行阐释。

（一）物与个体

为了了解藏品的历史背景和它所蕴含的意义，皮尔斯首先交代了这件夹克的时间和空间的确切内容。在滑铁卢战役中，安德烈中尉在英国军队和法国军队的对决中受伤，他当时穿着一件红夹克，夹克上显示出伤口的痕迹，以及在战争中留下的眼泪和污渍。由于这件夹克最初由安德烈中尉自己保存下来，它对夹克主人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件藏品具有纪念品的性质。通常个体的经历对其他人的兴趣很有限，但是很多人认为夹克值得观看，因为它具有让我们振奋的品质。在博物馆中，皮尔斯称它为真实事物的能力，并且把它看作巨大的力量。

皮尔斯在对这件夹克进行分析时，强调了夹克的战争背景和夹克的主人安德烈的情况，这对于夹克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纪念品式的收藏，博物馆为了解决藏品不受关注、观众不感兴趣的困境，物件与个体的关系需要被重视，这里的“个体”概念是指物件的主人或物件产生的文化背景，当把夹克与安德烈中尉的身份以及滑铁卢战役的背景相结合来考察时，夹克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物件，它才可以发挥真实事物的作用，带给观众振奋的力量。

（二）符号与社会

这件夹克作为信息关系实体（message一bearing entity）具有真实物件的巨大力量，同时也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作用。皮尔斯站在历史的角度分析，当权的阶级力量倾向于抑制或驱逐那些官方视为危险分子的人，是这样的想法使夹克成为博物馆藏品。从符号学来说，这些物件成为社会语言选择的一部分，他们在修改现有分类和使用规则中发挥了作用。有别于其他的信息实体，夹克的关键方面在于它保留了与滑铁卢战争的转喻关系（metonymic relationship）。

夹克作为符号与滑铁卢战争有一种固有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会随时间而消失，它给出了使我们理解过去和现在的框架，它所包含的象征意义与社会的选择是分不开的。夹克被保留至今并成为博物馆的藏品，不仅仅是夹克主人对它的珍视，还体现了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需求，对夹克的收藏反映了社会的认知和组织原则，同时，它的流传和收藏也对社会和历史产生影响。

（三）观众与意义

皮尔斯认为，物件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也不是观众对它的理解，而是两者之间。物件只有在观众领悟时才呈现它的生命和意义。观众对物件进行观察从而获得领悟的这个过程，罗曼·茵加登（Roman Ingarden）称为具体化。在这个行为中，观看的动力学被显示出来。皮尔斯提到，同一个人在十年后再次看到夹克时可能会出现新的眼光，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在反映观众的个性发展中充当了一个镜子。只有通过离开熟悉的世界，他才可以进人物件提供的刺激中，很多人觉得这是博物馆的经历的核心。

此外，皮尔斯还注意到，观众在参观过程中会把自己的想象注人对物件的理解和解释中去，而物件具有固定的形式和明确的历史背景。但是如果在观看和对物件的解释中只有无限制的猜测，那结果将脱离与物件本身意义的关系，只留下个人对物件离奇无知的解释。这启发我们需要在物件的意义和观众的理解之间建立一个平衡的关系，这种平衡的建立也有助于实现社会集体对物件的解释达成一致性。

（四）小结

经过以上从三个方面对夹克的符号学分析，可以发现藏品的三重结构：个体、社会与意义，这或许对我们参观博物馆以及物件的阅读有所启发。首先，在展览和参观时，博物馆和观众都应该注意到藏品与个体的关系，尤其是纪念品式的藏品，了解它曾经的主人和它来自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这对理解藏品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藏品也正是因为与个体固有的关系，才承载着所要表达和传播的意义；其次，藏品的保存和流传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在社会选择中有意识地被提取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藏品被赋予了政治、文化等新的内涵。这也说明对博物馆的藏品和展览的考察与社会层面的意义相结合的必要性，最后，物件的意义是我们考察的落脚点，皮尔斯已明确表示物件的意义在于物件自身和观众的理解，物件自身的形式和背景具有固定性，而观众的理解有更多的创造力和可能性，这两者之间会有一种动态的平衡，这也是物件意义的本质所在。

四、结语

虽然在新博物馆学影响下，博物馆开始注重对人的研究，然而这并不代表物的研究不再被重视，相反，以物为对象的研究在博物馆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而且物的研究内容所涵盖的范围甚广，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入发掘。当前，以苏珊·皮尔斯等为代表的很多西方学者在博物馆藏品与收藏领域提出了很多先进的观点和方法，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和思考。本文从苏珊·皮尔斯对博物馆收藏与藏品相关的研究文献人手，结合一些其他学者的理论观点，重点梳理讨论了有关物质文化、收藏模式、收藏历史与实践以及符号学物件分析的相关内容，通过对收藏相关的问题的分析讨论，企图为国内博物馆藏品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思路和经验，引发博物馆研究工作的多方面思考，进而为博物馆研究和工作服务。

作者｜常丹婧（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博士研究生在读）

编辑｜郑丽君

注释

[1]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2]苏东海.博物馆物论[J].中国博物馆，2005（1）.

[3]宋向光.博物馆藏品概念的思考[U].中国博物馆，1996（2）.

[4]宋向光.博物馆藏品的意义：社会行为的物化[J].中国博物馆，1997（3）.

[5]宋向光.博物馆藏品与博物馆功能[J].文博，1996（5）.

[6]徐玲.追求“广博”：博物馆藏品概念的演变[J].东南文化，2011（6）.

[7]张先清.物件的文化：中国学者的早期田野采集志反思[J].民族学刊，2016（1）.

[8]PEARCE S. On Collecting；An investigation into collecting in the Europe tradi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9]MACDONALD S. Collecting Practices，In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M].edited by Sharon Macdonald，oxford；Blackwell，2006.

[10]同[8].

[11]曾小英.由博物馆符号学看民族文物的诠释[J].博物馆学季刊，1996，10（2）.

[12]同[11].

[13]同[11].

[14]HARRISON J. Ideas of museums in the 1990s；In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M].edited by Gerard Corsan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5.

[15]PEARCE S. Interpreting objects and Collec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

[16]PEARCE S. Museum Objects：In Interpreting objects and Collections[M].edited by Susan M.Pearc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

[17]同[16].

[18]李子宁.从殖民收藏到文物回归：百年来台湾原住民文物收藏的回顾与反省[M]//王嵩山.博物馆、知识建构与现代性，台中：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2005：23-36.

[19]同[9].

[20]同[9].

[21]PEARCE S. Objects as meaning，or narrating the past: Interpreting Objects and Collections[M].edited by Susan M.Pearc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