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纪实摄影的再思考》一书中，米歇尔·博格蕊（Michelle Bor-gre）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纪实摄影到底有多可靠，它值得我们相信吗？它和真相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1855年，英国摄影师罗杰·芬顿在拍摄《死亡幽谷》时，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他在现场移动了弹壳，给人展现了一个更富有戏剧感的画面。同样是反映战争题材的作品，历史学家们相信：意大利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在1858年拍摄的《大屠杀后苏孔德拉宫的内部》时，他有可能把一些士兵的尸骨进行了摆布。至少可以确认一点：他重新调整了这些骨头的位置，从而让画面更具舞台效果，更加引人入胜。1865年，因拍摄《战争摄影写真集》而闻名的摄影师亚历山大·加德纳（Alexander Gard-ner），在拍摄《叛军神枪手的归宿》这一作品时，专门把士兵的尸体移动了最少12米，并让其靠在墙上。为了加强效果，他还把自己带的枪放进了画面里。
1936年，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拍摄了那张让她声名鹊起的作品《移民母亲》，也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标志性摄影作品，很多时候被人们视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这是兰格当年的描述：弗洛伦斯·汤普森（Florence Owens Thompson），32岁，无家可归，却有7个孩子要养。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的那段艰难岁月中，经济危机和旱灾使她的生活困苦不堪。她是一名农村妇女，靠捡豌豆供养家庭，土地歉收，她也就无所可捡，只能带着孩子外出寻找工作……这位被贫困和劳顿折磨的母亲，憔悴不堪。她卖掉了车子的轮胎去买食物，走投无路时，只能靠附近冻坏的蔬菜和死掉的动物维持生活。
米歇尔·博格蕊在书中对这组作品的拍摄方式是否道德也提出了质疑。兰格在拍摄这张照片时，首先也进行了一场安排和摆布。当时，拍摄对象汤普森女士有7个孩子，如果把孩子全部都带上，她认为照片不能引发美国精英阶层的同情。于是，她在拍摄汤普森时，选择了其中的4个孩子。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她让两个女孩儿背对着镜头并让她们趴在母亲肩膀上，进行摆拍，以此产生忧郁而伤感的氛围。她之所以会进行这样的摆拍，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宗教油画的影响。
除了摆拍，兰格对照片还进行了修改。由于画面右侧汤普森女士左手的大拇指太明显，摄影师便在暗房里将其移除，但食指却被保留了下来。此外，在图片说明中，兰格为了强调被摄对象“圣母”的完美形象，有意忽略掉她此前丈夫死掉，而自己正和另一位有着两个孩子的男人同居这一信息。这样的信息，同样不利于精英阶层对拍摄对象产生同情。圣母是纯洁、善良而值得同情的，如果一个寡妇和另一个男人同居而没有结婚，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她的想象和同情。
2018年，英国伦敦著名的巴比肯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大型的展览——“多萝西娅·兰格：观看的政治”。展览对她的评价为：“她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她以相机为工具，展现了许多社会不公平现象。也正因为如此，她成了纪实摄影的标杆性人物。”那场展览，我看了很久。那幅《移民母亲》的原片和修改后的照片，被印放成同等大小挂在了墙上。也许，主办方是为了把图片呈现给读者，让他们去思考和评判摄影师的道德问题。为了美感，为了使照片能达到更多的煽动性，兰格对画面中的人物进行挑选，并设计画面和进行摆拍，甚至对照片进行了修改。即使是图片说明，她也是为了达到完美而故意忽略一些重要信息，对读者产生一定误导。
历史上摆拍的人中，兰格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同样被视为纪实摄影的标志性人物的尤金·史密斯，拍摄作品时也多次进行过导演和摆拍。在他的摄影专题《水俣病》里，他清楚地知道在这组选题里需要有一张标志性的照片。所以，他现场导演并摆拍了那张《入浴的智子》。这张照片，成了现代社会的《圣母怜子图》，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米开朗基罗的那幅雕塑《圣殇像》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尤金·史密斯后来也对自己的摆拍行为给出了辩解：“我并不反对摆拍，我不是这条规则的制定者，为什么我要遵守它？！”
除了摆拍，我们脑海里的许多经典照片，因为时间久远而忽略了图说内容，也可能会误导我们。在《纪实摄影的再思考》这本书里，作者米歇尔还给我们列出了另外的例子。
1972年，摄影师黄功吾拍摄了《战火中的女孩儿》，画面中小女孩赤裸着身体，哭着在路上奔跑，后面是几个美军和一片滚滚浓烟。这张照片成为越战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张，并获得普利策奖与1972年的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奖项。初看这张照片，我们会对美军在越南的行为进行谴责，我们甚至会理解成是美军丢下的炸弹从而带来的灾难。而实际情况是：1972年6月8日，当时南越军队正与北越军队在越南一个叫浪滂的地方交战。小女孩儿与家人跟随南越陆军与难民一起，从该地的一处寺庙逃往南越领地，遭南越飞行员误认为敌军而丢下炸弹轰炸。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是否正义，是另一个话题。但这张照片，如果不加上文字说明和背景，会误导人以为是美军丢下的炸弹。后来，是几个美国军人将孩子送至医院，拯救了她。
图片说明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另一张越战的经典照片里。摄影师是美联社的艾迪·亚当斯（Eddie Adams）。1968年2月1日，南越警察阮玉鸾在西贡处决俘虏阮文敛。阮玉鸾（Nguyen Ngoc Loan）背对相机，右臂伸直，左臂垂在身侧。俘虏阮文敛没有穿制服，只穿着格子衬衫和黑色短裤。他的双手被反铐着。尽管有30多岁，看上去比一个男孩大不了多少。子弹的冲击力令他面部扭曲。
第二天早上，全美各地报纸的头版都刊发了这张照片。它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录像一起，让美国人对越南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清晰的认识，并推动了公共舆论的决定性转变。亚当斯的照片则让人质疑美国是否真的在为正义而战。它们加在一起，从两方面破坏了战争的理由，导致许多美国人得出结论，这场战争不仅不能赢，而且也不该赢。亚当斯的照片赢得了普利策奖，《时代》杂志称它为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100张照片之一。
亚当斯于2004年去世，他生前曾对这张照片带来的后果表示不安。他指出，照片本质上总是会剔除背景，比如这张照片的背景是这名俘虏杀害了阮玉鸾手下一个警官的家人。他一共杀死了 30多人，包括几名美军。本来处决的是一个杀人凶手，结果却引发了全世界人们的同情。文字说明如果不详细，会产生意义完全相反的结果。“在这张照片中，有两个人死了，一位是被子弹打中的人，另一位是开枪的阮玉鸾，”他在《时代》杂志上写道。警察杀死了俘虏;而摄影师则用相机“杀死”了那名开枪的警察。也正因为如此，亚当斯写道：“静止的照片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
照片有太多让人曲解的可能。自摄影术诞生以来，直到今天，摄影界对此依然仍然争论不休。好在荷赛这样的官方机构，曾对摄影师参赛要求做出一些规定：参赛者要确保自己的照片提供精确和公正的表达，确保公众不会被误导。摄影师在镜头的选择、光圈的设定、感光度的使用，甚至曝光组合上，都有可能影响摄影的真实性。所以，任何在画面中添加、倒转、反转、扭曲变形、移除人物或物体的行为都不允许；甚至连改变密度、对比度、调整颜色和饱和度在内的调整都应该被禁止。他们还规定：摄影记者也不允许使用影像曝光来柔化画面从而移除一些东西。无论多小的改变或者清除跟真相不相关的事情，都绝对不可以接受，更不能掩盖或清除画面中的物体、人物或背景。
一本书写下来，作者也无法得出结论：摄影是否能为我们找到真相。但是，她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引发我们的思考，是有意义的。作为一个摄影人，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是否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我们所拍摄的影像是否只能够表达出事物核心的一面。我们更要警惕一些摄影作品，要么摆拍要么修改图片内容，要么写上不实的图片说明，抑或是被剪裁或放大从而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意义。我们要防止自己的照片被不同的人利用，从而偏离了想要表达的主题。
米歇尔·博格蕊还在书中给了我们一个善意提醒：影像并不客观，它与事物的真相相连，但它并不是事物的真相。有时候，有图未必有真相。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偏离真相，还有可能让我们在寻求真相的路上越走越远。
作者｜安光系
原文发表于《中国摄影报》2020年11月27日003国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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