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一川是20世纪中国重要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不可忽略的一位艺术大家。“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是由中央美术学院与广州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一次纪念回顾展，也是纪念胡一川诞辰110周年活动之一。展览立足于作品和文献材料，详尽梳理了胡一川的艺术生涯和人生际遇，为21世纪的我们了解和认识胡一川提供了多维的角度和路径。
关键词：胡一川；艺术；作品；文献
2020年11月18日，“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正式开幕。本次展览位于美术馆二层B展厅，共计展出约500余件作品和文献，为今天的观众认识胡一川这一成长于革命岁月的艺术家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胡一川的艺术生涯极为丰富。他早年投身中国新兴木刻运动，30年代加入左翼美术家联盟，40年代率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抗战前线开展敌后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胡一川在不断探索和突破油画语言的同时，为美术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此外，胡一川的人生际遇也充满曲折，幼年丧母，青年痛失初恋，因抗战与爱人分离，抗战结束后，又长期面临着工作与创作之间的纠结和矛盾。因此，对于此次纪念回顾展来说，如何让观众认识胡一川这位艺术经历丰富、人生跌宕的艺术家，既是任务，也是挑战。本文将从这一问题出发，试对此次展览作简要评介。
一、展览的叙事语汇
作品是观众了解艺术家创作风貌的重要媒介，对于此次胡一川纪念回顾展来说，作品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无疑是观众了解和认识胡一川艺术生涯的关键。胡一川的创作生涯可上溯至20世纪30年代的新兴木刻运动，涉及延安文艺、新中国美术等近现代美术史的重要阶段。此次展览所选取的作品基本上涵盖了胡一川从早期到晚年的创作实践。
主展区“站在人生的前线”的前两个版块——“胡一川的木刻与文献”“胡一川的油画与文献”以时序为基本线索，呈现了胡一川美术创作生涯的基本面貌。从早期黑白木刻，如《饥民》《失业工人》《到前线去》等作品，到后来抗战时期的套色木刻，如《军民合作》《牛犋变工队》，观众可以明显感知到胡一川版画在形式、内容和风格的大众化倾向。
胡一川，《饥民》，黑白木刻，1930年
新中国成立后，从50年代的《开镣》到60年代的《前夜》，再到70年代之后的《铁窗下》、《见矿》以及风景画创作，胡一川的油画语言在延续其版画作品含蓄、凝练特质的同时，还进一步发展出了所谓“土油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带有塞尚韵味的绘画面貌，体现了胡一川对于多元风格的不懈探索和包容胸怀，以及他对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持续思考。此外，与创作相关的素材、文献的呈现也为观众对于胡一川的具体创作提供了思考和理解的路径。
胡一川，《见矿》，140×186cm，布面油画，1994年
对于胡一川这样创作经历丰富、艺术思想丰厚的艺术家来说，仅以作品为主线的展览叙事显然既无法为观众揭示作品自身的复杂性，也不能反映胡一川艺术人生的多维面貌，因此原始文献材料的引入就显得尤为必要。此次展览公开了大量关于胡一川的原始文献材料，包括照片、日记、书信、手稿、遗物等实物以及口述和文献资料，其中许多重要的文献材料由胡一川研究所挖掘整理后首次公开展出，这些材料具体生动地向观众展现了胡一川的生活片段、精神风貌以及思想内涵。例如胡一川晚年所写的《我的回忆》一文便向观众展露了他记忆深处那些最难忘的人生体验：幼时对美术的痴迷、童年对贫穷和苦难的体悟、中学时鲁迅先生对他的思想启迪、大学时与初恋夏朋的相识相爱。这些令胡一川铭记一生的人和事，实际上与他的艺术生涯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交织和联系。
胡一川，《开镣》，174×244cm，布面油画，1950年
至此，艺术生涯和人生际遇构成了“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的两个基本面向，而将它们所各自串联起来的两条线索——作品和原始文献材料——也构成了展览叙事的主要脉络。对这两条线索的合理编排，能够让观众将作为艺术家的胡一川和作为现实个体的胡一川这两个形象进行融合，进而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胡一川此生所体现的“前线品质”的萌发和生长。
胡一川，《牛犋变工队》，11.7×19cm，套色木刻，1943年
胡一川，《挖地道》，146×112cm，布面油画，1974年
二、展览的叙事特征
总体来看，此次展览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开场引言和介绍区、作品和文献主展区、以及展现胡一川作为现实个体的结束区，这三个单元由此也构成了展览的叙事逻辑，即从胡一川的经历，到胡一川的作品，再到胡一川的内在。这样的逻辑也形成了一个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利于观众从整体上了解胡一川艺术人生的大致面貌，从细节处认识和理解这位艺术家对于理想和人生的思考和抉择。具体来看，展览在不同单元所呈现的内容体现了策展人对于作品和文献这两条基本线索的不同编排。
开场的引言和介绍区以文献材料为主。这一展区以胡一川自撰的年表和日记为主线，辅以口述调查的视频资料、胡一川不同时期的黑白影像以及现场背景音乐——吉他变调版国际歌，这些材料在营造历史感的同时，也为观众铺陈了一张巨大的回忆网络，上面连结了胡一川生命中不同的片段，承载着胡一川的青春、理想以及事业。纵览这些能够调动视听和心理感受的材料，观众对于胡一川这位革命艺术家的一生的印象无疑将更加立体和生动。
当观众进入主展区“站在人生的前线”，展览的主线便切换到了作品，与文献线索开始构成一种彼此呼应关系。在“胡一川的木刻与文献”版块，胡一川1936年的黑白木刻《鲁迅先生像》与他1991年撰写的手稿《回忆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共同说明了鲁迅先生对于胡一川的深远影响，及其对于新兴木刻运动的推动；1940年前后胡一川与鲁艺木刻工作团成员共同创作的套色木刻宣传画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亲笔表彰信则反映了当时艺术形式大众化、民族化的现实需求，以及以胡一川为代表的文艺战士对这一要求的响应和落实。在“胡一川的油画与文献”版块，《红军过雪山》(1959)的图像、创作草图和同年胡一川致西野的两封亲笔书信则为观众再现了一个具体、详实的创作过程，为人们了解胡一川的创作理念和思路提供了细究的路径。
在“胡一川的美育与文献”版块，展览叙事的主线再次回归到文献材料。这部分内容以书信和手稿原稿为线索，梳理了胡一川在敌后抗战的美术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对于美术教育事业建设的贡献、以及在此过程中所面临的工作与创作之间的矛盾。原始文献材料的独立呈现使得展览现场颇有档案室的氛围，凸显了文献资料自身的学术研究价值。自1937年胡一川奔赴延安担任延安鲁艺教员算起，胡一川从事美术教育事业长达60余年，可以说，这些文献既是他长期奋斗在美育事业前线的见证，也是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发展的珍贵缩影。因此，这些文献史料的呈现既可视为对于胡一川美育事业的肯定和强调，事实上也可作为中国近现代美育事业发展的研究材料加以重视。
在最后一个单元“爱与生死的咏叹——胡一川的苦难与幸福”中，展览的叙事逻辑从作品再次回到了胡一川，但此处与开场区的不同在于，这一版块的内容旨在以胡一川的视角和感受为核心，展露他刻骨铭记的人生际遇和个人情感。展览的叙事线索以遗物、照片、信件等一系列实物为主，意在通过那些承载着胡一川跌宕记忆的实物——例如母亲的头发、父亲的金牙、初恋的照片以及爱人的书信——冲击观众的心理，使观众脑海中的胡一川具有现实个人的情感内核，而非仅仅停留在“版画家”“油画家”“革命艺术家”这类较为扁平的印象层面。至此，作品线索也并未中断，展区现场还陈列了胡一川晚年的书法和油画作品，其中《我的故乡》(1983)是胡一川在老家福建永定中州创作的风景画，作品在再现这位艺术家生命的原点的同时，也为现场遗物所承载的记忆提供了演绎的空间。伴着音乐、浪涛和鸥鸣悠扬的合声，展区末尾的视频向观众交代了胡一川生命的最后归宿——伶仃洋。现场的遗物、画作和视频由此形成了一种叙事张力：在生命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承受苦难和拥抱幸福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只有历经生活磨练的翅膀，才能让生命飞往理想的方向。
三、展览的叙事效果
纵观此次胡一川纪念回顾展，作品与文献相辅相成的叙事方式调动了观众的所见、所感和所思，使观众在了解胡一川作为革命艺术家的面貌时，也能够一窥其深邃的精神世界及跌宕的人生际遇。此外，展览对于作品和文献材料的编排和呈现还使现场给人以不同层面的心理感受。
展览在开头便营造了一种历史感。展柜中陈列的一本本大小不一、破旧发黄的日记以及铺陈于墙面上的黑白影像和照片，都在试图令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胡一川在九十载历史岁月中留下的痕迹。在后续的展厅中，各式的手稿、报纸、书信原件，以及刻刀、徽章、证件等实物原件，都力图建构起一个可供观众想象的历史情境，进而使观众脑海中胡一川的形象具有实在性和真实感。
文献的介入还使得展览在叙事方面给人一种艺术家的在场感，这种感受主要是由展览墙体上所印写的日记引发的。例如在“胡一川的油画与文献”开头所引的一段内容：
我准备以我的全力用艺术的表现方式去赞美新的世界，新的事物，以我所能做到的主观力量去歌颂光明。以照相的方式不能表达出我内心对新社会新事物的热爱，以照相的方式也不能表达出我对于旧社会和敌人的憎恨。你千万不要以照相的标准来评价一切艺术作品。
在《红军过雪山》所在展厅的墙面上也摘引了胡一川日记中关于创作的自述：
我认为要表现红军过雪山可以把毛主席的两句诗“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作为主题思想。
这幅画应令观众感到寒冷，没有下雪但寒风从山下刮上来的，红军与风雪斗争难以行走，卷起了山上的雪，一切都在动。
这样的呈现方式无疑会使日记中的主体在阅读过程中进入观众的意识，进而让人产生一种艺术家正在现场阐释作品和创作的感觉。此外，胡一川日记中极具自省意味的口吻，在展览的语境中还会给人一种对话感。例如：
你应该勇敢地跑到时代的前头当旗手，而不是应该只握着时代的尾巴。假若不跟着时代跑，做一个前卫或是一个有力的帮手，你还有什么用啊!你千万不要以照相的标准来评价一切艺术作品。你应该深刻地细嚼人生的痛苦，你应该深刻地去玩味人生的快乐。
这些原本是胡一川在日记中用于自我警醒和勉励的话语在被放大、印写在展览空间里时，“你”所指的对象便由曾经的书写者转换为了现在的观看者。笔者相信这些话语无论是对于普通观众，还是对于专门学习和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来说，都将有不同程度的震撼和启发。
此外，音乐、视频等媒体的运用使得展览现场带有浓郁的情感氛围。无论是开场的吉他变奏版国际歌，还是展览尾声的视频配乐，都旨在激起观众不同的情绪和心理感受。值得一提的是，最后的视频配乐——由作曲家李戈创作的《夕阳山顶》——作为《黄河绝恋》(1999)这部“革命+爱情”电影的主题曲，实际上也正是对胡一川与黄君珊在抗战年代那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的歌颂。在如此气氛的现场中，无论作品还是文献，对于观众来说无疑都将更具温度。
四、结语
作品与文献材料在展览叙事不同阶段的主导作用使得整个展览呈现出循序渐进的节奏、由表及里的层次以及叙事的张力。此外，作品与文献材料也都摆脱了单一的展示和说明功能，共同组成了有机的叙事脉络，展览中大量文献材料在极大丰富展览叙事效果的同时，也使得观众对于胡一川的印象更加全面、立体和鲜活。本次展览对于文献的呈现和运用启发着我们对于文献材料(包括出版物、档案、照片、影像、笔记、信件、生活实物等)的重视。
重回本文开头的问题：如何让观众认识胡一川?毫无疑问，“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借助作品与文献这两条线索，已经为观众勾勒了一个全面的轮廓，它既有胡一川作为艺术家时质朴、率性的面貌，也有他作为现实个体时的坚忍、矛盾的一面，可以说，正是跌宕的现实生活磨砺了胡一川的内心，人生的前线对他来说，其意义也许就在于对现实苦难和幸福的不断超越。正如他在1942年3月10日的日记中所写那样：
真的，在我的一生旅途上一种残酷的寂寞和难过占据着大半段啊。
我盼望我的翅膀长得更健全些，我要大胆地在人生的最愉快和最痛苦的云间飞翔，我不怕狂风暴雨，我要渡过人生的旅途中最艰险的境地，我一定要顽强地到达我的理想之邦。
作者｜冷俊岐（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发表于《美术馆》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