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16年，以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的学生公开展览人体画为导火索，引发了一场关于女人体公开展览与观看合法性的长达十年的论争。回看这场争论的前因后果，在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影响与推动下，人体审美被新文化知识分子引入到“艺术救国”的政治框架之下，成为提升国民素质的工具。虽然以刘海粟为首的新知识分子宣扬一种非功利性的纯粹审美，但对人体艺术“裸”与“不裸”的争论不可避免地与政治形势紧密勾连，而演化成了新文化运动中新旧道德之间的对立。这一过程中，妇女身体一定程度上沦为了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新的社会阶层用于重构文化认同的工具。
关键词：
美育；人体模特儿；女性；身体
近代中国，女性身体经由天足、天乳等社会运动而逐渐摆脱束缚，走向公共空间。新兴艺术家亦从身体出发，尝试反叛传统，建立起对女人体的独立审美。其间，以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的学生公开展览人体画为导火索，引发了一场关于女人体公开展览与观看合法性的长达十年的论争。
1、刘海粟的“美育”思想
“人体模特儿”事件指的是1916-1926年间，由刘海粟为首的新兴艺术家三次公开展览人体绘画而引发的社会争论，其矛盾主要聚焦在人体艺术的合法性问题上。[1]这一事件由刘海粟及其创立的上海图画美术学校为肇始，前后十年，刘海粟本人深深卷入到争论之中，成为“模特儿”支持方中的灵魂人物。以往的研究大多注意到模特儿风波中艺术家群体对女人体之审美纯然性的强调，认为其有助于艺术与身体观念的去功利化，甚至以“唯美”评价之。但重新审视事件的前因后果，刘海粟及其支持者在“美育”思想的影响下，并非全然以一种去功利化的态度对待人体艺术，而是相反，将其卷入到了以美术改造国民性格的艺术功能论之中。
“美育”思想源于蔡元培。1917年，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以美育代宗教说》，提出传统宗教知识、意志、情感的功能正随着时代的进步被取代，知识被科学所取代、意志被新道德取代，而情感功能则需以美育代之。宗教之所以不适合承载人们的情感，是因为其功利的性质会造成对个人感情的刺激，使其成为专制主义下的奴隶，无助于培养个人高尚的情操。而审美的去功利性、纯粹性则有利于“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2]从而培养出利他的国民精神。蔡元培认为，中国最大的宗教是儒教，只有用美育来替代孔教，以一种新的道德伦理来替代旧的道德伦理，并通过美术的移情功能来引发国民的内省，“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3]才能够塑造出全新的国民性格，因此他将美育定义为：“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4]
蔡元培与刘海粟之间私交甚笃，[5]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出版之后，升为仰慕者，刘海粟立即去信以示支持，并希望蔡元培在“模特事件”上予以援手。很快，蔡元培就以亲笔信的形式给刘海粟以声援，并且为上海美专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关系网，为模特儿事件中深受打压的美专提供了支持性力量。[6]
刘海粟的艺术观从根本上是对蔡元培“美育”思想的继承。在1918年《江苏省教育会组织美术研究会缘起》中，刘海粟最早提出自己对美术的认识，并将美术和国民性进行捆绑。他认为，“美术者，文化之枢机。文化进步之梯阶，即合乎美术进步梯阶也。物穷则变，所变者亦美也。美术之功用，小之关系于寻常日用，大之关系于国家民性”，[7]同时指出，“西方各国之物质文明，所以能照耀寰区而凌驾亚东者，无非以美术发其韧而肇其端”。[8]实则以“艺术救国”一直是刘海粟的宏伟目标，他始终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在制度而在精神，“吾国之思，在国人以功利为鹤的”，其中“当国者，只求有利于己；执社会事者，只求有利于己”，国人缺乏集体利他的精神导致国家松散，“故救国之道，当提倡美育，引国人以高尚纯洁的精神；感发其天性的真美，此实为根本解决的问题”。[9]显然，这是希望通过“美育”来纯洁国人精神、提高国人情操，从思想上来解决“国民性”问题，从而完成其“救国”之夙愿。
2、人体艺术话语权的建立方式
“美育”思想深刻影响到了刘海粟及其支持者在“人体模特儿”事件中的话语方式，表面上，人体艺术的支持者强调审美的去功利性，但实际上他们在谈论“人体美”时，从未真正脱离艺术的社会功能论。
回顾这场争论的逻辑过程，人体模特儿引入中国之始，是作为艺术教育中的一种科学工具，完全属于美术专业范畴。刘海粟表示，“夫模特儿之为物，欧洲艺术家在习作时代为必须之辅助，盖欲审察人体之构造，生动之历程，精神之体相，胥于焉借镜”，[10]他发现，在欧美文明中，“闻模特儿其名，必联想及科学上之化验用具，同一作用，事极常泛”，[11]但在中国，人们一听闻裸体，却如见洪水猛兽，“借礼教之名，行伪道之实”。[12]以这种反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艺术中的严肃问题，必当阻碍艺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可见“模特儿”原本属于专业绘画的范畴，但为什么却变成了“道德之争”？对此，上海市议员姜怀素的质问最具代表性：“精神之体相，又何必假镜于裸体？”[13]换句话说，反对者们认为，模特问题并非一定关乎艺术的技法训练，因为提升技艺不一定要用裸体，但裸体本身却会挑战到礼法习俗，因而对模特儿的伦理批判可以超越绘画本身。这便将模特儿问题从专业主义，引入到了绘画女人体的社会性质层面。
反对者从“风化”角度对裸体现象提出尖锐批判，认为人体艺术展乃“丧心病狂崇拜生殖之展览会”，画人体，尤其是女人体将会造成各方面的问题，“在学校方面，则忍心害理，有乖人道；在模特儿方面，则含垢忍羞，实逼处此；在社会方面，则有伤风化，较淫戏、淫画等为尤甚”，[14]上海市议员姜怀素评价此为“世风不古，礼纪荡然”，模特儿引诱青年人堕落，“造恶无量”。[15]对此，刘海粟以女人体为“美中之至美”反驳之。刘海粟认为，不管从形式还是内在的精神上，人体都流露出天然的美感，“不假造作，有生以来，即有是美”，[16]“外有微妙之形式，内具不可思议之灵性，合物质美之极致与精神美之极致而为一体”，[17]其美感能够体现出生命之流动与灵性，甚至“能使心灵与肉体谐和”，并达成“自然美与精神美之极致”。[18]这一审美纯然性与“美育”思想所标榜的“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19]一脉相承。蔡元培将审美定义为一种抛却善恶、人我的非功利行为，正因如此，人们“对希腊之裸像，决不敢作龙阳之想；对拉斐尔若鲁滨司之裸体画，决不敢有周昉秘戏图之想”。[20]而刘海粟在为艺术女人体辩护之时，亦列举西方经典裸体画之纯洁表征，将艺术与淫秽划清界限，并且表示，“现代各国政府学者，鉴于人生之役于物质，殿屎呻吟，不可终日，故盛倡美育以为解脱”。[21]由此，将女人体之纯美与陶冶情感、去除功利、提升素质的“美育”之间直接挂钩，从社会功能上反驳了反对者们关于“有伤风化”的指责。
另一方面，刘海粟又将反对者们有关道德层面的质疑，定义为“封建礼教陈腐观念”，[22]对其发起批判。他认为绘画中的女人体原本是纯洁无瑕的，之所以被卫道士指责为有伤风化，是因为其个人心中有“秽念淫欲”，以至于看“天下女性尽为导淫之具”，[23]这正揭示了礼教的虚伪。这便将“美”的矛头直指礼教，与蔡元培“美育代宗教”的理念如出一辙。蔡氏曾认为，所谓的宗教是通过“刺激感情”来实现对人的专制，在中国以儒教为最甚。宗教本身的功利性体现为“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之条件”，而美育附丽于宗教必会受其连累，“失其陶冶之作用”。[24]模特儿之所以在中国遭受到大肆攻击，正是传统宗教的“遗毒”在起作用，刘海粟发现，儒佛二者的教化往往“化真为伪”，压抑天性，儒教讲求涵养功夫，喜怒不形于色，导致中国人“天真浪漫之表情”遭受压抑，而佛教“成见迷信，以人体为不洁”。[25]所以礼教束缚下的国人，“非但不以人体为美，且目为极丑之物。……可怜最能表现人体美之女子，因佛教、儒教之压迫，竟至于无地可容”，[26]所以对礼教的突破恰恰需要女人体的天真浪漫作为支持。由是论之，女人体在某种程度上被建构成了新道德、新伦理的外在表征，而反对者则被贴上守旧、落后、陈腐的标签，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对象。
所以回顾整个过程，反对者站在“有伤风化”的层面上对模特儿现象加以道德指责，而以刘海粟为首的艺术家阵营，则巧妙地将这场争论置换成了新旧道德之间的较量，一方面证明艺术中的裸体是纯洁的，乃“美中之至美”，进而与“美育”思想中以美“陶冶情感”的诉求遥相呼应；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反对者们对女人体的斥责、对衣饰的坚持塑造为礼教的余毒，卫道士的虚伪，甚至以“衣冠禽兽”论之，由此在“裸体”与“衣饰”之间构建起了新/旧道德的对立关系，巧妙的呼应了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
结论
“人体模特儿”事件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以刘海粟为代表的支持者们站在审美的纯然性角度为女性身体观念的解放提供了专业的话语武器，但从论争过程中的“美育”逻辑来看，人体的唯美归根结底还是与反对礼教、陶冶情操、塑造利他主义的国民精神之间一脉相承，这就表明对模特儿身体的观看自由实则是建立在“艺术救国”的国家框架下来展开的。女性身体以及艺术审美并没有真正脱离外在权力的渗透而走向全然自由，而是变成了近代中国文化改革运动中的工具性载体，用以支持社会新阶层在文化上的“价值重估”，以求造成社会、政治层面的影响力。
关于文化认同的转型，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发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将会经历从结构到文化的转变过程，社会结构的重组将导致“相关群体的传统界定，或者说认同不再合适。……这激励了他们去寻求，并且有可能获取的话就采纳新的认同”。[27]换句话说，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必将经历一个重塑文化认同的过程，而当后发展型国家[28]的文化传统中缺乏原生态的自由、民主、民族等文化观念时，文化认同的转型就极有可能演化成对传统的怨恨(ressentiment)与否定。[29]回看“人体模特儿”事件，代表新文化的知识群体与坚持旧礼俗的社会阶层之间就女性的身体观念展开了一场持久的交锋，某种程度上，二者实则以艺术和身体为导火索，触发了传统社会结构下以礼俗为标尺的旧文化，与新知识阶层试图重构现代国家，重塑国民性格，以造就强大国家共同体的新诉求之间的固有矛盾，与格林菲尔德所谓的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价值重估”和“怨恨”机制如出一辙。更进一步来说，实则不管是旧礼俗还是新道德，它们都没有真正放弃权力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企图，虽然新知识分子提出女性身体审美的去功利化，反映出一种“个人主义”的倾向，但归根究底来说，女人体还是作为“艺术救国”论目标下的功利客体而存在，身体归于国家、民族乃“美育”逻辑下不可避免的后果。
作者｜吴梦园（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2015级博士生）
原文发表于《美术研究》2018年04期
注释
[1]这场为期十年的风波起初源自于1916年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公开展览学生的人体习作。1919年，刘海粟、汪亚尘和王济远等人在寰球学生会上再次陈列人体绘画，诱发了关于“模特儿”的第二次争论。但前两次都停留在大众舆论的层面，以媒体为阵地。直到1924年，由江西警厅勒令禁止上海美专学生饶桂举开展陈有人体习作的画展为标志，国民政府开始正式卷入到了模特儿事件中，自此争论层层升级，并最终引发五省联帅孙传芳的干预，造成巨大社会反响。刘海粟：《人体模特儿》，引自素颐编：《民国美术思潮论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
[2]滕浩主编，蔡元培著：《民国文化名家经典书馆蔡元培经典》，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117页。
[3]同上，第118页。
[4]蔡元培：《美育》，引自文艺美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74页。
[5]李安源：《刘海粟与蔡元培》，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
[6]1919年，上海美专成立了校董会，蔡元培出任校董主席，还提名梁启超、沈恩孚等社会名流担任美专校董，增强了美专的社会影响力。其后，更多的政界大佬和社会名流成为美专的校董，如孙科、孔祥熙、吴铁城、陈公博、史量才、李石曾、蒋梦麟、叶恭绰、胡适、经亨颐等，这为美专的发展创建了巨大的有力的社会关系网，成为“模特事件”中受打压的刘海粟及上海美专的保护伞和支持力量。
[7]刘海粟：《江苏省教育会组织美术研究会缘起》，引自朱金楼等编：《刘海粟艺术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17页。
[8]同上，第20页。
[9]刘海粟：《救国》，《美术》第2期，1919年7月。
[10][11][12]刘海粟：《人体模特儿》，素颐编：《民国美术思潮论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
[13]同上，第120页。
[14]同上，第115页。
[15]同上，第120页。
[16]同上，第123页。
[17]同上，第124页。
[18]同上，第124页。
[19][20]《民国文化名家经典书馆蔡元培经典》，2016年，第118页。
[21][22][23]刘海粟：《人体模特儿》，素颐编：《民国美术思潮论集》，第117页。
[24]《民国文化名家经典书馆蔡元培经典》，第117页。
[25]同上，第125页。
[26]同上，第126页。
[27][美]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9页。
[28]后发展型国家指的是：先从发展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进程了解现代化本身，包括直接借用先现代化国家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大量引起先发展国家的资金等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完善管理制度、政治体制的国家。
[29]同[27]，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