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新中国建设时期，周令钊由早年的“行走与记录”，转入更为稳健的“锤炼与创新”，这一转向，恰如“凝光”之意，将稍纵即逝的视觉经验加以提炼，使之沉淀为可被历史留存的时代精神。一方面，他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国家重大项目，在共和国视觉形象的建构中担当重任；另一方面，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他在教学与研究的日常中不断梳理专业方法、夯实艺术根基。创作与育人两条路径互相支撑、彼此滋养，使他的艺术实践既能切近时代所需，又能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融入文化的生成与传递。
在这一时期，他主持、参与多项具有标志性的国家任务，并以杰出的艺术表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与陈若菊共同绘制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像，参与毛主席纪念堂建筑装饰图案设计，创作北京饭店大型壁画，并完成“新兴力量大团结”邮票等设计。上述项目横跨油画、壁画与设计等多个领域，既要求有宏大叙事的准确表达，又需兼顾公共传播的清晰可读，并在审美层面形成大气明朗的视觉气象。正是在这种公共语境的高标准要求下，他的艺术语言得以不断校准，逐渐形成气象开阔、节奏明快、富于生机和建设性精神指向的视觉风格，并趋于成熟。
“铸心”，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成熟是如何被自我锻造的：既是技艺的积累，更是一种职业伦理与品格的养成。从构思到草图，从画面秩序的建构到公共阅读的把握，从反复调整到最终定稿，他在持续推敲中将创作的每一个环节转化为可被遵循的专业规范，使作品从个人表达转入集体记忆的承载。因而，他既能在紧迫节点中从容应变，也能以工匠式的严谨执着坚守视觉品质，让公共图像在庄重有序的同时，仍保有人的温度。
01
邮票设计
周令钊 新兴力量大团结（10分票）1951年 22.5×31.5cm 纸本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周令钊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邮票设计美术顾问，曾主持并完成多套邮票设计，是新中国邮票设计领域的重要代表。
为纪念1963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办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新兴力量”主要指代20世纪60年代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控制的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邮电部于1963年11月17日发行纪念邮票一套5枚（志号“纪100”），面值包含8分（足球、铁饼、游泳、体操）与10分（新兴力量大团结），总面值0.42元。其中10分面值（新兴力量大团结）由周令钊设计，北京邮票厂负责印制，票幅为横式（52×31mm），发行量300万枚。
该枚邮票以举办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标志性植物棕榈树和飘扬红旗为背景，棕榈树挺拔茁壮，红旗如林，具有鲜明的地域指向与视觉节奏。画面主体是一支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多国运动员组成的队伍，他们挽手并肩，不分国别、不分信仰，朝气蓬勃地行进在绿茵大道上，突显出新兴力量的大团结已经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巨流，势不可挡｡作者在小尺幅中营造出整齐而有力的集体动势，强调体育交流背后的团结主题，并以清晰的构图与符号系统提升了邮票的识别度与传播效果。
02
开国大典主席像绘制
解放以来喜事多，10月1日天安门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据说是大会主持人通过美院党委书记江丰同志要我为开国大典画悬挂在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我真高兴。一是旧中国即将变成新中国，二是我有幸获得这项光荣任务，三是我为老乡毛泽东画像。第二天一早我就和江丰同志步行去了天安门，从不同角度勘察挂像现场，定画像大小，考虑作画地点及画像安装方案，设计脚手架，等等，我提出要当时还是学生的陈若菊做我的助手，组织上同意了。一切准备停当，我和陈若菊兴奋地奔上了天安门。
我们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殿外东侧墙边作画。画幅约 6.0 米×4.6米，画布遇风易起褶皱，画在马口铁皮上较平整。没有放大机，就打格放大，尺子不够长，便用粉线袋弹格放大；没有升降机，便搭脚手架，爬上爬下退远看效果。毛主席像是根据摄影家郑景康拍摄的黑白照片创作的，戴八角帽，敞衣领，头稍侧，微笑，下部有毛主席书法“为人民服务”（字是按领导要求写的）五个字，十多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终于按期画好。聂荣臻市长来看过，他认为很像，只是开国大典是庄严的日子，主席的风纪扣还是扣起来好。他走后，我们“扣上了风纪扣”，大功告成，回到家中，刚要休息就听到敲门声，天安门来人说：“像已挂好，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看过，认为像下方还是不写字好。”我立即和他们乘上来接我的汽车赶到天安门。几个聚光灯把主席像照得通亮，三架木梯绑成一架长梯靠在像上，我拿着画具爬上去，梯子一闪一闪的，脚下是黑黑的门洞，好在我没有恐高症，涂去字后再画成衣服，画完一部分下梯，挪动梯子再上梯画另一部分，反复数次，终于修得天衣无缝了，天也快亮了，还有几小时开国大典就开始了。
1949年10月1日一早，我和陈若菊赶到学校，随队伍一起去参加开国大典。美院的队伍位于天安门东南侧、在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位置，我先远看主席像的整体效果，还可以，也听了下周围同志们的反映，都说好，我们放心了、高兴了。
那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无数先烈的牺牲得来一个全新的中国，将来的日子会更加美好。
红旗招展，掌声雷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毛主席操着湖南乡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湖南乡音令我感到无比亲切。祖国前途光辉灿烂，我和全国人民一起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
（周令钊《从画记》）
周令钊 回忆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绘制现场 2008年 45.8×71cm 纸本水粉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这件作品创作于2008年，是周令钊对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一次关键任务的回忆性再现。1949年，中央通过美院党委书记江丰委托周令钊绘制开国大典期间悬挂于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多年后，艺术家以亲历者视角把当时的工作现场重新“复盘”，绘制成这样一幅作品。
画面以天安门城楼东侧红墙为远景，中景是主席像，整体形体已基本完成。画像周围临时搭建两层脚手架，左右各设攀爬梯，结构简洁，功能齐全，符合高强度、限时完成的制作需求。陈若菊站在二层作业，右手执笔、左手持调色碗；前景中间的周令钊手拿一张主席像小稿，似在与陈若菊沟通绘制细节。右侧台阶上摆放的暖壶、板凳、碗与盘中馒头等生活物件，提示了现场的工作节奏与临时条件。这个作品采用针管笔与水粉相结合的方式，建筑细部描绘严谨，色彩和谐，在纪实性的描绘中将观者带回开国大典筹备阶段的具体工作场景。
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 摄影：孟昭瑞
这张照片由著名摄影家、《解放军画报》高级记孟昭瑞拍摄，记录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历史景象。照片中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由画家周令钊主笔绘制的巨幅毛主席画像。当年，周令钊未能与这张重要作品留影。2012年，孟昭瑞将这张珍藏了63年的照片赠送给了时年93岁的周令钊。这不只是一份影像记录，它凝结了跨越时代的艺术情谊与共同记忆。
03
见证中苏友谊
周令钊 中苏友谊万岁 1957年 38.5×27.2cm 纸本铅笔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创作于 1957年的《中苏友谊万岁》是一件为报纸定制的速写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1957年4月16日第2版,作品描绘了毛泽东主席亲自迎接来华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元帅及代表团时首都群众夹道欢迎的场景。
作品采用高处俯瞰视角与焦点透视，车队沿街道向远处延伸，形成强烈的纵深关系；道路两侧悬挂中苏两国国旗与“中苏友谊万岁”横幅，形成有序的视觉节奏。前景人群密集，围栏旁的观众挥旗、举花、欢呼致意，身份涵盖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工商业者等；敞篷车中的毛主席与伏罗希洛夫元帅向公众挥手，花瓣抛撒、站台、旗帜与摄像机等细节共同强化了现场的热烈气氛与仪式感，展现出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盛况。
从创作方法看，作者先登高选取俯视角度，预先完成列队人群与空间秩序的铺陈，再在贵宾抵达时快速补入关键人物与动作。作品以高度概括的线条组织群像，通过“密而不乱”的排布，将新闻事件的即时性与大型场面调度结合起来，生动的描绘了中苏关系蜜月期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场景，既是对特定历史时刻的图像记录，也体现出周令钊在大型叙事题材中对构图节奏、信息取舍与画面控制的能力。
04
宣传画与装饰图案
周令钊 为加速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1976年 74.8×120.8cm 纸本水粉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这幅宣传画创作于1976年。经历阶段性动荡后，国民经济亟需恢复与重建，同时也需要凝聚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信心、鼓舞建设热情。早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而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强调 “四个现代化”是世纪末的重要目标。作品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语境与现实需求中完成的。
画面以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形象为主体：他身着中山装，神情从容，目光向前，左胸前佩戴“为人民服务”与毛主席头像胸章。人物两侧布满白色马蹄莲，象征对周总理的敬意与永恒的怀念。背景中密集的卫星发射塔、火箭、铁路、高架电缆、吊车、飞机、轮船、石油勘探等符号，构成高度概括的“现代化”图景，强调工业、交通、能源与科技等领域的整体推进。除去标语口号部分，画面以大面积鲜亮的橙色为主调，强化一种向前发展的视觉指向。宣传画下方以红底白字排列标语“为加速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字体以黑体为基础，但笔势更具弹性和动势，使口号在醒目之外呈现一定的节奏感和向上的调性。整体上，作者将人物形象、代表性符号与主题标语组合在同一画面中，体现了特定年代宣传画的视觉策略，为我们理解当时国家发展叙事如何通过图像进入公共空间提供了线索。
周令钊 毛主席纪念堂建筑装饰图案 1976年 26×30.2cm 纸本水粉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毛主席纪念堂开始筹建，周令钊参与毛主席纪念堂的建筑装饰图案设计，本件即为其中一张设计稿。作品采用中心对称的结构，以万年青为主体元素，并辅以梅花、绶带等装饰纹样，形成稳定、庄重的视觉中心。
在形式语言上，图案延续了周令钊将传统装饰艺术与现代设计方法结合的特点：植物与绶带等元素取法于传统吉祥纹样，但通过更规整的构图组织与浮雕式的体量处理，使其适应建筑装饰对尺度、秩序与可实施性的要求，呈现“民族化+现代化”的创作路径。作为纪念性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装饰图案不仅服务于空间气质的营造，也承载公众对历史人物的情感表达与纪念意义。
图中万年青、松、梅等植物常被赋予“常青”“坚韧”“高洁”等象征含义，绶带与果实则指向“礼仪”“成果”的语义。在纪念堂语境中，这些传统符号被重新组织与强调，用以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敬与追思。而对称、规整的构图语言进一步强化了肃穆、庄重的视觉秩序，与纪念堂整体庄严的氛围相呼应，传达“恒久”“纪念”的主题指向，寓意着毛主席的思想和功绩将永垂不朽。
05
古都集萃
周令钊、陈若菊 古都集粹第二稿（金线彩稿）2001年 74×111cm 纸本丙烯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周令钊 古都集粹整体线稿1 2001年 78.3×111.7cm 硫酸纸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古都集粹》系列作品创作于2001年，是周令钊夫妇二人共同为北京饭店创作的大型漆刻壁画。作品以全景式构图呈现北京古都意象，将历史建筑、文化符号与城市景观融为一体，通过漆刻工艺的材质表现力，赋予画面深厚而辉煌的视觉质感，旨在承载与传达北京作为千年古都的历史底蕴与文化象征。
该作品创作于北京申奥成功与中国加入WTO的关键历史节点，正值全国范围内城市形象提升与文化建设的活跃期。作为北京饭店改造中的重要公共艺术项目，它不仅是空间装饰，更是文化表达。因此，《古都集粹》可被视为新世纪中国公共艺术转型的典型代表：它超越了以往侧重实用与纪念的“功能主义”范式，转向更具叙事性、文化性与审美整合力的“文化景观叙事”，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国在城市形象塑造与公共艺术观念上的重要演进。
06
伉俪情深
1949年6月20日周令钊与陈若菊订婚照
2002年周令钊、陈若菊夫妇在丙烯壁画《天下忧乐情满楼》前创作切磋
周令钊先生《从画记》中回忆了他与爱人陈若菊女士相识相知相守的时光：
我和图案科的同学一起完成了迎接光明的任务。通过专业实践，同学们得到设计实战锻炼，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师生情谊，我也获得了爱情。陈若菊是班代表，这段时间我们接触得更多，感到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兴趣与追求目标上都很相近，都愿意从此在一起不分开。我们好，同学们高兴，徐院长、廖静文先生也促成我们。
旧社会环境恶劣，长沙气候潮湿，肺结核病多，我住稻谷仓时，左右邻舍中就有三人因肺病死去，我都去看望过，据说肺病死时，细菌四散，特易感染。又有我在华中美专的同班同学李纯先，成绩好、人好，我们交往较多。他因患肺病，劝我也去检查，我迟迟没去。他虽去世多年，但我担心自己已被感染，我准备和若菊交往就赶快去协和医院照x光、验血，结果正常，这才高兴地向若菊提出永结同心。
我见了她的父母，她的父亲陈兆年，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授，善篆刻、爱书画，很同意我们相好。只是她的祖母还有些担心，说令钊都 30岁了，家乡会不会有原配夫人。当然没有，大可放心。我自18岁投身抗战，始终马不停蹄，奔走于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等大半个中国，来到北平才松了一口气，才有资格安排自己的未来。
我们挑了个最好的日子——1949年7月1日党的生日成婚，地点就在徐院长的宅院。本想请美院多位同事、学生参加，在法国面包房定制了三层的大蛋糕。但“七一”那天大家都要去先农坛听毛主席的“七一讲话”只留下些老年同事、学生中的介绍人、伴娘等。陈若菊的亲人都来了，婚礼还是很隆重。我家太远没来人，徐院长做证婚人，主持婚礼，在婚礼上还送给我们一幅他画的《双马齐奔图》日后我们也没有辜负徐先生的期望。解放区来的江丰、艾青、王朝闻等同志联名送我们列宁所著《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精装读本。廖静文和她的姐姐廖学文一直张罗我们的婚事，并带陈若菊去买料子、做新衣。婚礼那天，萧淑芳说新娘很漂亮，贺客都很高兴，我至今感谢徐先生和同事、同学及各位来宾的深情厚谊。
周令钊先生与陈若菊女士，这对艺术伉俪的深情与默契，贯穿于众多作品之中。从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像，到北京饭店的大型壁画《古都集萃》，再到充满生命力的《惠安组画》，皆是二人心手相连的结晶。周令钊先生于大处定乾坤，陈若菊先生于细处见精神。在宏观构图与微观刻画的交融中，他们共同将时代精神，凝练为无可替代的视觉史诗。这份始于志同道合、臻于技艺共鸣的伴侣深情，或许是“画在时光深处”最动人的注脚。
主编 | 何一沙
责编 | 杜隐珠
文字编辑 | 张满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