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此
11月5日，是我们驻地实践团队出发的日子，今天刚好两周年。两年，置于历史长河只是一瞬间，然而因为这场突发、至今仍在的新冠肺炎疫情，种种的发生、改变，注定成为重要的历史节点。
Hello，Future ! Where are we？带着这一命题，我们于2019年冬完成了赴日三周的驻地实践，后续的计划是在中日两地办展。一个多月后的2020年初始，疫情突发，计划在改变。
疫情给大家带来了新的思考。原本定于樱花开放的春天展期推迟到秋天。2020年10月，驻地实践创作展落地北京三里屯的田地艺术中心，驻地艺术家又聚在一起，碰撞、交流，欢呼雀跃。参加展览的美院领导、同仁们对展览给予充分肯定，对于艺术家“自由奔放”的创作给予赞赏。基于学校对展览的特别支持，驻地实践成果汇报展回归美院，驻地成员欢欣鼓舞，再度碰撞、交流、深化，希望给学校交上第一份满意的国际驻地艺术实践的答卷。
按照美术馆计划，展览定于1月7日开幕。疫情再次反复，展览再度推迟。推迟的过程，给我们带来深度思考、深化的机会。
我们于6月19日采取线上线下方式，召开了国际驻地艺术实践学术研讨会，驻地实践时参访过的知名学者、策展人以及日本多摩艺术大学校长建畠晢、东京艺术大学教授今村有策与驻地艺术家进行了交流研讨。
如今的世界又发生了什么？我们该向何处走？
立足本土文化,置身国际语境，围绕疫情带来的“逆全球化”问题，作为中国青年艺术家应有自己的答案。人们在寻找答案。依赖于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当代艺术”难以实现自己的突破。那么，基于母语文化给养，成长于国际语境中的青年一代，又该如何用好自己的语言，字正腔圆地说好中国话、写好方块字、画好中国画、讲好中国故事呢？ 青年，奔放，是同义词，最不应该囿于“概念”的牢笼。此次驻地实践，我们最希望每一个人做到的，就是——做自己。
“我们是谁？我们在哪？”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答案。
我们在此，跟随时代找寻答案。
这是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实施的首个“青年艺术家国际驻地艺术实践计划”，旨在为他们在当今国际艺术语境中寻找自己的方位、发中国之声搭建有效途径。此项计划为青岛千里行集团捐助设立中央美术学院“千里行”奖学金的后续项目，旨在扶持青年艺术家成长，经费来自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配比，在此特别致谢山东青岛优秀企业家任钦武先生。项目获批后，我特邀中央美院美术馆的优秀年轻策展人蔡萌先生作为此次驻地实践展的策展人，并相商共同邀请了中央美院不同专业领域的七位优秀青年艺术家。曾留学日本的程启明教授作为建筑学专业向导，让同行的年轻艺术家一路吸收日本建筑文化营养，日籍在校博士生江上越同学参与驻地实践并兼任此行翻译，在此特致感谢。
项目策划 秦建平
驻地艺术家感受
程启明（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
在日本生活了七八年，日久生情，以至于之后每次来访都会萌生出一些实在的亲切感。这次是随央美几位青年艺术家去了日本，为期半月的驻地创作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大家一起走访高校、拜会艺术家、见朋友、看展览、品建筑、酌酒聊天。总之，一切都非常愉快。
吴啸海（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第五工作室主任、教授）
“驻地创作”对美院的人来讲并不陌生，以前美院的下乡考察讲究跟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去感同身受，融入其中再搞创作。这个异地创作的“美院下乡”思想后来到哪儿都好像没变过。
想象中的日本文化跟中国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现代文化也有很多明显不同的地方。去日本不只一次，这次驻地创作，我仍然以我一贯的个人本位立场去看日本社会看日本的艺术家同行，我始终只是以日本为一面镜子，对照自身面临的问题。
除东京、京都外，我对静冈、茨城两个县城更有兴趣。我的老家浏阳与这两城因为烟花生产联系比较密切，从1968年开始浏阳烟花出口日本，而日本的烟花产品标准跟欧美都不一样。展览现场将展示的是1968以来浏阳出口日本的花炮烟花产品的包装，这些包装均为日本设计师设计，浏阳本地乡镇印刷厂印製。我想以此探讨当代文化交流的浅表和实质。
商亮（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副教授）
我们在日本的探访游历总会感到既熟悉又疏离的文化氛围，时空混合的交错状态，这让我不断去尝试在一个动态的坐标系统中寻找定位，通过作品去回应全球化背景中的当下议题。在这次展览中我会呈现“拳击人”和“好猎手”系列的作品。
“拳击人的肖像”是拳击人化身成了奖杯或者棋子的造型。拳击人是一个力量爆炸变异成的拼合符号，黑色的拳头上长着动画角色的嘴，在笑脸迎迎中也夹杂着危险和警示。
“好猎手”系列中青少年的形象作为被大众消费迷恋的主体，同时又具有原始的动物性和未被社会驯化的外露暴力。他们的姿态借用了西方雕塑和绘画传统中的古埃及古希腊立像，被认为是兼顾了神性的理想化人体，被虚拟了在身躯、体格和精神上的永恒性。
卢征远（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科基础部副主任、副教授）
这次驻留使我对日本文化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了解到日本在文化传承与国际化方面取得的成果，也对整个东方文化体系在与西方交融的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有了思考。同时这次考察也为我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滋养，对艺术家而言，这种身临现场的体验比隔着屏幕得来的信息更为不可替代。
《我们在哪儿？》这件作品的构思和创作都在考察旅程中完成，记录了在日本乘坐有轨电车时的一段影像。作品通过对日常经验中容易被忽视的细节的体察，并将其置于新的语境，激发了一种看似熟悉又不可言说的经验，这既是有关日本的一种在场的图景，又是有关“在哪儿”的一个真实的片段。
叶甫纳（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教师）
难忘日本驻留时和大家结伴一路上欢声笑语和促膝长谈。这一行也由此令我重新思考亚洲的身份性和当代我们民族独有的文化艺术价值，此次呈现的“亚种”和“乒乓流”两个系列作品也试图对此进行回应。“我们去哪儿？”的确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也是我们未来的命题。
张文超（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师）
每天的行走与无处不在的好奇心使我慢慢拼凑出这种感受，它又或是一种错觉？这里有一种统一的节奏，去上班、乘电车和逛便利店，好像每个人都在一条单向的、被预设的路径上，过着自律的生活。走在夜晚的街道、电车站台，又或寻访寺中庭院，每个微小的必经之地都已被合理规划，每个人（包括我们）只需按照既定的时间线就能完成一天的剧本。这些体验都是巨大而精密的都市中的一小部分，但却推动着我构思出了目前的作品。
陈抱阳（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教师）
那是我首次到访日本，却让我觉得似曾相识而又陌生。从各种媒介上所了解的日本在下飞机的那一刻起不断地瓦解与重构。刻板印象与亲身感受不断地互博。我不断地想透过纷繁的外表，去丈量心中与体感的日本之间的距离。
我想这不就是人和世界，特别是人和人造世界的关系吗？我们自傲地以为了解所创造的这个算法世界，但也许那不过只是我们心里以为的“东京铁塔”。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切实便利，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新颖的手段和载体，亦承载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的畅想与期许，却也裹挟着一些错觉。数字化转型间，确实完成了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但却把可见的烟囱藏到了屏幕之后那些人们不易察觉的地方，隔着屏幕我们不免得出结论——数字技术是干净的、环保的。人们忙于讨论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却听不见南极冰架塌落的巨响，数字技术真的可以调和人们与地球紧张的关系吗？
看着这两台AI小车在展厅里奔跑，用我们儿时最熟悉的追逐游戏，试图用他们忙碌却无意义的行为试图唤醒我们，用诚恳的视角认识我们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和谐共处始于蹲下和小孩说话开始。
江上越（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我在2019年日本驻地实践交流中发现了中日近代交流的线索。
服部亮英于1937-1939年曾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北京美术学校的副校长，同时和齐白石、卫天霖等一起举办过展览，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在中日两国很少有人知道。通过各方面我找到了他的后代，从他们的口述了解到了他的情况以及他在历史中的贡献。
在本次的作品中，反射在镜面的影像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局部被挖空，同时在另一个反射中局部又被放大。信息传达中的变异和错位，在错乱的反射中，我也在重新思考作品中所呈现的近代中日两国的复杂关系。
